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柔然派使者来友好访问。六月庚子这天，朝廷让平南将军萧道成当了中领军和南兖州刺史，留在建康保卫京城，还和袁粲、褚渊、刘秉轮流值班处理事务，这四人被称为“四贵”。
桂阳王休范造反的时候，让道士陈公昭写了个《天公书》，上面写着“沈丞相”，送到荆州刺史沈攸之的门房。沈攸之看都没看，查出陈公昭后就送到朝廷了。休范造反后，沈攸之对下属说：“休范肯定会说我和他是一伙儿的。我要是不赶紧去救朝廷，大家肯定更疑惑了。”于是就和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郢州刺史晋熙王燮、湘州刺史王僧虔、雍州刺史张兴世一起起兵讨伐休范。休范留中兵参军长惠连等人守寻阳，晋熙王燮派中兵参军冯景祖去攻打。癸卯那天，长惠连等人开门投降，还杀了休范的两个儿子，各地军队就都收兵了。建平王景素是刘宏的儿子。
乙卯日，北魏下诏说：“老百姓要是太凶，不顾亲戚，一人作恶，全家遭殃，我作为百姓的父母，可太心疼了。从今往后，只要不是谋反、大逆、叛国这些罪，就只惩罚他自己。”从这开始就不再搞全家、全族连坐的刑罚啦。
北魏显祖治理国家那叫一个勤快，赏罚清楚，选地方官也很谨慎，提拔廉洁的，赶走贪心的。以前各部门有拿不准的事儿，大多上奏等皇帝决定，而且很多靠口传诏令，容易被人篡改。显祖就下令，不管事儿大事小，都得按法律来，别动不动就上奏问。符合法律的就批准，不符合的就弹劾，全用书面诏令，这样事儿办得可精细了。显祖还特别重视刑罚，大案子经常反复审查，有的犯人能关上好几年。大臣们都提意见，显祖说：“案子拖着确实不好，但总比着急忙慌判错强吧！人在监狱里吃苦就会想变好，聪明人都把监狱当成改好的地方，我就是想让他们悔悟，然后再宽恕他们。”所以虽然关的时间长，但判罚大多还是合适的。而且显祖觉得老赦免罪犯会助长他们的坏毛病，从延兴年以后就不再赦免了。
秋天七月庚辰，立了皇弟刘友为邵陵王。
乙酉日，给荆州刺史沈攸之加了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职，沈攸之坚决推辞。朝廷掌权的人想把沈攸之调回京城，又不敢直接下令，就用太后的名义派使者去说：“您在外边辛苦很久啦，应该回京城。京城责任重大，也不想轻易换人；是走是留，您自己决定。”沈攸之说：“我没那个在朝廷当大官的本事，留在京城真不合适。但要是让我去攻打蛮、蜑这些少数民族，清理江、汉地区，我绝不含糊。虽然太后这么说，但我到底是走是留，还是听朝廷的安排。”最后就没调他。
癸巳日，柔然攻打北魏敦煌，被尉多侯打败了。尚书上奏说：“敦煌太偏远，夹在西边和北边的强敌之间，恐怕守不住，要不把它迁到凉州附近。”大臣们一起讨论，都觉得行。只有给事中昌黎韩秀不同意，他说：“敦煌设郡都好长时间了。虽然挨着强敌，但当地人习惯打仗，就算有点小毛贼，也成不了大事儿。按平常那样派兵驻守，就能自保，还能把西边和北边的敌人隔开，不让他们联系。要是迁到凉州，不光显得咱国家领土变小了，而且姑臧离敦煌一千多里地，防守巡逻太难了，两个敌人肯定想联合起来搞事儿。要是凉州乱了，那关中也别想安稳。再说了，当地百姓可能习惯了不想搬家，要是他们引来外敌，那可就麻烦大了，不能不考虑啊。”最后就没迁。
九月丁酉，让尚书令袁粲当中书监，还兼任司徒；给褚渊加了尚书令的官职；刘秉当了丹阳尹。袁粲坚决推辞，想回祖坟那待着，朝廷没答应。
褚渊让褚澄当了吴郡太守，司徒左长史萧惠明在朝廷上说：“褚澄之前开门放敌人进来，现在还让他当这么重要地方的太守，王蕴拼命打仗差点死了，却被抛弃不管。就这赏罚，还怕国家不乱吗！”褚渊听了老惭愧了。冬天十月庚申，让侍中王蕴当了湘州刺史。
十一月丙戌，皇帝举行加冠礼，然后大赦天下。
十二月癸亥，立皇弟刘跻为江夏王，刘赞为武陵王。
这一年，北魏建安贞王陆馛去世了。
到了元徽三年（公元475年），春天正月辛巳，皇帝去南郊和明堂祭祀。
萧道成觉得襄阳是重要地方，张敬儿这人地位和能力都不咋够，不想让他去守襄阳。但张敬儿一直求着要去，还对萧道成说：“沈攸之在荆州，您知道他想干啥。要是不派我去，里应外合制约他，对您可没好处。”萧道成听了就笑笑没说话。三月己巳，让骁骑将军张敬儿当了都督雍、梁二州军事，还兼任雍州刺史。
沈攸之听说张敬儿要来，怕被偷袭，就偷偷做准备。张敬儿到了之后，对沈攸之那叫一个恭敬，啥事儿都请示，送礼也没断过。沈攸之就信了他，对他也挺好。沈攸之还多次写信想一起在边境打猎，张敬儿回信说：“咱心里都有数，表面上别太亲密。”沈攸之就更信他了。张敬儿知道沈攸之的事儿，都偷偷告诉萧道成。萧道成给沈攸之写信问：“张敬儿调走的时候，你觉得谁能接替他？”沈攸之马上把信给张敬儿看，想离间他们。
夏天五月丙午，北魏派员外散骑常侍许赤虎来访问。
丁未日，北魏皇帝去了武州山；辛酉日，又去了车轮山。
六月庚午，北魏开始禁止杀牛马。
袁粲和褚渊都坚决推辞新官职。秋天七月庚戌，又让袁粲当尚书令，八月庚子，给护军将军褚渊加了中书监的官职。
冬天十二月丙寅，北魏把建昌王长乐改封为安乐王。
己丑日，北魏城阳王长寿去世。
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这人孝顺友爱，品行高洁，生活节俭，还喜欢文学，对士大夫很有礼貌，所以名声特别好。太宗特别喜欢他，给他的待遇也不一样。当时太祖的儿子们都没了，孙子里景素最大。皇帝又凶又狂，品德不行，朝廷内外都觉得景素当皇帝合适。皇帝外戚陈氏特别讨厌景素，杨运长、阮佃夫这些人想独揽大权，也不想立年纪大的皇帝，就想除掉景素。景素的心腹大多劝他起兵，只有镇军参军济阳江淹劝他别这么干，景素就不高兴了。这一年，防阁将军王季符得罪了景素，一个人骑马跑到建康，说景素要谋反。杨运长他们马上就想发兵讨伐，袁粲、萧道成觉得不行；景素也派世子延龄去京城解释。最后就把王季符调到梁州，还剥夺了景素征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职。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生动勾勒出南朝宋末与北魏中期的政治图景，其中权力博弈的复杂逻辑、制度变革的深层用意与人物抉择的历史影响，都值得细细剖析：
南朝宋：权力崩塌前的困兽之斗
宋末的政治舞台完全被生存焦虑主导。萧道成、袁粲等的形成，本质是皇室衰微后权臣的临时权力平衡，这种轮值决策看似稳定，实则暴露了中央权威的真空——连荆州刺史沈攸之的去留都要靠太后柔性试探，可见朝廷对地方藩镇已失去强制力。
沈攸之与张敬儿的双雄对峙极具戏剧性。张敬儿以麻痹对手，沈攸之则在警惕与自负间摇摆，这种表面亲善、暗地互探的博弈，恰是南朝藩镇关系的缩影：谁都知道战争不可避免，却又需要时间积蓄力量。而建平王景素的悲剧更具象征意义——他以孝友清令的贤名获得朝野支持，却因威胁到外戚与近臣的利益，最终被诬陷排挤。这说明宋末的权力游戏已不讲合法性，只论威胁度，道德与声誉在刀光剑影前不堪一击。
更值得注意的是统治阶层的失能感。桂阳王休范叛乱时，连道士伪造书信都能引发朝野猜忌；王蕴力战却遭冷遇，褚澄开门纳贼反得重用，这种赏罚颠倒的背后，是掌权者的短视：他们只在乎眼前的权力巩固，早已无视制度与人心的崩塌。
北魏：汉化改革中的理性挣扎
北魏显祖（献文帝）的施政展现了鲜卑政权汉化的深层思考。废除门房之诛（连坐），看似是人道主义进步，实则是为了瓦解鲜卑旧俗中部族连带的血缘政治，强化皇权对个体的直接控制——通过罪止其身，将民众从部族依附转为国家编户，这是制度层面的重要突破。
而对的坚持更显深意。显祖认为囹圄为福堂，宁愿让囚犯长期关押以求，也不愿仓促判决导致滥杀。这种看似矛盾的逻辑，本质是对法治权威的塑造：北魏从草原部落转型为中原王朝，亟需用审慎用刑血亲复仇的旧俗，哪怕牺牲效率也要建立规则意识。至于不复有赦，则是对法律严肃性的强调——频繁大赦会纵容犯罪，而北魏正需要通过刑赏必信构建统治合法性。
敦煌是否内迁的争论，则体现了北魏的战略远见。韩秀反对内迁的理由堪称经典：守住敦煌不仅是，更是（阻断柔然与西域联系），这种将地缘价值置于暂时安全之上的思路，展现了北魏作为北方霸主的战略定力，也为后来孝文帝迁都洛阳、经营西域埋下伏笔。
跨时代的历史启示
两段历史对照，能清晰看到制度韧性的差异：北魏通过不断调整法律、整合战略，在汉化中强化了国家能力；而南朝宋则在权臣内斗、赏罚失序中加速崩塌。萧道成此时虽已崭露头角，但他与沈攸之的博弈仍处于阶段，尚未展现出终结乱世的魄力。
值得玩味的是道德与权力的关系：北魏用替代，用约束，本质是用构建统治基础；而南朝宋的权臣们，无论贤愚（如袁粲的守正、褚渊的妥协、萧道成的隐忍），都逃不出权力零和博弈的逻辑，最终只能在互相倾轧中等待新的秩序重构。
这段历史最深刻的教训或许是：当一个时代的掌权者只关注谁来掌权，而不思考如何掌权时，崩塌就只是时间问题；反之，能在制度建设、战略布局上展现长远眼光的政权，即便暂时弱小，也终将获得历史的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