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元四年（公元482年，壬戌年）
春天，正月壬戌日，皇帝下令设立二百名学生，让中书令张绪当国子祭酒。
二月甲戌日，北魏那边宣布大赦天下。
到了三月庚申日，皇帝把司徒褚渊、尚书左仆射王俭叫来，给他们留了遗诏，让他们辅佐太子。结果到了壬戌日，皇帝就在临光殿去世了。太子顺利即位，然后也跟着宣布大赦天下。
这高帝啊，性格沉稳，肚量还大，学问渊博，写文章也在行。他生活特别简朴，主衣库有个玉导，他就跟中书说：“留着这玩意儿就是给自己找麻烦的源头！”说完就叫人把玉导砸了。砸完还让人检查还有啥稀奇古怪的东西，都照这个标准处理。他还常说：“要是能让我治理天下十年，我能把黄金价格打到跟土一样便宜。”
三月乙丑日，朝廷让褚渊负责尚书省的事儿，任命王俭为侍中、尚书令，封车骑将军张敬儿开府仪同三司。丁卯日，任命前将军王奂为尚书左仆射。庚午日，封豫章王萧嶷为太尉。
三月庚辰日，北魏皇帝到了虎圈，然后下诏说：“虎狼这东西太猛了，抓捕的时候老是伤人。它们对咱也没啥好处，还浪费不少人力物力，以后别再抓来进贡了。”
夏天，四月庚寅日，给刚去世的皇帝上谥号叫高皇帝，定庙号为太祖。四月丙午日，葬在了泰安陵。
四月辛卯日，追尊穆妃为皇后。到了六月甲申日，立南郡王萧长懋为皇太子。六月丙申日，给太子娶了王妃王氏，这王妃是琅邪人。同时还封皇子，闻喜公萧子良成了竟陵王，临汝公萧子卿成了庐陵王，应城公萧子敬成了安陆王，江陵公萧子懋成了晋安王，枝江公萧子隆成了随郡王，萧子真成了建安王，皇孙萧昭业被封为南郡王。
这司徒褚渊生病了，就自己上表请求退位，新即位的世祖不同意，可褚渊特别坚决地一直请求。到了七月癸卯日，朝廷就任命褚渊为司空，兼任骠骑将军，侍中、录尚书事的职位还保留着。
秋天，七月的时候，北魏调了州郡五万人去修整灵丘道。
吏部尚书江谧，这人是济江人，性格谄媚还急躁。太祖去世的时候，他因为没被选入顾命大臣，心里那叫一个气。新皇帝即位后，他又没升官，这下更不爽了，开始各种抱怨、说坏话。正好皇帝生病，这江谧就跑去问豫章王萧嶷：“皇帝这病好不了，太子又没啥才能，您现在打算咋整？”皇帝知道这事儿后，就让御史中丞沈冲上奏江谧以前干的那些坏事。七月庚寅日，皇帝就赐江谧死了。
七月癸卯日，南康文简公褚渊去世。他儿子褚贲，当时是侍中，觉得老爹没守住气节，挺丢人的。守孝期满后，就决定不再当官，把爵位让给了弟弟褚蓁，自己跑到老爹墓旁边住了一辈子。
九月，因为皇帝刚去世，丁巳日，国子学就暂时停课了。
氐王杨文弘也去世了，他孩子都还小，就立了哥哥的儿子杨后起当继承人。九月辛酉日，北魏封杨后起为武都王，杨文弘的儿子杨集始当了白水太守。结果没多久，杨集始自己称王，被杨后起给打败了。
北魏那边，因为荆州的巴人和氐人闹事，就任命镇西大将军李崇当荆州刺史。这李崇是显祖舅舅的儿子。他要去上任的时候，朝廷下令陕、秦二州派兵护送他，李崇拒绝了，说：“边境的人闹矛盾，主要是对之前的刺史有意见。现在我奉诏去代替他，他们自然就消停了。有一道诏书就行，不用派兵保护我，不然会让他们害怕。”北魏朝廷听了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李崇就带了几十骑兵，风风火火赶到上洛，宣读诏书安抚大家，当地百姓和少数民族一下子就安稳了。李崇还下令，让边境守兵把抢来的南齐人都放回去，这么一来，南齐也放了二百来个北魏人回来，两边边境和平相处，再也没有烽火警报。过了段时间，李崇调到兖州当刺史。
兖州以前强盗多，李崇就想了个办法，让每个村子都建一座楼，楼上挂个鼓。要是哪个地方有强盗，就使劲敲鼓。旁边村子听到鼓声，第一个村子敲一下为信号，第二个村子敲两下，第三个村子敲三下，一会儿的功夫，鼓声能传出去百里远。然后大家就都派人守住险要的地方。这么一来，只要有强盗出现，就没有抓不到的。后来其他州觉得这办法好，都跟着学，这就从李崇这儿开始的。
九月辛未日，朝廷任命征南将军王僧虔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王奂被派去当湘州刺史。
刘宋原来建平王刘景素的主簿何昌宇、记室王摛，还有刘景素举荐的秀才刘璡，前前后后上书说刘景素品德高尚，还为他申冤。冬天，十月辛丑日，皇帝下诏，允许按士人的礼节，把刘景素迁回旧墓地安葬。这刘璡是刘瓛的弟弟。
十一月，北魏高祖准备亲自祭祀七庙，让有关部门按照古代的制度，准备好祭祀用的牲畜、器具、衣服和乐章。从这以后，春夏秋冬四季的祭祀就都按规定好好举行了。
【内核解读】
建元四年（公元482年）的史事，如同一幅浓缩的南北朝政治画卷，既展现了权力更迭的规律，也暗藏着制度演进的密码。从现代视角审视这段历史，诸多细节仍能引发深刻思考。
权力交接中的平衡艺术在齐高帝驾崩后的安排中尤为显着。临终前指定褚渊、王俭辅政，既延续了士族与皇权的合作传统，又通过豫章王嶷任太尉形成制衡，这种架构体现了对东晋以来门阀政治的改良。高帝 “黄金与土同价” 的理想，虽充满浪漫色彩，却折射出寒门帝王对社会公平的追求 —— 其击碎玉导的举动，本质是对士族奢靡文化的反抗，试图以节俭重塑政治伦理。
北魏的政策调整更具现代治理思维。孝文帝下诏停止捕贡虎狼，直指 “既无所益，损费良多” 的现实问题，这种基于成本效益的决策模式，打破了传统王权 “炫富示强” 的思维定式。李崇治理荆州时 “单骑赴任” 的智慧，更显超前：通过信任取代武力威慑，以归还俘虏重建边境互信，这种 “软实力” 外交在古代边疆治理中实属罕见。其在兖州创设的 “悬鼓报警体系”，堪称古代版的公共安全网络，用技术手段提升治理效率，印证了 “制度创新不分古今” 的道理。
人物命运中的伦理困境引人深思。褚渊作为宋齐易代的关键人物，其 “失节” 行为在当时已引发争议 —— 世子褚贲以终身不仕抗议，折射出魏晋风骨中 “名节重于生命” 的价值观。这种道德评判标准虽与现代多元社会理念有别，但对个体操守的极致追求，仍为当代职业道德建设提供镜鉴。江谧因 “怨望诽谤” 被赐死，则暴露了专制皇权下言论自由的脆弱性，其悲剧印证了 “权力缺乏约束必然导致清算” 的政治学规律。
制度演进的细节暗藏深意。齐武帝短暂设置国子学又因国哀罢停，反映出教育在古代政治中的工具属性 —— 既需通过儒学巩固统治合法性，又常因现实政治需求被边缘化。北魏孝文帝制定七庙祭祀礼仪，看似复古之举，实则是通过重构礼制强化中央集权，这种 “托古改制” 的策略，在后世改革中屡见不鲜。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一年的南北互动已显露历史走向：南齐延续着南朝 “皇权与士族共治” 的困境，而北魏通过制度革新和边疆治理展现出更强的适应性。李崇的治理实践与孝文帝的礼制改革，共同构成了北魏汉化运动的前奏，为后来的太和改制埋下伏笔。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齐高帝 “黄金与土同价” 的理想，最终并未在南朝实现，反而在北方政权的改革中逐渐接近 —— 这种反差或许说明，社会变革的关键不在于口号的华丽，而在于制度设计的务实与执行力的强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