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徽元年（公元473年，癸丑年）
正月戊寅初一，改年号为元徽，宣布大赦天下。
庚辰日，北魏员外散骑常侍崔演来刘宋访问。戊戌日，北魏太上皇帝返程，到达云中。
癸丑日，北魏下诏让地方守令鼓励督促百姓从事农业生产，同一地区内，要贫富互助，家里有好几头牛的，要借给没牛的人家。要是不遵守诏令，全家终身不得为官。
戊午日，北魏太上皇帝回到平城。
甲戌日，北魏又下诏：“县令要是能让一个县没有劫盗，就可以同时治理两个县，拿双份俸禄；能让两个县安宁的，就可以兼管三个县，三年后升为郡守。俸禄二千石的官员，如果能让两到三个郡没有盗贼，也照此办理，三年后升为刺史。”
二月，桂阳王刘休范，向来平凡木讷，没什么见识，不被哥哥们看重，大家也不怎么拥护他，所以在太宗末年他才躲过灾祸。等到皇帝即位，年纪还小，寒门士族执掌朝政，皇帝身边的亲信也掌握权力。刘休范觉得自己论地位和亲近程度无人可比，理应入朝担任宰辅；愿望没能实现，他心里十分怨恨愤怒。典签新蔡人许公舆成为他的主要谋士，让刘休范放下架子，礼贤下士，给他们丰厚的财物。于是远近的人都来归附他，一年就有上万人；他还收养勇士，修缮整治武器装备。朝廷知道他有不轨之心，也暗中有所防备。正好夏口缺少镇守的人，朝廷觉得夏口地处寻阳上游，想派自己的心腹去镇守。乙亥日，朝廷任命晋熙王刘燮为郢州刺史。刘燮才四岁，朝廷任命黄门郎王奂为长史，代理府州事务，给他配备了人力物力，让他镇守夏口；又担心他路过寻阳时被刘休范劫持扣留，就让他从太洑直接前往。刘休范听说后，大发雷霆，秘密和许公舆谋划袭击建康；他上表请求修缮城池，砍伐了很多木材木板储存起来。王奂是王景文哥哥的儿子。
四月，吐谷浑王拾寅侵犯北魏浇河。夏，四月戊申日，北魏任命司空长孙观为大都督，发兵讨伐吐谷浑。
北魏封孔子的二十八世孙孔乘为崇圣大夫，拨给十户人家负责孔庙的洒扫。
七月乙亥日，北魏国主前往阴山。
北魏下诏：“河南六州的百姓，每户征收绢一匹、绵一斤、租三十石。”
八月庚申日，北魏太上皇帝前往河西。
长孙观率军进入吐谷浑境内，收割了他们秋天的庄稼。吐谷浑王拾寅陷入困境，赶忙请求投降，还派儿子慕容斤入朝侍奉北魏。从这以后，吐谷浑每年都向北魏进贡。
九月辛巳日，北魏太上皇帝回到平城。
刘宋派遣使者前往北魏。
十月癸酉日，朝廷分割南兖州、豫州的部分地区设置徐州，治所定在钟离。
北魏太上皇帝准备入侵刘宋，下诏让各州郡百姓每十丁中征一人入伍，每户征收租粮五十石来储备军粮。
北魏武都氐人反叛，攻打仇池，朝廷下诏让长孙观回师讨伐。
武都王杨僧嗣在葭芦去世，他的堂弟杨文度自立为武兴王，派使者向北魏投降；北魏任命杨文度为武兴镇将。
十一月丁丑日，尚书令袁粲因为母亲去世，离职守丧。
癸巳日，北魏太上皇帝南巡，到达怀州。枋头镇将代郡人薛虎子，之前被冯太后罢黜，沦为守门士卒。当时崤山以东发生饥荒，盗贼纷纷涌现，相州百姓孙诲等五百人上书称薛虎子在任时，境内安定太平，请求让薛虎子官复原职。太上皇帝就重新任命薛虎子为枋头镇将，他当天就上任，几个州的盗贼都因此平息。
十二月癸卯初一，发生日食。
乙巳日，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晋升为太尉。
朝廷下诏起用袁粲，让他以卫军将军的身份代理职务，袁粲坚决推辞。
壬子日，柔然侵犯北魏，柔玄镇有两部敕勒人响应柔然。
北魏有十一个州镇遭遇水旱灾害，相州百姓饿死的有二千八百多人。
这一年，北魏有个叫刘举的妖人聚众闹事，自称天子。齐州刺史武昌王拓跋平原出兵讨伐，将其斩杀。拓跋平原是拓跋提的儿子。
【内核解读】
公元 473 年，即南朝宋元徽元年与北魏延兴三年，南北政权在各自的轨道上上演着相似的权力游戏。这一年的史书记载看似琐碎，却如棱镜般折射出中古时代王朝更迭的底层逻辑 ——权力平衡的脆弱性与制度修补的局限性。
北魏的政策呈现出鲜明的二元性。一方面，朝廷积极推动社会治理革新：正月诏令 贫富相通，家有兼牛者借予无者，试图以行政力量调节资源分配，甚至以 一门终身不仕 的严厉惩罚保障执行；七月推出的县令、郡守考核制度，用 兼治多县 的激励机制强化地方治理效能。这些举措直指当时北方社会的核心矛盾 ——土地兼并与基层失控，显示出拓跋政权对中原治理模式的深度借鉴。
但北魏的制度创新始终伴随着军事高压。针对吐谷浑的军事征讨、十丁取一的征兵令、户收五十石的军粮摊派，暴露出游牧政权向农耕帝国转型期的典型特征：以战争机器维系统治合法性。长孙观部 刍其秋稼 的战术，既体现对游牧民族经济的精准打击，也暴露其依赖掠夺补充军需的原始性。
南朝宋的危机则集中于皇权继承的断裂带。桂阳王休范的崛起绝非偶然，这位 素凡讷 的宗室成员，通过 折节下士 的策略聚集万余追随者，本质上是对 素族秉政，近习用权 的体制反弹。朝廷将四岁的晋熙王燮安置在夏口要地，并用 自太洑径去 的隐秘路线规避风险，这种看似周密的安排，恰恰暴露了皇权旁落时的制度性焦虑。
值得玩味的是南北政权的相似困境。北魏用 崇圣大夫 头衔优待孔子后裔，与南朝以宗王出镇要地的做法，共同指向传统权威的重构需求；魏州镇十一水旱与相州饿死者两千八百人的记载，与南朝 山东饥，盗贼竞起 的描述，揭示出农耕文明在自然面前的共同脆弱。薛虎子因 境内清晏 被百姓请愿复职的事件，则证明了吏治清明对基层稳定的决定性作用，这一点超越了南北政权的意识形态差异。
这一年的历史隐喻在于：无论是北魏的制度革新还是南朝的权力博弈，都未能突破 治乱循环 的历史闭环。当桂阳王休范囤积材板准备袭城时，当北魏十丁抽一的征兵令引发骚动时，两个政权都已站在各自的转折点上 —— 只是当时的人们尚未意识到，这些分散的事件正在编织成南北朝后期更大变革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