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监十年（公元511年，辛卯年）
春天正月辛丑日，梁武帝到南郊祭祀，然后宣布大赦天下。
尚书左仆射张稷，觉得自己功劳大，可得到的赏赐却很少。有一次在乐寿殿陪皇帝吃饭，喝到兴头上，他心里的不满就从话语和脸色上表现出来了。梁武帝说：“你哥哥杀了郡守，你弟弟杀了君主，你有什么好名声！”张稷回怼道：“我是没什么好名声，可说到陛下，也不能说没得到过我的功劳。东昏侯那么残暴，义军来讨伐他，又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梁武帝伸手捋着他的胡须说：“张公，你还挺让人害怕的！”张稷又害怕又生气，就请求到外地任职。癸卯日，朝廷任命他为青、冀二州刺史。
王珍国也心怀不满，他从梁、秦二州刺史任上被罢免回来，有次喝酒的时候在席上说：“我最近一进入梁山就忍不住想哭。”梁武帝很惊讶，说：“你要是为东昏侯哭，那已经晚了；要是为我哭，我还没死呢！”王珍国站起来行礼谢罪，但最终没回应，这席就散了，从此他就被疏远了。过了很久，才被任命为都官尚书。
丁巳日，北魏汾州山区的山胡族刘龙驹聚集一帮人造反，还跑到夏州捣乱，北魏皇帝下诏让谏议大夫薛和征调东秦、汾、华、夏四个州的兵力去讨伐他们。
辛酉日，梁武帝到明堂祭祀。
三月，琅邪有个叫王万寿的老百姓，杀了东莞、琅邪二郡的太守刘晰，占据了朐山，还招呼魏军过来。
壬戌日，北魏广阳懿烈王元嘉去世。
北魏徐州刺史卢昶派郯城戍副张天惠、琅邪戍主傅文骥先后前往朐山，青、冀二州刺史张稷派兵阻拦，没拦住。夏天四月，傅文骥等人占领了朐山，梁武帝下诏让振远将军马仙琕去攻打他们。北魏又派代理安南将军萧宝寅、代理平东将军天水人赵遐带兵占据朐山，归卢昶指挥。
甲戌日，北魏薛和打败了刘龙驹，把他的党羽也都收拾了，还上表请求设置东夏州。
五月丙辰日，北魏禁止研究天文学。
梁朝任命国子祭酒张充为尚书左仆射。张充是张绪的儿子。
马仙琕去围攻朐山，张稷暂时驻扎在六里这个地方，负责监督粮草运输，梁武帝多次派兵支援他们。到了秋天，北魏卢昶上表请求增兵六千，加拨十万石米，北魏皇帝只给了他四千兵力。冬天十一月己亥日，北魏皇帝下诏让扬州刺史李崇等人在寿阳练兵，想借此分散朐山那边的压力。卢昶本来就是个书生，不懂军事。朐山城里粮草和柴火都没了，傅文骥就献城投降。十二月庚辰日，卢昶带兵先跑了，其他各路军队也跟着溃败。当时正下大雪，士兵们冻死的、冻掉手脚的有三分之二，马仙琕乘胜追击，把魏军打得很惨。二百里的路上，到处都是尸体，魏军能逃脱的只有十分之一二。梁军缴获的粮草、牲畜和武器装备，多得数都数不过来。卢昶一个人骑着马逃跑，连符节、文书和仪仗卫队都丢光了。跑到郯城，他借了赵遐的符节来撑场面。北魏皇帝派黄门侍郎甄琛快马加鞭去把卢昶锁拿回来，要彻查他战败的情况，赵遐也一起被免了官职。只有萧宝寅带着军队完整地回来了。
卢昶在朐山的时候，御史中尉游肇就跟北魏皇帝说：“朐山这地方小得很，又在偏僻的海边，地势低洼潮湿，不适合居住，对我们来说不是急需之地，但对敌人来说却很有利。因为有利，所以他们肯定会拼命争夺；对我们来说不急，所以我们是不得已才作战。用不得已作战的军队去攻打拼命的敌军，恐怕会拖延很长时间，花费也会很大。就算我们得到了朐山，也只会引发更多争斗，最终很难守住，就是那种没啥用的地方。听说敌人多次提出用宿豫来换朐山，如果真能这样，用这块没用的地方，换回我们原来的疆土，百姓的劳役也能暂时解除，这好处可大了去了。”北魏皇帝本来打算听从这个建议，结果卢昶战败了，就升游肇为侍中。游肇是游明根的儿子。
马仙琕当将领，能和士兵们同甘共苦，他穿的不过是普通布帛做的衣服，住的地方没有帷幕、被子屏风这些讲究的东西，吃的喝的和最底层的杂役一样。他在边境的时候，经常一个人偷偷潜入敌境，去侦察敌方营垒、村落的险要之处，所以打仗大多能获胜，士兵们也都愿意为他效力。
北魏任命甄琛为河南尹，甄琛上奏说：“以前国家在代都的时候，老是担心盗窃的问题，世祖下定决心，广泛设置主管官员和里宰，只有那些来自代地的县令、县长以及五等散男中有能力谋划的人才能担任。还安排了很多吏士作为他们的帮手，重视他们的工作，这才把盗窃问题控制住。自从迁都以来，国家的范围变大了，各地的人都汇聚到京城，事情比在代都的时候多多了，五方之人混杂在一起，盗贼公然横行。现在里正这个职位权力小，事务琐碎，担任的大多是没什么才能的人，他们都抱着敷衍了事的心态，没办法好好监督。请挑选八品将军以下，有能力、正直又能成事的武官，让他们拿着本官的俸禄去兼任里尉的职务，级别高的兼任六部尉，中等的兼任经途尉，低一点的兼任里正。要是不行的话，就稍微提高里尉的品级，从品级低但应该升迁的人里挑选，让他们来担任。这样职责明确了，京城就能安宁了。”皇帝下诏说：“里正的品级可以提升到勋品，经途尉提升到从九品，六部尉提升到正九品；从各个职位中挑选合适的人，不一定要是武官。”甄琛又上奏，建议让羽林军巡逻，在各个坊巷巡查盗贼。从这以后，洛阳城变得清净安宁，后来也一直沿用这个办法。
这一年，梁朝境内有二十三个州，三百五十个郡，一千零二十二个县。从这以后，州的名字越来越多，设置、废除、合并、分离的情况，多得都记不过来。北魏那边也是这样。
梁武帝对亲族很亲厚和睦，对朝廷官员也很优待宽容，官员犯了罪，他经常不按法律来处理，而是网开一面。但老百姓犯了罪，就严格依法处置，连坐的话，老人小孩都不能幸免，要是有一个人逃跑了，全家都要被抓去当人质做工。老百姓本来就穷困潦倒，这样一来，违法犯罪的情况反而更严重了。有一次梁武帝去郊外祭祀，有个秣陵的老人拦住他的车说：“陛下制定法律，对老百姓严苛，对权贵宽松，这可不是长久之计。要是能反过来，那天下人就太幸运了。”梁武帝听了，就开始考虑要放宽对百姓的法律。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生动勾勒出天监十年（公元511年）南北朝时期的政治风云与社会百态，其中折射的权力逻辑、军事得失与制度困境，即便以现代视角审视，仍具深刻启示：
权力场的“怨望”与帝王权术
梁武帝与张稷、王珍国的冲突，暴露了皇权与功臣间的永恒张力。张稷自恃拥立之功抱怨“赏薄”，王珍国借“哭梁山”暗表不满，本质是功臣集团对权力分配的抗议。而梁武帝的回应堪称帝王权术的典范：对张稷直指其家族“杀郡守、杀其君”的黑历史，以道德压制消解其功绩合法性；对王珍国的“哭”语，以“未死”的反问将潜在不满定性为“咒君”，瞬间占据政治制高点。这种以言语震慑、借贬谪（张稷外放）或冷处理（王珍国疏退）削弱威胁的手段，既避免了直接诛杀功臣的舆论风险，又强化了皇权的绝对权威，却也埋下了臣属离心的隐患——当功臣意识到“功高难赏”反而可能招祸，忠诚便难免掺杂算计。
朐山之战：军事外行主导的溃败样本
北魏卢昶主导的朐山之败，堪称“书生误国”的典型案例。作为儒生出身的将领，他既不懂“朐山蕞尔海滨，卑湿难居”的地理劣势（游肇早已预警），又无视“粮樵俱竭”的现实困境，仅凭意气请兵添粮，最终在守军投降后率先遁逃，导致“二百里间僵尸相属”的惨状。对比梁军马仙琕“与士卒同劳逸”“单身潜入敌境侦察”的务实作风，胜负早已注定。这一战役揭示了军事指挥的核心原则：专业素养远胜身份标签，而决策者对“无用之地”的执念（北魏坚持争夺朐山），往往会让国家付出远超收益的代价——正如游肇所言，以“不得已之众击必死之师”，本质是战略资源的浪费。
制度漏洞：从“里尉改革”看基层治理困局
北魏甄琛的“里尉改革”提案，直指迁都洛阳后基层治理的崩坏：旧制“里正”多为“下才”，无力应对“五方杂沓、寇盗公行”的新问题。其解决方案——提升基层官吏品级（里正至勋品）、吸纳武官参与治安（羽林游军巡坊巷），本质是通过“提高待遇+强化武力”弥补制度缺陷。这一改革短期内“洛城清静”，却暴露了更深层的困境：当基层治理依赖“拔高品级”“武力震慑”而非系统的权责划分与资源匹配时，所谓“清静”不过是暂时压制矛盾，而非真正解决问题。这种“头痛医头”的改革逻辑，在后世基层治理中屡见不鲜。
法律双轨制：梁武帝的“宽严悖论”
梁武帝“急于庶民，缓于权贵”的司法倾向，堪称古代版“法律面前并非人人平等”的鲜活注脚。对士族“屈法申之”，对百姓“老幼不免”“举家质作”，甚至出现“一人逃亡，全家为奴”的连坐酷法，直接导致“民既穷窘，奸宄益深”。秣陵老人“反是则天下幸甚”的谏言，点破了法律公平的核心：当规则成为权贵的保护伞、百姓的枷锁时，社会的稳定便失去了根基。梁武帝后期的“宽之”想法，或许是对这种失衡的反思，但积弊已深——法律的公信力一旦因双轨制受损，再想修复便需付出百倍努力。
时代缩影：分裂期的“扩张焦虑”
文末“梁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县千二十二”的记载，看似是疆域统计，实则暗藏南北朝的“州郡膨胀症”。双方通过频繁拆分、增设州郡虚张声势，本质是分裂政权对“正统性”的争夺——以行政版图的“数量优势”证明自身合法性。这种“名实背离”的制度游戏，导致地方机构叠床架屋、效率低下，反而加速了资源内耗。这也印证了一个规律：当政权无法以统一与稳定赢得认同，便往往陷入“用形式繁荣掩盖实质危机”的怪圈。
综上，天监十年的史事犹如一面多棱镜：权力博弈中的人性幽暗、军事决策中的专业与否、制度设计中的公平难题，共同构成了中古时期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而其中关于“权力制衡”“专业主义”“法律公平”的教训，至今仍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