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监十三年（公元514年，甲午年）
春天二月丁亥日，梁武帝亲自耕种籍田，然后宣布大赦天下。以前宋、齐时期，耕种籍田是在正月，到这时开始改在二月，并且举行斋戒仪式祭祀先农。
北魏东豫州刺史田益宗年纪大了，和他的子孙们一起搜刮钱财，贪得无厌，辖区内的百姓苦不堪言，都吵吵着要造反。北魏皇帝派中书舍人刘桃符去慰问安抚田益宗，刘桃符回来后，向皇帝报告了田益宗侵扰百姓的情况。皇帝就下诏书给田益宗说：“桃符告诉我，你儿子田鲁生在淮南贪婪暴虐，要是一直这样，会损害你对国家的忠诚和功劳。你可以让田鲁生到京城来，我会给他安排官职任用。”可是田鲁生很久都没去京城，于是皇帝下诏调田益宗为镇东将军、济州刺史。又担心他不肯交出职权，就派后将军李世哲和刘桃符带兵去袭击他，突然攻入广陵。田鲁生和他弟弟田鲁贤、田超秀都逃到了关南，还招来梁兵，攻下了光城以南的各个据点。梁武帝任命田鲁生为北司州刺史，田鲁贤为北豫州刺史，田超秀为定州刺史。三月，北魏李世哲攻打田鲁生等人，把他们打败了，又重新设置了郡县和据点。田益宗被调回洛阳，授予征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的官职。田益宗上表说自己是被刘桃符诬陷的，还说“田鲁生等人是被刘桃符逼迫才造反的，请求把刘桃符抓来和我当面辩明真假”。皇帝下诏不同意，说：“已经大赦过了，不能再为此事立案追查。”
秋天七月乙亥日，梁武帝封皇子萧纶为邵陵王，萧绎为湘东王，萧纪为武陵王。
冬天十月庚辰日，北魏皇帝派骁骑将军马义舒去慰问劝谕柔然。
之前北魏王足入侵梁朝的时候，梁武帝命令宁州刺史涪城人李略去抵御，还答应等战事结束后，让他当益州刺史。王足退兵后，梁武帝却没兑现承诺，李略心里不满，就有了反叛的想法，结果梁武帝把他杀了。李略哥哥的儿子李苗逃到了北魏，步兵校尉泰山人淳于诞曾经做过益州主簿，从汉中进入北魏，这两人一起给北魏皇帝献上夺取蜀地的计策，北魏皇帝相信了他们。辛亥日，任命司徒高肇为大将军、平蜀大都督，率领十五万步兵和骑兵入侵益州；命令益州刺史傅竖眼从巴北出兵，梁州刺史羊祉从涪城出兵，安西将军奚康生从绵竹出兵，抚军将军甄琛从剑阁出兵；乙卯日，任命中护军元遥为征南将军，都督镇遏梁州、楚州。游肇劝谏说：“现在连年水旱灾害，老百姓不适合再服劳役了。以前开拓领土，都是因为对方城主主动归顺，所以出兵没怎么打仗就成功了。现在这些出谋划策的人，真假难辨，有些人可能是对梁朝有怨恨，不能完全相信他们。蜀地地势险要，防守严密，怎么能仅凭一些不靠谱的说法就出动大军呢！开头不谨慎，后悔都来不及啊！”但皇帝没听他的。任命淳于诞为骁骑将军，封李苗为代理龙骧将军，让他们都兼任向导统军。
投降北魏的王足出主意，请求在淮河上修筑堤坝，用水灌寿阳。梁武帝觉得这主意不错，就派水利工程师陈承伯、材官将军祖暅去查看地形，两人都说“淮河里面的沙子土质疏松，不坚固，这工程搞不成”。梁武帝不听，征发徐州、扬州的百姓，大概每二十户抽五名壮丁来修筑堤坝，任命太子右卫率康绚为都督淮上诸军事，在钟离负责监督堤坝的修建。参与工程的民工和士兵加起来有二十万，南起浮山，北到巉石，沿着河岸堆土，在河中间合拢筑成堤坝。
北魏任命前定州刺史杨津为华州刺史。杨津是杨椿的弟弟。以前，官府征收调绢的时候，所用的尺子特别长，办事的官员还互相勾结，一起坑害百姓，老百姓苦不堪言。杨津下令都按照标准的公尺来，那些交上来的绢质量特别好的，就赏赐一杯酒；交上来的质量差点的，也照样收下，只是不赐酒，让他们知道羞愧。这样一来，大家都互相勉励，官府收到的调绢比以前更好了。
北魏太子年纪还小，每次进出东宫，身边只有左右乳母陪着，东宫的官员都不知道。詹事杨昱上奏说：“恳请从今往后，召唤太子一定要有皇上亲手写的敕令，让我们这些官员跟着护卫。”北魏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命令值班的东宫官员一直护送到万岁门。
北魏御史中尉王显问治书侍御史阳固：“我当太府卿的时候，府库充实，你觉得怎么样？”阳固说：“您把百官俸禄的四分之一都收走了，州郡上交的赃款和赎罪的财物，也都送到京城，用这些来充实府库，这可不算多。而且‘与其有搜刮钱财的臣子，还不如有盗窃财物的臣子’，这能不警惕吗！”王显听了不高兴，找了个事儿上奏免除了阳固的官职。
【内核解读】
在天监十三年（公元514年）这一历史节点，诸多事件深刻反映了当时南梁与北魏复杂的政治、军事局势。
南梁方面，梁武帝萧衍在这一年展现出了刚愎自用的一面。北魏降人王足提议堰淮水以灌寿阳，萧衍未充分考量实际情况便贸然采纳。水工陈承伯、材官将军祖暅都明确指出淮内沙土漂轻不坚实，筑堰工程难以成功，可萧衍对此置若罔闻。他强征徐、扬百姓，二十户取五丁，投入二十万人力开展这项艰巨工程。这一决策不仅罔顾专业意见，还极大加重了百姓负担，严重消耗了民力，使得百姓苦不堪言，也极大损害了朝廷在民众心中的形象。从政治角度看，萧衍此举是典型的盲目决策，为了实现军事目的，全然不顾民生与工程可行性，反映出他在统治后期逐渐脱离实际，独断专行。
北魏这边，东豫州刺史田益宗的事件凸显了其内部的腐败与管理问题。田益宗年老后，与子孙大肆聚敛，致使部内百姓深受其害，甚至引发了民众反叛的声音。北魏朝廷在处理此事时，举措失当。先是派遣刘桃符慰劳，而后又在未妥善沟通的情况下，仓促诏令田益宗调任，进而派李世哲等人率兵袭击。这一系列行动不仅未能有效解决田益宗家族带来的问题，反而导致田鲁生等人投奔南梁，还引发了南梁对光城以南诸戍的攻取。北魏在处理内部官员腐败和地方稳定问题上，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过于简单粗暴，导致局面愈发失控。
此外，北魏对蜀地的征伐决策也饱受争议。李苗和淳于诞献策取蜀，魏主未深入权衡利弊，便任命高肇为大将军、平蜀大都督，调集十五万步骑准备进攻益州。游肇的劝谏切中要害，当时北魏频年水旱，百姓不宜再承受劳役，且蜀地险隘，镇戍严密，仅凭降人的计策就贸然兴兵，实在过于草率。魏主不听劝谏，执意伐蜀，这一决策反映出北魏统治者在军事决策上的冲动与短视，没有充分考虑国内经济民生以及军事行动的实际困难。
总体而言，天监十三年，南梁与北魏在决策层面都出现了严重失误。南梁萧衍为实现军事目标而忽视民生与专业建议，北魏则在处理内部问题和对外军事行动上缺乏周全考量。这些失误不仅给当时的百姓带来了沉重灾难，也对两国未来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为后续的局势变化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