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子日，皇帝下诏任命领军将军王茂为征南将军、江州刺史，率领军队去讨伐陈伯之。
北魏扬州小岘的戍主党法宗袭击大岘的戍所，把它攻破了，俘虏了南齐的龙骧将军邾菩萨。
陈伯之听说王茂来了，就对褚緭等人说：“王观不接受任命，郑伯伦又不肯顺从，这样下去我们就只能白白被困住。现在我们先平定豫章，打通南路，多征调些人力，增加物资粮草的运输，然后向北全面进军，去攻打那些饥饿疲惫的敌军，就不用担心不能成功。”六月，陈伯之留下同乡唐盖人守城，自己带兵前往豫章，攻打郑伯伦，但没能攻下。王茂的军队一到，陈伯之腹背受敌，就战败逃走了，从小路渡过长江，和陈虎牙等人以及褚緭一起投奔了北魏。
皇上派身边的陈建孙送刘季连的三个子弟进入蜀地，让他们传达旨意，慰问安抚刘季连。刘季连接受了命令，准备好行装要回去，益州刺史邓元起这才得以去上任。
当初，刘季连担任南郡太守的时候，对邓元起很不礼貌。都录朱道琛犯了罪，刘季连想杀了他，朱道琛逃跑藏起来才免了一死。到了这时，朱道琛成了邓元起的典签，他劝邓元起说：“益州混乱动荡已经很久了，官府和民间都很贫困。刘益州（指刘季连）马上要回去了，哪有心思派人到远处迎接您呢！我请求先去查看一下情况，沿路迎接您，不然的话，这万里路途所需的物资粮草，可不容易筹备。”邓元起答应了。朱道琛到了之后，说话很不客气，还挨个拜访府州里的人士，看到器物就抢夺，要是没抢到，就说：“反正这些迟早都是别人的，何必这么舍不得呢！”于是军府里的人都非常害怕，认为邓元起一来肯定会杀了刘季连，灾祸还会牵连到他们这些人，就争着把这些事告诉刘季连。刘季连也觉得是这样，而且还担心自己以前对邓元起不礼貌，就召集兵马盘算起来，发现自己有十万精锐部队，他感叹道：“我占据着天险之地，手握这么强大的兵力，进可以匡扶国家，退也能像刘备一样割据一方，除了这样还能怎么办呢？”于是召集佐史，假称接到齐宣德太后的命令，聚集兵力再次造反，把朱道琛抓起来杀了。他又征召巴西太守朱士略和涪县县令李膺，两人都不接受命令。这个月，邓元起到达巴西，朱士略打开城门迎接他。
在这之前，蜀地的百姓大多逃亡，听说邓元起来了，都争着出来归附，都宣称是起义兵响应朝廷，这样新旧军士加起来有三万多人。邓元起在路上走了很久，粮食都快没了，有人就劝他说：“蜀地的政令松弛，百姓很多都假装生病逃避赋税劳役，如果检查一下巴西一郡的户籍记录，趁机惩罚他们，收获肯定很丰厚。”邓元起觉得有道理。李膺却劝谏说：“您前面有强大的敌人，后面又没有后续支援，山里的百姓刚刚归附，正在观察我们的德行。如果用苛刻的手段整治他们，百姓肯定受不了；一旦人心离散，后悔都来不及。何必非要通过查处装病的人来补充军资呢！我请求出去想办法，不用担心物资粮草不够。”邓元起说：“好。这件事就全交给你了！”李膺退下后，带着当地的富户献上军粮，得到了三万斛米。
秋季，八月丁未日，皇帝命令尚书删定郎济阳人蔡法度修改王植之集注的旧律，制定《梁律》，还命令他和尚书令王亮、侍中王莹、尚书仆射沈约、吏部尚书范云等九人一起商议确定。
皇上向来精通音律，想要校正雅乐，于是自己制作了四种乐器，把它们叫做“通”。每种“通”安装三根弦，黄钟弦用二百七十根丝，长九尺，应钟弦用一百四十二根丝，长四尺七寸四分多一点，中间的十个音律，都以此为标准递减。通过“通”的声音转换来推算节气，全都没有差错，而且还能相互对应。又制作了十二支笛子，黄钟笛长三尺八寸，应钟笛长二尺三寸，中间的十个音律也以此递减，用笛子来演奏“通”的声音，和古代的钟、玉律相比较，全都没有偏差。于是用八音配合，使用七声，没有不和谐押韵的。在这之前，宫悬只有四个镈钟，夹杂着编钟、编磬、衡钟，一共十六架。皇上开始下令设置十二架钟，每架都配有编钟、编磬，一共三十六架，去掉了衡钟，在四个角落设置建鼓。
北魏高祖之前，前太傅平阳公元丕从晋阳赶来，就留在了洛阳。元丕八十多岁了，历经六朝，官至公辅高位，后来却成了平民。魏主因为他是宗室中的老臣，很同情他，以礼相待。乙卯日，任命元丕为三老。
北魏扬州刺史任城王元澄上表请求攻打钟离，魏主派羽林监敦煌人范绍到寿阳，一起商量进攻与否。元澄说：“需要用兵十万，往返一百天，请求朝廷赶紧筹备粮草兵器。”范绍说：“现在秋天已经快结束了，才想要调兵遣将，兵器倒是可以聚集起来，粮食从哪里来呢！有兵没粮，怎么能打败敌人呢！”元澄沉思了很久，说：“确实像你说的这样。”于是就取消了进攻计划。
九月丁巳日，魏主前往邺城。冬季，十月庚子日，回到怀地。魏主和宗室及亲近侍从比赛远距离射箭，皇帝射了三百五十多步，群臣刻下铭文赞美他。甲辰日，回到洛阳。
十一月己未日，建立小庙祭祀太祖的母亲，每次祭祀太庙结束后，用一头太牢（牛、羊、猪三牲全备）来祭祀她。
甲子日，立皇子萧统为太子。
北魏洛阳的宫殿刚刚建成。
十二月，将军张嚣之侵犯北魏淮南地区，夺取了木陵戍；北魏任城王元澄派辅国将军成兴反击，甲辰日，张嚣之战败逃走，北魏又夺回木陵。
刘季连派他的将领李奉伯等人抵御邓元起，邓元起和他们交战，双方互有胜负。过了很久，李奉伯等人战败，退回成都，邓元起进军驻扎在西平。刘季连驱赶掳掠百姓，关闭城门坚守。邓元起进军驻扎在蒋桥，离成都二十里，把辎重留在郫地。李奉伯等人从小路袭击郫地，把它攻陷了，邓元起的军备全部损失。邓元起放弃郫地，直接包围州城；城局参军江希之谋划献出城池投降，没有成功，被杀了。
北魏陈留公主守寡，仆射高肇、秦州刺史张彝都想娶她，公主答应了张彝，没答应高肇。高肇很生气，就在魏主面前说张彝的坏话，张彝因此被废黜，沉寂了好几年。
这一年，江东地区发生大旱灾，一斗米要五千钱，很多老百姓都饿死了。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勾勒出南北朝时期梁、魏对峙的复杂图景，其中的权力博弈、军事冲突与社会百态，折射出乱世中的人性挣扎与时代特征，可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解读：
军事对抗中的战略短视与韧性
--陈伯之的溃败堪称“战略误判”的典型。面对王茂的征讨，他放弃守城而强攻豫章，既未能打破僵局，又给了对手可乘之机，最终“表里受敌”狼狈投魏。这种只顾眼前、不顾全局的决策，暴露了地方军阀在格局上的局限——他们往往将个人势力置于战略全局之上，缺乏长远规划。
--与之相对，邓元起在益州的应对展现了乱世中的生存智慧。李膺“以恩德结民心”的建议被采纳后，仅通过动员富民就获粮三万斛，避免了“刻薄失人心”的危机。这说明在资源匮乏的乱世，民心向背往往比武力压迫更能决定胜负，而领导者的判断力与纳谏能力，直接影响着军事行动的成败。
权力更迭中的新旧矛盾
--刘季连的反叛本质是“旧势力恐惧新秩序”的爆发。他因昔日对邓元起“不礼”而心怀不安，又被朱道琛的挑衅激化矛盾，最终以“矫称太后令”的方式起兵，试图凭借“天险强兵”割据一方。这种冲突揭示了政权交替期的普遍困境：旧官僚对新政权的不信任、个人恩怨与权力利益的纠缠，极易引发地方性叛乱。
--北魏内部的权力斗争同样耐人寻味。高肇因求婚失败而诬陷张彝，导致后者“沉废累年”，展现了门阀政治中“私怨凌驾公义”的黑暗面。而魏主对平阳公丕的“矜而礼之”，则体现了统治者对宗室旧臣的怀柔策略——通过象征性的尊崇稳定人心，平衡朝堂势力。
制度建设与时代局限的碰撞
--梁武帝修订《梁律》、厘正雅乐，是试图通过制度重建巩固统治的体现。他自制“通”与“十二笛”，追求音律与天地自然的和谐，既是文化自信的彰显，也暗含“皇权合于天道”的政治隐喻。这种对典章制度的重视，与南朝长期的动荡形成对比，反映了新政权渴望“正统化”的努力。
--但制度理想难以掩盖现实困境。江东大旱“米斗五千，民多饿死”，与统治者对音律的精细雕琢形成残酷对照，暴露出南朝社会“上层文化繁荣与底层民生凋敝”的割裂。同样，北魏任城王澄攻钟离的计划因“缺粮”搁置，说明即便是强大的军事政权，也受限于生产力水平与后勤能力，难以实现无节制的扩张。
乱世中的人性光谱
--朱道琛的贪婪与傲慢（“见器物辄夺之”）、江希之的冒险献城、李膺的务实谏言，构成了乱世中的人性群像。在秩序崩坏的环境下，有人借机掠夺，有人投机求生，有人坚守底线，这些选择既受个人品性影响，更被时代环境裹挟——当生存成为首要问题时，道德往往让位于现实利益。
--刘季连“进可以匡社稷，退不失作刘备”的感叹，道尽了地方势力的野心与无奈。他们既想以“匡扶社稷”为名争取合法性，又难掩割据自保的真实意图，最终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走向覆灭，成为乱世棋局中的牺牲品。
这段历史的价值，正在于它展现了“大分裂时代”的复杂性：既有制度重建的努力，也有权力斗争的肮脏；既有个体的挣扎与选择，也有时代洪流的无情碾压。这些故事不仅是过去的回响，更折射出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永恒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