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明六年（公元488年，戊辰年）
春天，正月乙未日，北魏下诏：“犯了死刑的人，如果父母、祖父母年老，又没有成年的子孙，且旁系亲属中没有服一年丧的近亲，要将具体情况上报。”
当初，皇子右卫将军萧子响过继给豫章王萧嶷；后来萧嶷有了自己的儿子，就上表请求把萧子响留下作为世子。萧子响每次入朝，因为自己的车马服饰和其他皇子不一样，气得直用拳头砸车壁。皇上听说了，下诏让他的车马服饰和皇子相同。于是有关部门上奏说萧子响应该回到本宗。三月己亥日，立萧子响为巴东王。
角城的戍将张蒲趁着大雾乘船到清水河中砍柴，偷偷放魏军进城。戍主皇甫仲贤察觉到了，率领众人在城门内抵抗交战，好不容易才把魏军击退。这时，三千多北魏的步兵和骑兵已经到了护城河外，淮阴军主王僧庆等人带兵来救援，魏军这才退走。
夏天，四月，桓天生又带着北魏的军队，出兵占据了隔城，皇上下诏让游击将军下邳人曹虎统领各路军队去讨伐。辅国将军朱公恩带兵去侦察设伏，遇到桓天生的巡逻部队，双方交战，朱公恩把他们打败了，接着就进军包围了隔城。桓天生带着一万多北魏的步兵和骑兵前来迎战，曹虎奋力攻击，把他们打得大败，俘虏和斩杀了两千多人。第二天，攻下了隔城，斩杀了隔城的襄城太守帛乌祝，又俘虏和斩杀了两千多人。桓天生放弃平氏城逃走了。陈显达侵犯北魏；甲寅日，北魏派豫州刺史拓跋斤带兵抵御。
四月甲子日，北魏大赦天下。
乙丑日，北魏皇帝前往灵泉池；丁卯日，去了方山；五月己巳日，回到宫中。
北魏在醴阳修筑城池，陈显达把它攻克了，接着进攻沘阳。沘阳城中的将士都想出城迎战，镇将韦珍说：“他们刚到，士气正旺盛，现在不能和他们硬拼，我们先一起坚守，等他们用力攻城，疲惫不堪的时候，再出击。”于是凭借城墙抵抗，过了十二天，韦珍在夜里打开城门突然袭击，陈显达只好退兵。
五月甲午日，任命宕昌王梁弥承为河、凉二州刺史。
秋天，七月己丑日，北魏皇帝前往灵泉池，接着又去了方山；己亥日，回到宫中。
九月壬寅日，皇上到琅邪城讲习武事。
癸卯日，北魏淮南靖王拓跋佗去世。北魏皇帝正准备祭祀宗庙，刚要进献祭品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就停止了祭祀，亲自去吊唁，悲痛万分。
冬天，十月庚申日，立冬，皇上第一次到太极殿宣读时令。
闰十月辛酉日，任命尚书仆射王奂为领军将军。
辛未日，北魏皇帝前往灵泉池；癸酉日，回到宫中。
十二月，柔然伊吾的戍主高羔子率领三千人献城归附北魏。
皇上因为国内各地的粮食和布帛价格极低，采纳了尚书右丞江夏人李珪的建议，拿出上库的五千万钱以及各州的钱，都用来购买粮食和布帛。
西陵的戍主杜元懿提建议说：“吴兴今年没有收成，会稽却丰收了，往来的商人旅客比往年多了一倍。西陵牛埭的税收，按照官府规定每天是三千五百钱；依我看，每天可以增加一倍。加上浦阳南北津、柳浦的四个埭，请求让我来掌管一年，除了规定税收外，可以多收入四百多万。西陵戍所负责检查收税，不会妨碍戍守事务；其他三个埭我会安排自己的心腹去管理。”皇上把这件事交给会稽处理，会稽行事吴郡人顾宪之商议后认为：“当初设立牛埭，本意不是为了强迫百姓来收税，而是因为江上风涛凶险，是为了方便百姓应急和运输货物。后来管理的人不明白这个初衷，都只顾自己的政绩，有的禁止其他道路通行，有的对江上来往的船只凭空收税。吴兴连年歉收，今年尤其严重，百姓都去会稽就食，良田都长满了荆棘。牛埭的官员按照规定收税，不肯降低税额，原本规定的税额都还没讨论是否要减少，现在却要额外加倍，这用什么办法做到呢！皇上仁慈，怜悯百姓，开仓赈济，减免赋税；而杜元懿却趁灾牟利，加重百姓的困苦，这种不仁不义的行为，从古到今都让人痛恨！如果他做不到像说的那样，恐怕会遭到谴责质问，那他一定会千方百计地侵害百姓利益，为官府招来怨恨。杜元懿生性苛刻，以往就有表现；让他管理一方，就好比让狼去带领羊群，他所任用的心腹，也会像戴着帽子的老虎一样凶恶。《尚书》说：‘与其有搜刮民财的臣子，宁可有偷盗的臣子。’这是说偷盗公家的东西损害还比较小，搜刮百姓带来的危害就太大了。我认为所谓‘便宜’，应该是对官府方便，对百姓适宜。我发现近来那些提建议的人，并非能在百姓的劳力之外，利用天时地利；大多是当下就对百姓不利，将来对官府也不方便。名不副实，违背了为政的根本。像这样的情况，实在应该仔细考察。”皇上采纳了顾宪之的意见，没有同意杜元懿的请求。
北魏皇帝向大臣们询问让百姓安定的办法。秘书丞李彪呈上密封的奏章，认为：“豪门贵族之家，奢侈僭越超过限度，他们的住宅、车马、服饰，应该制定等级制度。”“而且，国家的兴亡，关键在于皇位继承人的好坏；皇位继承人的好坏，在于教育引导是否得当。高宗文成皇帝曾经对大臣们说：‘我开始学习的时候，年纪还小，心思不能专一；登基处理各种政务后，又没时间温习。现在想来，这不仅是我的过错，也是师傅教导不勤勉。’尚书李讠斤听后脱帽谢罪。这是最近发生的事，值得借鉴。我认为应该依照古代设立师傅的官职，来教导太子。”
“另外，汉朝设立常平仓来救济物资匮乏。去年京城粮食歉收，把百姓迁移到丰收的地方，百姓既荒废了生计，又要困苦奔波才能到达，而且对国家的根本也有损害。哪比得上提前储备粮食，在百姓安定的时候供给他们，这难道不比驱赶老弱病残去千里之外糊口强得多吗！应该从州郡的常规赋税中拿出九分之二，以及京城财政开支每年剩余的部分，分别设立专门机构，年成好的时候买粮食储存在仓库里，年成不好的时候就以比私人粮价高两成的价格卖给百姓。这样，百姓一定会努力种田来换取官府的绢帛，积累钱财来购买官府的粮食。丰收的年份就经常储备，灾荒的年份就直接供给百姓。几年之内，粮食储备充足，百姓生活富足，即使遇到灾害也不会有危害了。”
“再者，应该从黄河以南七州的人中，选拔有门第才能的人，让他们到京城来，按照中州官员的标准，根据才能任用。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体现圣朝公平对待新旧臣民的大义，另一方面可以安抚江、汉地区百姓归附有道之君的心意。”
“还有，父子兄弟，虽然身体不同，但气息相通；罪责不相互牵连，这是君主的宽厚之恩。至于忧虑恐惧相互关联，这本来就是人之常情。无情无义的人，父兄入狱，子弟没有一点悲伤的表情；子弟逃避刑罚，父兄也没有惭愧的神色；依旧安然享受荣华富贵，游玩交往一切照旧，车马衣冠，还是华丽的装饰；骨肉之间的恩情，难道应该是这样吗！我认为父兄犯罪，应该让子弟穿着素服，袒露上身，到宫门前请罪。子弟犯罪，应该让父兄上奏章承认过错，请求解除自己的职务；如果职务确实重要，不宜批准解职的，就好言安慰挽留他们。这样，足以激励那些浅薄之人，让人们知道什么是羞耻。”
“最后，朝廷大臣遇到父母去世，假期结束后就去任职。穿着华丽的衣服，乘坐轩车，参加郊庙祭祀；玉佩鸣响，垂着丝带，和大家一起参加喜庆赏赐的宴会。这伤害了为人子女应守的孝道，违背了天地间的常理。我认为凡是遇到祖父母、父母去世的，都应该准许他们服满丧期；如果没有合适的人接替，导致职务空缺的，就下旨安慰劝谕，让他们出来任职，但只负责掌管财物出纳、奏报事务就行了，国家的喜庆活动，一律不让他们参加。如果有军事紧急情况，就穿着黑色丧服去服役，虽然这有违礼制，但也是事出有因，应该这样做。”北魏皇帝都采纳了这些建议。从此，公私财物都很充裕，即使时常发生水旱灾害，百姓也不会陷入穷困。
北魏派兵攻打百济，结果被百济打败了。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的永明六年（公元488年）史事，生动展现了南北朝对峙时期的政治、军事与社会风貌，其中诸多细节折射出制度演进与人性博弈，值得从多重维度解读：
礼法与人情的角力：制度设计的温度与局限
北魏正月诏书规定“死刑犯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无依，需上报朝廷”，看似微小的调整，实则是对“法不容情”传统的突破——在强调刑罚威慑的同时，为伦理亲情保留了缓冲空间。这种“司法人性化”的尝试，与后来李彪建议“父兄犯罪，子弟素服请罪”形成呼应，本质上是通过制度设计强化宗族伦理对社会的约束力，将儒家“亲亲”理念注入司法实践。
但对比南齐皇子萧子响的遭遇，可见礼法的弹性始终服务于权力逻辑：子响因“车服异于诸王”而怒击车壁，最终凭皇帝一纸诏令获得平等待遇，甚至被立为巴东王。这种“因怒改制”的偶然性，暴露了宗法制度下“礼法”的双重性——既以规则维系秩序，又为特权阶层预留破规的空间。
军事对峙中的“微观博弈”：战术智慧与战略困境
南北边境的攻防战堪称“小国寡民式冲突”的典型：张蒲借大雾引魏军偷袭角城，被皇甫仲贤仓促击退；桓天生复引魏军据隔城，却被曹虎击溃；陈显达攻北魏沘阳，因韦珍“坚守疲敌”战术而败退。这些战役规模有限，却暗藏军事逻辑：
--南朝依赖突袭与兵力优势（如曹虎以“奋击”破万余魏军），但缺乏持久攻坚能力；
--北朝则更擅防御反击（如韦珍凭城固守十二日，待敌疲弊后夜袭），体现出对地形与后勤的把控力。
这种“南攻北守”的拉锯，本质是南北朝国力均衡的折射——南朝无力突破北魏的边境防线，北朝也暂不具备渡江灭齐的实力，只能在局部战场反复试探。
经济治理的两种思路：民生为本 vs 急功近利
南齐的“税收争议”极具现实对照意义：西陵戍主杜元懿建议加征牛埭税（水路关卡税），主张“借会稽丰收之机翻倍征税”，看似能短期增收，却被顾宪之尖锐驳斥——他直指“立埭本意是济急利物，而非敛财”，痛斥杜元懿“幸灾榷利”，揭露其“以狼将羊”的苛政本质。
顾宪之的观点远超时代局限：他强调“便宜之策”需兼顾“便于公”与“宜于民”，反对“涸泽而渔”的短期行为；更引用“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的古训，点出“敛民之害远大于盗公”的深层逻辑。最终齐武帝采纳其议，体现了传统治理中“民生优先”理念的生命力。
反观北魏李彪的“常平仓”建议，则是另一种治理智慧：通过“年丰籴粟、岁凶粜粮”的宏观调控，将粮食储备转化为抗风险能力，与南齐“出官钱籴买谷帛”的操作形成南北呼应，共同指向古代王朝“以粮为纲”的经济安全逻辑。
改革者的远见：李彪奏议中的制度革新
北魏秘书丞李彪的封事堪称“综合治理方案”，其核心是通过制度重构实现“安民”：
--抑制豪奢：以等级制度规范“第宅车服”，直指士族腐败的根源；
--储粮备荒：效仿汉代常平仓，将“移民就丰”的被动救灾转为主动储备；
--吸纳南人：从河表七州选拔人才入朝，以“制度平等”瓦解南朝人心；
--强化伦理：以“子弟请罪、父兄引咎”的仪式化行为，重塑宗族责任意识；
--丧礼改革：允许官员为父母终丧，平衡“孝道”与“政务”的冲突。
这些建议被魏主全盘采纳，最终实现“公私丰赡，虽有水旱而民不困穷”，印证了制度改革对国家治理的根本性作用。其中“常平仓”与“选拔南人”两条，更成为后来北魏汉化改革的伏笔，展现了鲜卑政权向中原文明靠拢的深层动力。
历史的褶皱：被忽略的细节与时代底色
--北魏淮南靖王拓跋佗去世时，魏主“中止宗庙祭祀，亲临哀悼”，可见鲜卑皇室已深度接受中原“以孝治天下”的伦理；
--柔然伊吾戍主高羔子率三千人降魏，反映出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政权的复杂互动，边境归附从来不是单纯的军事选择，更是对“治理能力”的认可；
--北魏攻百济失败，则暴露其扩张野心与实际战力的落差——对中原的专注使其难以兼顾东亚海域的霸权争夺。
结语：在对峙中寻找平衡的时代
永明六年的史事，本质是“分裂时期的治理实验”：南北双方在军事对抗的同时，都在探索适合自身的制度路径——北魏以“汉化改革”强化内部凝聚力，南齐以“民生微调”维系江南稳定。这些看似零散的事件，实则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无论政权性质如何，只有兼顾“制度刚性”与“人文弹性”、平衡“短期利益”与“长远存续”，才能在乱世中站稳脚跟。而顾宪之的“反聚敛”、李彪的“重储备”，至今仍是治理智慧的经典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