宋纪二，从公元424年（甲子年）到公元427年（丁卯年），共四年。
元嘉元年（公元424年 ，甲子年）
春季正月，北魏更改年号为始光。
正月丙寅日，北魏安定殇王拓跋弥去世。
营阳王在为先帝守丧期间一点规矩都没有，就喜欢跟身边的人混在一起，没日没夜地玩。已经退休的特进范泰给皇帝上了封奏疏，说：“我听说陛下您时常在后花园里，折腾军事那一套，宫里敲鼓的声音外面都能听见。在后宫舞刀弄剑，在宫门内吵吵嚷嚷，这不但没办法震慑四方蛮夷，反而会让远近的人觉得奇怪。陛下您刚登基，把政事交给宰相处理，这本来是像高宗守丧理政那样的美事；可您却亲近那些小人，我觉得这可不是为国家好，也不是治理天下该做的事啊。”但营阳王根本不听。范泰是范宁的儿子。
南豫州刺史庐陵王刘义真，机灵聪明，喜欢文学，可他这人性格轻率，跟太子左卫率谢灵运、员外常侍颜延之，还有和尚慧琳关系特别好，好得不得了。他还曾经说：“要是我哪天得势了，就让谢灵运、颜延之当宰相，慧琳当西豫州都督。”谢灵运是谢玄的孙子，这人性格偏激傲慢，不遵守法规制度，朝廷也就是看他有点文学才华，才给他安排个闲职，没觉得他能派上啥实际用场。谢灵运自己却觉得凭自己的才能，应该参与朝廷重要事务，心里老是愤愤不平。颜延之是颜含的曾孙，这人就爱喝酒，行事放纵。徐羡之他们讨厌刘义真跟谢灵运这些人混在一起，刘义真以前的属官范晏就委婉地劝他，刘义真说：“谢灵运这人不踏实，颜延之狭隘浅薄，就像魏文帝说的‘从古到今，文人大多不注意小节’；但我们性情相投，一谈到领悟欣赏的东西，就啥都顾不上了。”于是徐羡之他们觉得谢灵运、颜延之在挑拨是非，诋毁朝廷掌权的人，就把谢灵运外放到永嘉当太守，颜延之也被派到始安当太守。
刘义真到了历阳，老是跟朝廷要这要那，掌权的人每次都斟酌着，没全答应他。刘义真心里特别怨恨，经常说些不满的话，还上表请求回京都。咨议参军庐江人何尚之多次劝他，他根本不听。这时候徐羡之他们已经暗中商量着要把刘义真废为平民，流放到新安郡。前吉阳令堂邑人张约之给朝廷上疏说：“庐陵王小时候就承蒙先皇的宠爱，长大后又受到陛下您的爱护，所以心里有啥就说啥，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表达，可能会冒犯做臣子的规矩，招来骄纵任性的过错。但他天生资质不错，确实有出众的地方，应该宽容教养，发扬他的优点，掩盖他的缺点，好好教导他，让他慢慢改正。现在突然就剥夺他的地位，把他流放到偏远的郡，对上伤害了陛下您兄弟间的深厚情谊，对下让远近的人都惊慌失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大宋刚刚建立，根基还不稳固，应该多培养皇室宗亲，用正道来使关系和睦。人谁能不犯错呢，可贵的是能改正。他是武皇疼爱的儿子，陛下您亲弟弟，怎么能因为一点小错，就一直把他抛弃不管呢！”奏疏交上去之后，朝廷任命张约之当梁州府参军，没过多久就把他杀了。
夏季四月甲辰日，北魏皇帝往东巡查，到了大宁。
秦王乞伏炽磐派镇南将军吉毘等人率领一万步兵和骑兵，向南讨伐白苟、车孚、崔提、旁为这四个国家，这四个国家都投降了。
徐羡之他们觉得南兖州刺史檀道济是前朝的老将，在朝廷里威望很高，而且手里有兵权，就把檀道济和江州刺史王弘召回京城。五月，两人都到了建康，徐羡之就把废掉营阳王、另立新君的计划告诉了他们。
甲申日，谢晦借口领军将军府的房子坏了，让家里人都出去，然后把将士们聚集在府里；又让中书舍人邢安泰、潘盛做内应。晚上，谢晦邀请檀道济一起住，自己紧张得睡不着，可檀道济一上床就睡着了，谢晦对他这心态佩服得不行。
当时，营阳王在华林园搞了个市场，自己亲自卖东西，还跟身边的人一起划船取乐。晚上，他去天渊池游玩，就睡在龙舟上。乙酉日一大早，檀道济带兵走在前面，徐羡之等人跟在后面，从云龙门进宫。邢安泰他们事先已经跟宫里的侍卫打好招呼，所以没人阻拦。营阳王还没起床，士兵冲进去杀了两个侍从，还伤到了营阳王的手指，把他从东阁扶出来，没收了皇帝的玉玺和绶带。大臣们向他行礼告别，然后把他送到原来的太子宫。
侍中程道惠劝徐羡之等人立皇帝的弟弟、南豫州刺史刘义恭为帝。但徐羡之等人觉得宜都王刘义隆向来名声不错，而且有很多祥瑞的征兆，于是就假称皇太后有令，列举营阳王的各种过错，把他废为营阳王，让宜都王刘义隆继承皇位，还赦免了死罪以下的犯人。又假称皇太后的命令，让营阳王把玉玺绶带交出来；同时把皇后也废为营阳王妃，把营阳王迁到吴地。还派檀道济进宫守卫朝堂。营阳王到了吴地，住在金昌亭。六月癸丑日，徐羡之等人派邢安泰去把营阳王杀了。营阳王力气很大，突围跑出昌门，追他的人用门把他绊倒，然后就把他杀了。
裴子野评论说：古代的君主教育孩子，孩子能说话的时候就请老师教他言辞，能走路的时候就请师傅教他礼仪。宋朝的教育方式可跟这大不一样，孩子在宫里就由仆人丫鬟照顾，出门就跟身边跑腿的混在一起。太子、皇子身边有“帅”和“侍”这两个职位，可这俩职位的人都是些地位低下的人。孩子的行动、言行规范，都是他们在管，引导孩子辨别好坏也是他们来做，孩子根本接触不到礼义，也不了解古今之事。那些谨慎刻板的人，可能就教孩子小气抠门；那些狂妄愚蠢的人，说不定还教孩子做坏事。虽然也有师傅，但大多是些年老的大夫；虽然也有朋友和文学侍从，可大多是些富贵人家的年轻人，也就是挂个名而已，也不怎么跟皇子们交往。年纪小的王爷去管理州郡，实际是长史在处理事务；传达命令又有典签，这些典签往往独断专行，滥用权力。所以皇室子孙虽然多，但品行端正的很少。继位的君主年纪小，又接连碰上奸臣当道，那些坏人和丑事，好像自然而然就冒出来了。习惯成自然，这种风气流传得太久了。到了太宗的时候，把整个天下都给搞丢了，也是因为亲近小人啊。唉！治理国家和家族的人，都应该以此为鉴啊！
傅亮带着朝廷的官员，带着皇帝的车驾，到江陵去迎接宜都王刘义隆。祠部尚书蔡廓走到寻阳的时候，生病了，走不了了。傅亮就跟他告别。蔡廓说：“营阳王在吴地，应该好好供奉他；要是他有个三长两短，你们这些人可就有弑君的恶名了，还想在世上立足，能行吗！”当时傅亮已经和徐羡之商量好要杀害营阳王，赶紧派人送信去阻止，结果没来得及。徐羡之生气地说：“跟人一起商量事儿，怎么马上就把坏事儿推到别人身上呢！”于是徐羡之等人又派人到新安把前庐陵王刘义真给杀了。
徐羡之觉得荆州这个地方太重要了，担心宜都王刘义隆来了之后，可能会换别人掌管荆州，就赶紧以录尚书事的名义任命领军将军谢晦代理都督荆、湘等七州诸军事，兼任荆州刺史，想让他在外地作为外援，还把精兵和老将都配给他。
秋季七月，朝廷官员们到了江陵，在城南设立行门，门上写着“大司马门”。傅亮带着百官到门口上表，献上玉玺和绶带，仪式特别隆重。宜都王当时十八岁，发布文告说：“我没什么德行，却突然接到这么重大的使命，想想就很惶恐，怎么能担当得起呢！我得先回朝廷，到先帝陵寝去表达哀思，还要跟各位贤能的人倾诉一下我的想法。希望大家能体谅我的心情，就别多说客套话了。”王府、州府的属官都称臣，还请求把各个门都按照皇宫的规格来题榜，宜都王都没答应。他还下令州、府、国的官员，赦免所管辖范围内正在服刑的犯人，免除百姓拖欠的赋税。
【内核解读】
元嘉元年（公元424年）的这段历史，宛如一幅浓缩了南朝政治生态的画卷，既展现了权力更迭的残酷逻辑，也暴露了王朝初创期的制度缺陷与人性挣扎。从营阳王被废到宋文帝登基的一系列事件，不仅是一场宫廷政变的记录，更折射出中古时期皇权传承、士族博弈与政治伦理的深层矛盾。
权力合法性的脆弱性：从“谅暗之美”到废立之实
营阳王刘义符的悲剧，本质上是权力合法性建构失败的典型案例。范泰的谏言点明了关键问题：君主在“居丧无礼”的表象下，暴露的是对皇权责任的认知缺失。“鼓鞞在宫，声闻于外”的细节，不仅是行为失当，更是对皇权神圣性的消解——在儒家政治伦理中，君主的“威仪”本应通过礼制而非武力展示，掖庭习武的行为恰恰混淆了皇权与军权的边界，给了权臣废立的口实。
而庐陵王刘义真的遭遇，则揭示了皇室内部权力分配的致命隐患。这位“警悟爱文义”的藩王，错把文人意气当作政治资本，与谢灵运、颜延之等士族文人的密切交往，触碰了寒门权臣徐羡之等人的敏感神经。刘义真“以灵运、延之为宰相”的戏言，看似是文人式的狂傲，实则挑战了东晋以来“门阀与皇权共治”的潜规则——寒门出身的徐羡之集团，绝不允许高门士族重新掌控中枢。将谢、颜二人外放地方，既是对士族势力的打压，也是废黜刘义真的前奏。
士族与寒门的博弈：文化优越感与政治现实的碰撞
这段历史生动展现了东晋南朝“士族文化优势”与“寒门政治实权”的结构性矛盾。谢灵运的“性褊傲，不遵法度”与颜延之的“嗜酒放纵”，表面是个人性格问题，实则是士族文人对寒门掌权者的无声抗议。他们自恃“才能宜参权要”，却被朝廷“以文义处之”，这种身份落差催生的“愤邑”情绪，成为激化矛盾的导火索。
徐羡之集团的处理方式则充满了实用主义色彩：他们既需要利用檀道济等武将的军事力量完成废立，又必须压制士族文人的舆论影响。将谢灵运外放永嘉、颜延之贬至始安，本质上是用行政权力切割士族与皇室的联系。而张约之上疏被诛的事件，则赤裸裸地展示了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在“根条未繁”的宋初，任何试图挑战权臣共识的行为，都将付出生命代价。
制度缺陷的集中爆发：从储君教育到藩王管理
裴子野的评论精准点出了刘宋王朝的致命短板：储君教育的失败与藩王制度的畸形。“居中则任仆妾，处外则近趋走”的养育模式，导致皇室子弟“言不及于礼义，识不达于今古”，营阳王的游戏无度、庐陵王的轻佻妄言，皆源于此。更严重的是，“幼王临州，长史行事；宣传教命，又有典签”的制度设计，使藩王沦为傀儡，典签等近臣“专恣窃权”，反而加剧了中央与地方的离心力。
这种制度缺陷在权力交接时集中爆发：徐羡之等权臣轻易掌控废立大权，既因营阳王失德，更因皇室缺乏足以制衡权臣的力量。檀道济在政变中的表现尤为耐人寻味——这位“先朝旧将”的默许与参与，说明刘宋初年的军事力量已脱离皇室直接掌控，军权与皇权的分离为日后的宫廷政变埋下伏笔。
伦理困境与历史启示：权力游戏中的人性挣扎
在这场权力博弈中，无人是绝对的赢家。徐羡之集团虽成功废立，却因弑杀二王留下“弑主之名”，最终难逃宋文帝清算；檀道济虽以“就寝便熟”的镇定赢得信任，却也为自己日后被猜忌埋下隐患；就连最终登基的宋文帝刘义隆，也始终生活在权臣政变的阴影下，形成了多疑猜忌的执政风格。
这段历史留给后世的启示尤为深刻：权力合法性的构建，不仅需要血缘传承，更需要制度保障与伦理支撑。刘宋王朝试图摆脱东晋门阀政治的桎梏，却未能建立起稳定的皇权传承机制，最终陷入“幼主被废—权臣擅政—新君清算”的恶性循环。而士族与寒门的长期对立、储君教育的缺失、地方藩王管理的失当，共同构成了南朝政治动荡的基因密码，直至隋灭陈统一中国，才终结了这一延续三百年的困局。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元嘉元年的这场政变，本质上是中古中国从“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转型期的阵痛。在士族衰落、皇权未稳的过渡期，权力真空必然引发激烈争夺，而制度建设的滞后与伦理秩序的崩坏，只会让这场争夺更加残酷。这段历史提醒我们：任何时代的政治稳定，都离不开权力制衡的智慧、制度建设的远见，以及对人性弱点的清醒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