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嘉六年（公元429年，己巳年）
开春正月，王弘递上辞职报告，想把州官和录尚书事的活儿让给彭城王刘义康，皇上特意下了道好话满满的诏书，没批准。癸丑这天，任命刘义康当侍中，同时管着扬、南徐、兖三州的军事，还兼任司徒、录尚书事和南徐州刺史。王弘和刘义康两家办公机构都配了属官和兵，一起辅佐朝政。王弘本来就老生病，还想把大权交出去，啥事儿都让着刘义康，这下刘义康直接成了朝廷内外的总操盘手。
又任命抚军将军江夏王刘义恭为都督荆、湘等八州军事，兼任荆州刺史；让侍中刘湛当南蛮校尉，代管府州事务。皇上给刘义恭写了封信，叮嘱道：“天下事儿难办，家国重担不轻，虽说现在是守家业，其实一点儿也不轻松。国家兴衰安危，全看咱们这帮人，能不想着祖宗基业，当心肩上的担子吗！你性子急躁，心里认准的事儿，非干不可；没看上的，就跟着别人随便改，这毛病最要命，得学着收敛。卫青对士大夫讲礼貌，对小人物也有恩；西门豹、董安于，都能改掉自己的毛病成了榜样；关羽、张飞，因为性子偏狭栽了跟头。你做人做事，得好好学学这些例子！要是将来情况变了，太子还小，司徒就得像周公那样摄政，你可得乖乖听他的。到时候天下安危，就看你俩了。
“你一个月零花钱不能超三十万，能再省点，那就更棒了。西楚的官府房舍，我大概了解，估计不用改来改去，整天想着搞新花样。审案子这事儿，大多得当场判，很难提前想好，确实难办。到了审讯那天，得放平心态多听多看，千万别带着喜怒待人。能挑好的意见听，好处自然是你的；别总想着自己拍板，还得意自己有决断力！官爵名号得格外珍惜，不能随便给人。亲近的人要赏爵位，更得掂量掂量。我对身边人虽然不够意思，但听说外面议论也没说我不对。凭着身份压人，人不服；用威风待人，人不买账，这都是明摆着的事儿。
“唱歌跳舞玩乐，不能太过火；赌博喝酒打猎，一概别碰。吃穿用度，都得有规矩，奇装异服、稀奇玩意儿，别老想着搞。还得多见见下属官员，见面少了，彼此就生分；不亲近，就没法了解人情；不懂人情，又怎么知道各种事儿呢！”
夏天，酒泉公赫连俊从平凉逃到北魏。
丁零部落的鲜于台阳等人请求向北魏投降，北魏国主赦免了他们。
西秦的出连辅政等人还没到西平，河西王沮渠蒙逊就打下了西平，活捉了太守麹承。
二月，西秦王乞伏暮末立妃子梁氏为王后，儿子乞伏万载为太子。
三月丁巳日，南朝宋立皇子刘劭为太子。戊午日，大赦天下。
辛酉日，任命左卫将军殷景仁为中领军。皇上因为章太后早逝，侍奉太后的生母苏氏特别恭敬。苏氏去世，皇上亲自去哭丧，想追封爵位，让大臣们商量。殷景仁觉得古代没这规矩，这事儿就黄了。
早先，西秦尚书陇西人辛进跟着文昭王逛陵霄观，打飞鸟时不小心打中了乞伏暮末的妈，把她脸打伤了。等暮末即位，问他妈脸伤的由来，他妈把情况说了。暮末发火，杀了辛进，还株连了他五族共二十七人。
夏天四月癸亥日，任命尚书左仆射王敬弘为尚书令，临川王刘义庆为左仆射，吏部尚书济阳人江夷为右仆射。
当初，北魏太祖让尚书郎邓渊撰写《国记》十几卷，没写完就停了。世祖又让崔浩和中书侍郎邓颖等人接着写完，成了《国书》三十卷。邓颖是邓渊的儿子。
北魏国主准备攻打柔然，在南郊练兵，先祭天，然后部署军队列阵。朝廷内外大臣都不想打，保太后也坚决阻止，只有崔浩劝他打。
尚书令刘絜等人一起推举太史令张渊、徐辩，让他们跟北魏国主说：“今年是己巳年，属于三阴之年，岁星冲犯月亮，太白星在西方，不能出兵，北伐肯定败。就算赢了，对皇上也不吉利。”大臣们也跟着附和：“张渊他们年轻时曾劝苻坚别南伐，苻坚不听结果败了，他们说的话从没不准的，不能不听啊！”北魏国主拿不定主意，下诏让崔浩和张渊等人当场辩论。
崔浩质问张渊、徐辩：“阳代表德，阴代表刑，所以日食时要修德，月食时要修刑。君王用刑，小的就在集市上执行，大的就在战场上施行。现在出兵讨伐有罪的人，正是修刑啊。我看天象，近年月亮遮住昴星，到现在还是这样。这预兆着三年内天子会大败旄头星对应的部族。柔然、高车，就是旄头星对应的部族。希望陛下别犹豫。”张渊、徐辩又说：“柔然是偏远地方的无用之物，占了他们的地不能耕种吃饭，抓了他们的人不能奴役使唤，他们行动迅速没规律，难控制；犯得着这么费劲，劳师动众去打吗？”崔浩说：“张渊、徐辩说天道，还是他们的本职，至于人事形势，他们就一窍不通了。这都是汉朝的老调调，放现在，完全不合时宜。为啥？柔然本来是咱们国家北边的臣属，中间叛变了。现在杀了他们的头头，收服好百姓，让他们重新服役，不是没用啊。世人都说张渊、徐辩懂术数，能断定成败，我倒要问问：当年统万城没被攻破前，有没有败亡的征兆？要是不知道，就是没本事；知道了不说，就是不忠。”当时赫连昌也在座，张渊等人因为自己确实没说过，惭愧得答不上来。北魏国主特高兴。
辩论完了，公卿中有人责怪崔浩：“现在南边的敌人正盯着咱们的空子，却放着他们去北伐；要是柔然跑远了，前面没收获，后面有强敌，咋应对啊？”崔浩说：“不对。现在不先打垮柔然，就没法对付南边的敌人。南方人听说咱们打下统万后，心里害怕，所以才虚张声势调动军队来保卫淮北。等咱们打败柔然，来回这功夫，南边敌人肯定不敢动。再说他们是步兵咱们是骑兵，他们能北来，咱们也能南去；他们会很困难，咱们却不费劲。何况南北风俗不同，水陆条件也不一样，就算咱们把河南给他们，他们也守不住。为啥这么说？凭刘裕的能耐，吞并关中，留他宝贝儿子，派良将辅佐，几万精兵，还守不住。全军覆没，哭嚎声到现在还没停呢。何况刘义隆现在的君臣跟刘裕那会儿没法比！皇上英明神武，兵马精锐，他们要是真来，就像用小马小牛跟虎狼斗，有啥好怕的！柔然仗着离得远，以为咱们治不了他们，放松很久了，所以夏天就把人散开放牲口，秋天肥了才聚集，背着寒冷向温暖的地方，南下抢掠。现在趁他们没防备去打，他们肯定吓得望风而逃。公马护母马，母马恋小马，跑起来难控制，又没水草，过不了几天，肯定聚集起来困乏不堪，能一举消灭他们。一时的劳累换永久的安逸，这机会不能丢，问题在于皇上没这想法。现在皇上主意已定，为啥要拦着！”寇谦之问崔浩：“柔然真能打下来吗？”崔浩说：“肯定能。就怕将领们婆婆妈妈，前后顾虑，不能乘胜深入，没法全歼他们罢了。”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以元嘉六年（公元429年）为时间节点，勾勒出南朝宋与北魏两大政权的政治生态与战略博弈，其中蕴含的权力运作逻辑、治国理念与人性考量，即便置于现代视角下审视，仍具深刻启示意义。
南朝宋的权力架构与帝王心术
宋文帝刘义隆在这一年完成了关键的权力布局，以“二府并置”的方式平衡王弘与彭城王义康的势力，实则通过王弘的“推让”使义康“专总内外之务”，构建起以宗室为核心的权力网络。这种看似“分权”实则“集权于宗室”的操作，既规避了异姓权臣专权的风险，又强化了皇权对朝政的掌控，体现了南朝“皇子镇要藩”政治传统的延续。
而文帝对江夏王义恭的诫书，堪称古代帝王家训的典范，其中蕴含的治国智慧至今仍具现实意义：
--自我约束的现代启示：“一月自用钱不可过三十万”的消费限制，放到今天就是公职人员财产公示与廉洁自律的雏形；“声乐嬉游不宜令过”的告诫，则直指特权阶层的生活作风问题，揭示出“作风建设无小事”的永恒命题。
--司法理性的朴素表达：“虚怀博尽，慎无以喜怒加人”的断狱原则，与现代司法“理性中立”“排除情绪干扰”的要求一脉相承；“择善者而从之，不可专意自决”的主张，暗合现代决策机制中的“民主集中制”理念。
--人才沟通的管理智慧：“数引见佐史”的要求，实质是强调管理者需保持与基层的信息畅通，避免因“信息孤岛”导致决策失误，这与现代企业“扁平化管理”“开放式沟通”的理念不谋而合。
北魏的战略抉择与制度建设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与崔浩的北伐决策，展现了古代政权在战略选择上的深远考量。崔浩驳斥张渊、徐辩的“天象不利论”，提出“先破蠕蠕以固北边”的战略构想，体现了“实事求是”超越“迷信谶纬”的理性精神。其论证逻辑中蕴含的地缘政治思维——“不先破蠕蠕，则无以待南寇”，与现代“先解决次要矛盾以集中力量应对主要矛盾”的战略原则高度契合。
值得注意的是崔浩对南北实力对比的分析：以刘裕未能守住关中的历史教训，论证刘宋政权“君臣非裕时之比”，进而得出“以驹犊斗虎狼”的判断，展现了基于历史经验与现实实力的理性预判能力。这种将历史经验转化为战略决策依据的思维方式，对现代国际政治博弈仍有借鉴价值。
同时，北魏续修《国记》的举措，反映了少数民族政权对“历史叙事权”的重视。邓渊始撰、崔浩续成的修史工程，本质上是通过构建官方历史记忆来强化政权合法性，这与现代国家“塑造集体记忆”“构建文化认同”的努力具有相似的政治逻辑。
制度碰撞中的人性折射
史料中几个细节事件颇具人性启示：
--西秦暮末因“弹鸟误伤母面”而诛杀辛进及其五族二十七人，这种过度报复的行为，既暴露了皇权体制下“一言定罪”的制度缺陷，也反映出人性中“复仇冲动”对理性的吞噬，警示权力缺乏制约将导致何等灾难。
--王弘“多疾且欲委远大权”的主动退让，与义康“专总内外之务”的顺势接管，构成权力交接中的两种姿态，展现了封建官场中“功成身退”与“权力扩张”的人性博弈。
--北魏公卿“尤浩”的质疑与崔浩的从容辩驳，形成决策过程中的“不同意见碰撞”，这种“兼听则明”的议事氛围，为拓跋焘的最终决策提供了多元视角，体现了集体决策机制的优越性。
历史启示：传统治理智慧的现代转化
这段史料揭示的古代治理规律，对现代社会仍有深刻启示：权力制衡需要制度设计（宋文帝的二府并置）、决策科学需要理性论证（崔浩的战略分析）、官员操守需要明确规范（文帝的诫子书）、政权建设需要历史认同（北魏修国记）。这些跨越千年的政治智慧，在当代国家治理、企业管理、社会建设中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从更大视角看，宋魏两国的不同发展路径——南朝重宗室制衡与内部规范，北朝重战略扩张与制度构建，最终导致南北朝力量对比的逐渐失衡，这也印证了“治理效能决定政权兴衰”的历史规律。这种通过具体历史事件展现的深层逻辑，正是历史研究对现代社会最宝贵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