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北魏下诏书说，俸禄从十月开始发放，每个季度领一次。以前的法律规定，官员贪污枉法达到十匹布帛，或者收受不正当财物二十匹布帛，就要判死刑；到现在，只要收受不正当财物一匹布帛，或者贪污枉法，不管多少，一律判死刑。同时，还分别派使者去检举查办那些贪污的地方官员。
秦、益二州刺史恒农人李洪之，因为是外戚所以地位显贵，但他治理地方既贪婪又残暴，实行俸禄制度后，李洪之第一个因为贪污被查处。北魏皇帝下令把他锁起来押到平城，召集百官，亲自数落他的罪行。不过因为他是大臣，还是允许他在家中自杀。其他因为贪污被判死刑的地方官员有四十多人。自从实行俸禄制度后，官员们都小心翼翼，贿赂现象几乎绝迹。然而，对于官吏和百姓犯其他罪行的，北魏皇帝大多都从轻处理，有疑问的案件上奏审议后，大多把死刑改为流放边境，每年都有上千人。京城判决死刑的，一年不过五六人，各州镇也比较少。
过了一段时间，淮南王拓跋佗上奏，请求像以前一样停止发放俸禄，文明太后召集大臣们商议这件事。中书监高闾认为：“人要是饥寒交迫，连慈母都保不住自己的孩子。现在发放俸禄，廉洁的官员能够坚守操守，贪污的官员也会受到激励而向往廉洁；不发俸禄的话，贪污的官员就会肆意作恶，廉洁的官员也难以自保。淮南王的提议，不是很荒谬吗！”于是，皇帝下诏采纳了高闾的建议。
高闾又上奏表说：“北方的狄人剽悍愚蠢，就跟禽兽差不多。他们擅长在野外作战，不擅长攻城。要是用他们不擅长的攻城来限制他们擅长的野战，那么就算他们人多也成不了大患，就算来了也没办法深入内地。而且，狄人分散居住在荒野湖泽，跟着水草迁徙，打仗的时候带着家业一起，逃跑的时候赶着牲畜一起，不需要携带粮草，饮食就能自给自足，所以历代以来都能成为边境的祸患。现在六镇兵力分散，敌人即使兵力加倍也不敢战斗，但六镇之间相互围困逼迫，很难控制局面。我请求依照秦汉时期的做法，在六镇以北修筑长城，选择要害的地方，隔一段距离开个门，在旁边建小城，派兵防守。狄人既攻不下城，在野外抢掠又没有收获，草吃完了就只能离开，最终一定会受到惩戒。算起来，六镇东西距离不过千里，一个人一个月的工作量，可以筑城三步长的地方，把强壮和弱小的劳动力加起来，不过用十万人，一个月就能完成；虽然暂时辛苦，但可以一劳永逸。修筑长城有五个好处：一是免去了巡逻防守的辛苦；二是北部放牧不会再有被抢掠的忧患；三是可以登上城墙观察敌人，以逸待劳；四是不用时刻防备；五是每年运送物资，永远不会匮乏。”北魏皇帝下诏书，很好地回应了他的建议。
冬天，十月，十月初七（丁巳日），南齐任命南徐州刺史长沙王萧晃为中书监。当初，太祖临死的时候，把萧晃托付给皇帝，让皇帝把萧晃留在京城或者附近的藩国，不要让他去太远的地方。太祖还说：“刘宋要是没有骨肉之间互相残杀，其他家族怎么能趁着他们的弊端得势！你一定要牢记啊！”按照旧制度：各位王爷在京城，只能配备四十个持刀护卫。萧晃喜欢舞刀弄剑，等他从南徐州卸任后，私自携带了几百人的兵器回建康，被负责京城治安的官员发现，把兵器都扔到了江里。皇帝听说后，非常生气，要依法惩处他，豫章王萧嶷磕头流泪说：“萧晃的罪过确实不可饶恕，但陛下应该想想先帝对萧晃的疼爱。”皇帝听了也流下眼泪，从此之后虽然没再追究，但萧晃也不再被皇帝亲近宠爱。评论的人说，皇帝在这方面比魏文帝强，但比汉明帝差。
武陵王萧晔多才多艺，但性格疏放任性，同样也不受皇帝宠爱。有一次陪皇帝吃饭，喝醉了趴在地上，帽子上的貂尾碰到了肉汁。皇帝笑着说：“肉把貂尾弄脏了。”萧晔回答说：“陛下只爱惜羽毛，却疏远了自己的骨肉。”皇帝听了很不高兴。萧晔不看重钱财，喜欢施舍，所以没什么积蓄；他把后堂的山命名为“首阳”，大概是在抱怨自己生活贫困吧。
高丽王高琏派使者到北魏进贡，同时也派使者到南齐进贡。当时高丽国力正强，北魏设置了各国使者的馆舍，南齐使者的馆舍规格排第一，高丽使者的馆舍规格排第二。
益州的大度獠人凭借地势险要，骄横放纵，之前的历任刺史都管不了他们。等陈显达当了益州刺史，派人去索要他们的租税和赎罪的财物。獠人的首领说：“两只眼睛的刺史都不敢向我们征税，何况你这个独眼刺史！”于是就把使者杀了。陈显达部署将领和官吏，声称要出去打猎，夜里就去袭击獠人，不管男女老少都杀了。
晋朝以来，益州刺史都由名将担任。十一月，十一月初七（丁亥日），皇帝第一次任命始兴王萧鉴为督益、宁诸军事、益州刺史，征召陈显达为中护军。在此之前，强盗首领韩武方聚集了一千多人在江上阻断交通，为非作歹，郡县都没办法禁止。萧鉴走到上明的时候，韩武方出来投降，长史虞悰等人都请求把他杀了。萧鉴说：“杀了他就失去信用了，而且也没办法鼓励其他人向善。”于是就上奏朝廷，赦免了韩武方，这样一来，巴西那些做强盗的蛮夷都纷纷投降归附。萧鉴当时年仅十四岁，走到新城的时候，路上传言纷纷，说“陈显达正在大规模挑选兵马，不肯接受征召。”萧鉴就停留在新城，派典签张昙皙去观察情况。没过多久，陈显达派使者来见萧鉴，大家都劝萧鉴把使者抓起来。萧鉴说：“陈显达在本朝一直坚守节操，肯定不会有这种事。”过了两天，张昙皙回来，详细报告说“陈显达已经把家眷迁出城外，日夜盼望着殿下您过去。”于是萧鉴才继续前行。萧鉴喜欢文学，使用的器物和穿的衣服都像普通读书人一样，蜀地的人都很喜欢他。
十一月十五日（乙未日），北魏员外散骑常侍李彪等人来南齐访问。
这一年，皇帝下诏给豫章王萧嶷增加封邑到四千户。刘宋元嘉年间，各位王爷进入斋阁，可以穿着便服、戴着裙帽去见皇帝；只有到太极殿和四庙祭祀的时候，才会穿上正式的朝服。从那以后，这个制度就没有了。皇帝和萧嶷关系友爱，在宫中举办小宴会的时候，允许萧嶷依照元嘉年间的旧例，穿着便服。萧嶷坚决推辞不敢这样做，只有皇帝到他的府邸时，他才穿着便服、戴着乌纱帽陪皇帝吃饭。至于衣服、器物的规格制度，萧嶷每次都向皇帝报告，不敢擅自做主，还总是力求节俭。但皇帝都不答应。萧嶷常常担心自己过于显赫，请求辞去扬州刺史的职位，把它让给竟陵王萧子良。皇帝始终不答应，说：“你就安心做一辈子，别再多说了。”萧嶷身高七尺八寸，很注重自己的仪容风范，他出行时的仪仗和随从，在礼仪方面堪称百官之首，每次出入宫殿和台省，看到他的人无不肃然起敬。
交州刺史李叔献接受任命后，却截留外国的进贡物品；皇帝打算派兵讨伐他。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生动勾勒出南北朝时期北魏与南齐的政治生态与社会风貌，其中的制度变革、权力博弈与人性百态，至今仍具深刻的历史镜鉴意义。
从北魏的改革来看，孝文帝推行的俸禄制度堪称“制度反腐”的先驱。将“义赃二十匹死罪”骤减为“义赃一匹即死”，量刑的剧烈升级背后，是对官场贪腐的零容忍态度。李洪之作为外戚显贵首当其冲被追责，四十余名地方官因赃伏法，这种“刮骨疗毒”式的整肃，短期内确实实现了“赇赂殆绝”的效果。而高闾反对恢复无禄制的论述，更是点破了制度设计的核心逻辑——只有让官员“足以无滥”，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贪腐动机。这种将“高薪养廉”与“严刑峻法”结合的思路，在后世反腐实践中不断被借鉴，印证了其历史合理性。
北魏关于筑长城的争议，则展现了古代边疆治理的智慧。高闾提出的“以狄之所短夺其所长”战略，精准把握了游牧民族“随水草迁徙、不赍资粮”的特点，通过构筑防御体系压缩其生存空间。其总结的“五利”，既考虑到军事防御效能，又兼顾经济成本与民生需求，体现了务实的边疆治理思维。这种“暂劳永逸”的防御理念，与秦汉长城的修建逻辑一脉相承，成为古代中原王朝应对游牧文明冲击的经典范式。
南齐的皇室关系则暴露了皇权体制下的亲情困境。齐武帝对弟弟萧晃的“怒而不罚”，对萧晔“爱羽毛而疏骨肉”的抱怨，折射出皇室成员在权力漩涡中的微妙处境。太祖临终“勿令远出”“诫骨肉相残”的叮嘱，恰是南朝政权更迭中“同室操戈”悲剧的缩影。萧嶷的“固辞权力”与萧鉴的“以德服人”，则成为皇室成员中难得的理性之光——萧鉴赦免韩武方以彰显诚信，十四岁便能以气度化解陈显达的潜在威胁，展现了超越年龄的政治智慧，也说明“以德怀柔”有时比武力镇压更能稳固统治。
此外，史料中诸多细节暗藏深意：益州大度獠因刺史“一眼”而拒缴租税，反映了边疆少数民族对地方官的轻视与对抗；高丽在北魏、南齐间“双向朝贡”，体现了小国在大国夹缝中的生存策略；李叔献“断割外国贡献”的行为，则暴露了地方势力对中央权威的挑战。这些看似零散的事件，共同构成了南北朝时期“分裂与融合并存”“冲突与交流交织”的时代图景。
总体而言，这段历史揭示了一个核心命题：无论是制度改革、边疆治理还是皇室关系，其成败关键都在于“平衡”——北魏在“严法”与“宽政”间寻找治理尺度，南齐在“集权”与“亲情”间维系微妙平衡，而各政权在“对抗”与“交流”中推动历史进程。这种对平衡的永恒追求，正是历史留给今人的宝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