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嘉二十三年（公元446年，丙戌年）
春，正月庚申日，尚书左仆射孟顗被炒鱿鱼了。
戊辰日，北魏老板御驾亲征到东雍州，来到薛永宗的堡垒前。崔浩说：“永宗这哥们儿不知道陛下您亲自来了，手下人肯定松懈得很。现在北风刮得贼猛，赶紧揍他准没错！”北魏老板听了他的话，庚午日就把堡垒围了起来。永宗带兵出战，被揍得稀巴烂，和家人全都跳进汾水喂鱼了。他的族人安都原本占着弘农，这会儿也弃城跑路投奔过来了。
辛未日，北魏老板往南到了汾阴，渡过黄河，来到洛水桥。听说盖吴在长安北边，老板觉得渭北这地方没粮食没草料，想渡到渭南，沿着渭水往西走。问崔浩的意见，崔浩回怼：“打蛇得先打七寸，脑袋敲破了尾巴就没辙了。现在盖吴的营地离这儿才六十里，轻骑兵冲过去，一天就到，到了肯定能把他拿下。搞定盖吴，再往南打长安也就一天的事儿，就一天缺粮，压根不算事儿。要是走南边那条道，盖吴就该慢悠悠躲进北山了，到时候想摆平他可就难了。”老板不听，偏要从渭南往长安走。庚辰日到了戏水。盖吴的人一听说，全钻进北地的山里了，军队啥也没捞着。老板这才后悔莫及。二月丙戌日，老板到了长安，丙申日又去雍城，路过陈仓，后来又回到雍城。所到之处，凡是跟盖吴串通一气的老百姓、夷人，全都咔嚓了。乙拔等人的军队在杏城把盖吴揍得大败，盖吴又派人上表求救。朝廷下诏封盖吴为都督关、陇诸军事、雍州刺史、北地公；让雍、梁二州出兵驻扎在边境上，给盖吴当后盾；还派使者赐给盖吴一百二十一颗官印，让他根据情况临时任命官员。
早先，林邑王范阳迈，虽然派了使者来进贡，但抢劫这事儿从没停过，进贡的东西也差得掉渣。皇帝派交州刺史檀和之去收拾他。南阳人宗悫，家里世代都是读书人，就他偏偏爱舞刀弄枪，还总说“想乘着大风冲破万里浪”。檀和之去打林邑的时候，宗悫主动请缨参军。皇帝下诏封他为振武将军，檀和之派他当先锋。阳迈听说大军出动，赶紧派使者上表，请求归还抢来的日南百姓，再交一万斤金、十万斤银。皇帝诏告檀和之：“要是阳迈真有诚意，也允许他归顺。”檀和之到了朱梧戍，派府户曹参军姜仲基等人去见阳迈，结果阳迈把他们给扣了。檀和之只好进军，在区粟城包围了林邑将领范扶龙。阳迈派他的将领范毘沙达去救援，宗悫偷偷派兵迎击，把毘沙达揍得落花流水。北魏老板和崔浩都很信任看重寇谦之，信奉他的道法。崔浩向来不待见佛法，老在北魏老板跟前念叨，说佛法这玩意儿虚头巴脑的，既浪费钱又坑人，该全给它端了。等到北魏老板讨伐盖吴，到了长安，进了佛寺，和尚们拿酒招待随从官员；随从官员进了和尚的屋子，看见好多兵器，出来就报告给了老板。老板气得跳脚：“这可不是和尚该用的东西，肯定是跟盖吴串通好了，想搞事情！”下令有关部门把全寺和尚都砍了，查抄财产的时候，搜出超多酿酒工具，还有州郡长官、富人寄藏的财物，数量多到以万计，甚至还有密室藏着女人孩子。崔浩趁机撺掇老板把天下的和尚都杀了，佛经佛像全毁了，老板居然答应了。寇谦之跟崔浩使劲争辩，崔浩理都不理。先把长安的和尚全杀了，佛经佛像烧得一干二净，还下令给留台，让各地都照长安的样子做。诏书里说：“以前后汉那些昏君，迷信这些歪门邪道，扰乱天道纲常，自古以来九州之内，从没见过这种事。净说些夸大其词的瞎话，一点都不合人情，到了末世，更是让人晕头转向。就因为这，政令教化没法推行，礼义道德全败坏了，全国上下，都成了废墟。我继承天命，就是要除掉假的，确立真的，恢复伏羲、神农时候的治理。所有这些破烂全得清除干净，不留痕迹。从今往后，谁敢信奉胡神、造泥人铜人佛像的，一律满门抄斩。只有非同一般的人，才能干非同一般的事，除了我谁能除掉这些历代的假货？有关部门给各镇各军、刺史宣告清楚，所有佛像和胡经，全砸了烧了，和尚不管老少，全都活埋！”太子晃向来信佛，劝了好几次都没用，就故意拖延宣布诏书，让远近的人都提前知道，好各自想办法。和尚们大多逃跑躲藏才保住小命，有的把佛经佛像藏起来，只是北魏境内的塔庙就全没了。
北魏老板把长安两千家工匠艺人迁到平城。回去的时候，到了洛水，分兵去讨伐李闰反叛的羌人。
太原人颜白鹿偷偷溜进北魏境内，被北魏人抓住，眼看要被杀了，他瞎掰说自己是青州刺史杜骥派来归降的。北魏人把白鹿送到平城，北魏老板高兴坏了：“这可是我外戚家的人啊！”让崔浩给杜骥写信，还命令永昌王仁、高凉王那带兵去迎接杜骥，去历城攻打冀州刺史申恬；杜骥派他的府司马夏侯祖欢等人带兵去救历城。北魏人就趁机侵犯衮、青、冀三州，到清东才往回走；杀人抢劫搞了不少事，北边地区被搅得鸡犬不宁。
皇帝正为北魏入侵的事犯愁，向大臣们征求意见。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说：“对付匈奴的招数，也就两招：要么让武将想辙讨伐，要么让儒生去搞和亲。现在要是想跟卫青、霍去病学，除非在淮、泗大规模屯田，把青、徐地区搞富裕，让老百姓有富余的储备，田野里有积粮，然后派十万精兵，一下子把他们端了，不然没戏。要是只想派兵追着打，报复他们的侵犯，他们肯定骑着快马跑，才不会跟你正面硬刚。白白花一大笔钱，对他们一点损失都没有，这样的报复，只会没完没了。这办法是最次的。守住边境稳固防守，才是长久之计。我觉得曹操、孙权当年那么牛，本事智商都差不多，江、淮之间，各自都空出几百里没人住。为啥呢？因为边境那些地方，不是耕种放牧的地儿，所以坚壁清野等着敌人来，整顿军备趁着他们疲惫的时候反击；保护百姓保全领土，也就这路子。总的来说，有四个办法：一是把远处的人迁到近处。现在青、兖的老百姓和冀州新归附的人，在边境一带的有三万多家，能全迁到大岘南边，来充实内地。二是多建城邑让新迁来的人住，借给他们费用，春夏种地放牧，秋冬就躲进城里。敌人来了，一个城有一千家，能打仗的至少有两千人，剩下的老弱病残，也能登上城墙敲锣呐喊，足够对抗三万敌人了。三是把牛车集中起来运粮食武器。算下来一千家的资产，至少有五百对牛，能造五百辆车，把车连起来保护大家；就算城守不住，平稳地跑到险要地方，敌人也没法捣乱，有急事要征兵，两天就能聚起来。四是按人口数量征收武器。总共两千战士，根据各自的本事，自己备武器，平时练熟了，上面刻上自己的记号，回到城里就交到仓库，出去打仗就领出来自己用。弓箭铠甲这些好东西，老百姓没有的，官府慢慢给他们配齐。过几年，军用物资就能差不多备齐了。附近郡县的军队，跑到清、济去驻扎，花费又大，怨言又多，依我看，还不如用当地的人来得方便。现在顺着老百姓的利益，引导他们，军队强大敌人不会防备，国家富裕百姓不劳累，这跟那些优待军队，让他们坐着吃白饭的，根本没法比。”
北魏金城人边固、天水人梁会，和秦、益地区一万多户杂民占据上邽东城反叛，攻打西城。秦、益二州刺史封敕文把他们打退了。氐、羌一万多人，休官、屠各两万多人都起兵响应边固、梁会，敕文攻打边固，把他斩了，剩下的人推举梁会当老大，继续跟敕文对着干。
【内核解读】
元嘉二十三年（公元446年）是南北朝时期极具张力的一年，南北政权的军事冲突、北魏的宗教改革风暴与边疆治理困境交织上演，勾勒出乱世中权力博弈、文明碰撞与民生抉择的复杂图景。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格局，更在文化、军事策略等层面留下了深远印记。
军事行动中的决策博弈
北魏与盖吴起义军的对抗，集中体现了决策对战争走向的关键影响。崔浩提出“击蛇先击首”的战略，主张趁盖吴立足未稳之际快速突袭，这一思路抓住了起义军松散、缺乏统一调度的弱点。然而魏主未采纳此建议，选择绕行渭南，导致盖吴部众分散进入北山，北魏军“无所获”，错失平叛良机。这一决策失误暴露了军事指挥中“经验主义”与“理性分析”的冲突——魏主可能因顾虑“渭北无谷草”的现实问题，忽视了快速打击的战略价值，最终陷入被动。
反观南朝宋对林邑的征伐，展现了另一种决策逻辑。檀和之与宗悫的军事配合颇具章法，宗悫“潜兵迎击”的战术成功瓦解了林邑援军，体现了灵活机动的作战思维。而林邑王范阳迈“先诈降后拒战”的反复态度，反映了小国在大国博弈中的生存困境，其最终被围的结局，也印证了“弱国无外交”的残酷现实。
宗教政策的激进转向与文化冲击
北魏太武帝在平叛过程中发起的灭佛运动，是中国宗教史上的重大事件。这场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长安佛寺被发现藏有兵器、酿具及匿藏妇女，被认定为“与盖吴通谋”，但深层原因在于崔浩长期以来对佛法的批判——他认为佛教“虚诞费害”，与北魏“除伪定真”的治国理念相悖。太武帝的灭佛诏书言辞激烈，将佛教斥为“乱天常”的“邪伪”，下令“沙门无少长悉坑之”，体现了专制皇权对思想文化的强硬干预。
这一政策造成了三重影响：从宗教层面看，北魏境内佛教遭受毁灭性打击，“塔庙无复孑遗”，仅因太子晃暗中缓宣诏书，部分沙门和经像才得以留存；从文化层面看，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其传播进程被强行中断，中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融遭遇挫折；从政治层面看，此举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太子晃与太武帝的分歧，预示着北魏后期在宗教政策上可能出现的调整。值得注意的是，寇谦之作为道教代表人物，虽与崔浩同属“崇道”阵营，却反对灭佛，反映了宗教间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也暗含对极端政策的担忧。
边疆治理的困境与应对思路
南北边疆的冲突与治理难题，在本年集中爆发。北魏对青、兖、冀三州的侵扰，以及颜白鹿引发的外交风波，暴露了边境管控的薄弱。北魏以“杜骥归诚”为借口南下劫掠，本质上是对南朝宋边疆防御能力的试探，而“杀掠甚众，北边骚动”的结果，则凸显了单纯军事威慑难以实现边疆稳定。
南朝宋御史中丞何承天提出的“安边四策”，为边疆治理提供了系统性思路。其核心在于“固本强基”：通过“移远就近”充实内地人口，“筑城邑”建立防御体系，“纂偶车牛”保障后勤，“计丁课仗”强化军备。这一策略跳出了“征伐”与“和亲”的二元对立，强调以经济建设、民生保障为基础，构建可持续的边疆防御体系。何承天特别指出“坚壁清野以俟其来，整甲缮兵以乘其弊”，主张避免与游牧民族进行无意义的追击，转而依托城防消耗敌军，这一思路对后世边疆防御产生了深远影响。
历史启示：政策理性与文明包容的价值
元嘉二十三年的历史事件，为后世提供了多重启示。在军事决策上，理性分析与战略眼光比经验直觉更重要，北魏平叛的失误与宋伐林邑的成功形成鲜明对比；在宗教与文化政策上，激进的“一刀切”往往引发反噬，太武帝灭佛虽短期压制了佛教，但无法根除信仰需求，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这也为后来北魏孝文帝的宗教政策调整埋下伏笔；在边疆治理上，单纯依靠军事手段难以长治久安，何承天的“安边策”揭示了“民生为本、攻防结合”的治理智慧。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一年的动荡反映了南北朝时期的时代特征：政权更迭频繁带来的军事紧张，多元文化碰撞引发的思想冲突，以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边疆的持续博弈。这些冲突与调整，共同推动着中国历史在分裂中孕育统一的趋势，也塑造着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