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庚子日，梁朝任命尚书令王莹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袁昂为左仆射，吏部尚书王暕为右仆射。王暕是王俭的儿子。
张齐多次从白水出兵侵犯北魏的葭萌，傅竖眼派虎威将军强虬攻打信义将军杨兴起，把他杀了，又夺回白水。宁朔将军王光昭在阳平也吃了败仗，张齐亲自率领两万多勇猛之士与傅竖眼交战。秋天七月，张齐的军队大败，往回逃窜，小剑、大剑等地的戍守官兵都弃城而逃，东益州又重新被北魏占据。
八月乙巳日，北魏任命胡国珍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刺史。胡国珍年纪大了，太后其实不想让他外出任职，只是想给他个地方长官的荣耀；所以最终他也没去上任。
康绚回朝后，张豹子就不再修整淮河堰。九月丁丑日，淮河水突然大涨，淮河堰被冲毁，那声音像打雷一样，三百里外都能听见，淮河沿岸的城戍和村落十多万人都被冲进海里。当初，北魏担心淮河堰，任命任城王元澄为大将军、大都督南讨诸军事，率领十万大军，打算从徐州出发来攻打淮河堰；尚书右仆射李平认为：“不用动用兵力，淮河堰最终也会自己坏掉。”等到听说淮河堰被冲毁，太后十分高兴，给李平的赏赐很丰厚，元澄也就没出兵。
壬辰日，梁朝大赦天下。
北魏胡太后多次到宗室亲戚、有功显贵的家里去，侍中崔光上表劝谏说：“按照《礼》的规定，诸侯如果不是去探病或吊丧就进入臣子家中，这就叫君臣之间相互戏谑。这没提到王后夫人，是因为明确没有王后夫人到臣子家中的道理。夫人，父母在世时可以回娘家省亲，父母去世后就派卿去娘家慰问。汉朝上官皇后要废掉昌邑王时，霍光，是她的外祖父，又身为宰辅，皇后仍然坐在武帐中接见群臣，以此显示男女有别。现在皇族正在繁衍，有功显贵不断升迁，各种请托之事越来越多，恐怕会成为一种惯例。希望陛下减少出游到臣下家中的活动，那么天下百姓都会有所依靠，世间万物都会喜悦。”
任城王元澄认为北边镇将的选拔越来越不被重视，担心贼寇窥探边境，祖宗陵寝受到威胁，上奏请求慎重选拔镇将，加强警备，太后下诏让公卿大臣们商议此事。廷尉少卿袁翻发表意见，认为：“近来边境州郡官员选拔不慎重，只看资历等级。有的任用贪污之人，大量设置戍守巡逻的地方，安排很多将领；有的任用自己身边的姻亲；有的接受别人财物请托。这些人都没有防范贼寇的心思，只有搜刮钱财的想法。那些勇猛的士兵，被驱使去抢劫掠夺，如果遇到强敌，就会沦为奴隶俘虏，要是有所缴获，就据为己有。那些老弱病残的士兵，稍微懂点打铁、木工之类的手艺，没有不被搜刮到军营里，受尽各种苦役。其余的人，有的被派到深山伐木，有的在平地上除草，往来贩卖货物，一路上随处可见。这些人的俸禄不多，财物有限，却都被收走实实在在的绢布，只给他们一些虚数的粮食，让他们竭尽全力干活，给他们很少的衣物，用他们的劳力，克扣他们的食物，从冬到夏，加上各种疾病，死在沟渠里的常常十有七八。所以邻国趁机窥探，侵扰我们的边境，都是因为边境任职的人不合适。我认为从今往后，南北边境的各个藩镇以及所统辖的郡县府佐、统军直到戍主，都应该让朝臣王公以下的人各自举荐自己了解的人，一定要选拔有才能的，不拘泥于等级；如果任职称职或者不称职，连同举荐的人都要根据情况进行赏罚。”太后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到了正光末年，北边盗贼成群兴起，最终逼近旧都，侵犯祖宗陵寝，就像元澄所担忧的那样。
冬天十一月，交州刺史李畟斩杀了交州造反的阮宗孝，把他的首级送到建康。当初，魏世宗修建瑶光寺，还没完工，这一年，胡太后又修建永宁寺，都在皇宫旁边；还在伊阙口修建石窟寺，这些建筑都极其奢华。其中永宁寺最为壮观，有一尊一丈八尺高的金像，中等大小的金像有十尊，玉像两尊。建有一座九层佛塔，挖地筑基，深达黄泉；佛塔高九十丈，上面的刹柱又高十丈，每当夜深人静，塔上的铃铎声能传到十里之外。佛殿像太极殿，南门像端门。僧房有一千间，里面装饰着珠玉锦绣，让人看了惊叹不已。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像这样规模宏大的塔庙，从来没有过。扬州刺史李崇上表，认为：“高祖迁都快三十年了，明堂还没修建，太学荒废，城阙、官府、寺庙也都有些破败，这可不是继承发扬祖宗基业、为万国树立典范的做法。现在国子学虽然有学官的名号，却没有教授学生的实际行动，这和兔丝有丝之名而无实用、燕麦有麦之名而无其实，以及南箕星不能簸扬、北斗星不能舀酒有什么区别呢！事情不能同时都办，必须有所取舍；应该停止尚方署那些雕琢奢靡的制作，节省永宁寺土木修建的工程，减少瑶光寺材料砖瓦的耗费，分散石窟寺雕刻的劳力，以及各种不是急需的劳役，在春、夏、秋三季农闲的时候，修整这几项，让国家的容貌威严显赫，礼仪教化兴盛推行，这不是很好的事吗！”太后用嘉奖的诏书答复他，但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太后喜欢佛教，很多老百姓为了当和尚就断绝了后代，高阳王的朋友李瑒上奏说：“三千条罪行中没有比不孝更大的，不孝中最大的罪过莫过于断绝祭祀。怎么能轻易放纵违背礼教的行为，任由他们追求佛法的心意泛滥呢，自己父母年迈，却抛弃家庭，不奉养他们，缺失了当下应尽的礼教，却去追求将来虚无的好处！孔子说：‘不知道生，怎么能知道死？’怎么能抛弃堂堂正正的政教，却去信奉所谓的鬼教呢！而且，现在南方还没有平定，各种劳役仍然繁重，老百姓的心思，大多是想逃避劳役，如果再听之任之，恐怕大家都会抛弃孝顺慈爱，家家户户都会有人去当和尚了。”都统僧暹等人对李瑒称佛教为“鬼教”很生气，认为这是诋毁佛教，哭着向太后告状。太后责备李瑒。李瑒说：“天叫神，地叫只，人叫鬼。《左传》说：‘阳间有礼仪音乐，阴间有鬼神。’那么阳间的政教就是堂堂正正的，阴间的就可以称为鬼教。佛本来就是人演变来的，称它为鬼教，我觉得不算诋毁。”太后虽然知道李瑒的话有道理，但难以违背僧暹等人的意思，就罚了李瑒一两金子。
北魏征南大将军田益宗请求担任东豫州刺史，以便召回两个儿子，太后没答应，他最终在洛阳去世。
柔然的伏跋可汗，身体强壮，善于用兵，这一年，向西攻打高车，把高车打得大败，抓住了高车王弥俄突，把他的脚绑在劣马后面，拖行着将他杀死，还把他的头骨涂上漆做成酒杯。之前依附柔然后来又背叛的邻国，伏跋可汗都出兵把它们消灭了，柔然国又强大起来。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勾勒出了南北朝时期南梁与北魏（尤其是北魏后期）的政治、军事与社会图景，字里行间充满了权力博弈的张力、制度崩坏的隐患与时代转型的阵痛，若以现代视角审视，可从以下几个维度展开评论：
权力结构的脆弱性：高层决策的短视与低效
--南梁的“官帽子游戏”与军事溃败：开篇记载南梁对王莹、袁昂等重臣的职位调整，看似是正常的人事变动，实则反映了南朝门阀政治的惯性——官员晋升多依赖门第（如王暕为“俭之子”，即出身名门琅琊王氏），而非军功或治绩。这种“论资排辈”的逻辑很快在军事上显现恶果：张齐率军与北魏傅竖眼交战，先败于阳平，再大败于小剑、大剑，最终丢失东益州。高层对军事人才的轻视与指挥体系的僵化，直接导致了边疆防线的崩溃。
--北魏胡太后的“权力表演”与决策失据：胡太后作为实际掌权者，其行为充满矛盾：一方面，她任命外戚胡国珍为雍州刺史，却因“不欲令出”而让其“竟不行”，将官职视为荣誉符号而非治理工具；另一方面，面对任城王澄关于“北边镇将选举过轻”的预警，她拒绝采纳袁翻“不拘阶级选才”的建议，放任边将贪污、虐杀士兵，最终酿成“正光之末北边盗贼群起”的恶果。这种“重虚名、轻实政”的统治风格，暴露了北魏后期皇权与士族、中央与边疆的深刻矛盾。
制度性腐败的恶性循环：从边疆到中央的溃烂
袁翻对北魏边镇问题的批判堪称“古代反腐檄文”，其描述的现象在现代语境下仍具警示意义：
--“唯论资级”的选官制：边将选拔不看能力，只论资历，导致“贪污之人”充斥岗位，他们“广开戍逻”只为敛财，用姻亲、受贿替代防寇，将士兵视为掠夺工具（“勇力之兵驱令抄掠，羸弱老小苦役百端”）。这种“逆向淘汰”机制，使得边疆从“国防前线”沦为“利益分赃场”。
--“虚粟实绢”的剥削链：士兵“禄既不多，赀亦有限”，却被强征实物、克扣粮食，“死于沟渎者什常七八”。当国家将暴力机器异化为掠夺工具时，边疆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这恰是北魏“六镇之乱”的前奏，也印证了“失民心者失边疆”的朴素逻辑。
信仰与现实的撕裂：佛教狂热背后的社会危机
北魏胡太后的“造寺运动”与南梁的佛教发展，折射出宗教与政治、民生的复杂关系：
--“塔庙之盛，未之有也”的虚妄：永宁寺“浮图高九十丈”“金像高丈八尺”，耗费的民力物力与“明堂未修，太学荒废”形成刺眼对比。李崇的劝谏直指核心——当国家将资源过度投入宗教建筑，而非民生、教育与国防时，所谓“礼化兴行”不过是自欺欺人。这种“宗教狂热”本质上是统治阶层用精神麻痹掩盖现实矛盾。
--“绝户为沙门”的社会困境：百姓“弃家绝养”出家，既有对佛教的信仰，更有“避役”的现实考量——繁重的徭役与贫困的生活，让宗教成为逃避现实的“避难所”。李瑒批判佛教为“鬼教”，虽显偏激，却点出了问题关键：当政权无法保障民生，只能靠宗教维稳时，其合法性已岌岌可危。而胡太后“罚瑒金一两”的折中处理，既暴露了对宗教势力的妥协，也暗示了统治权威的衰落。
军事与外交：弱肉强食下的生存逻辑
--南梁的“被动防御”与北魏的“以静制动”：淮堰的修建本是南梁对抗北魏的工程，却因张豹子“不复修”而溃决，导致“十馀万口漂入海”。北魏任城王澄本欲发兵攻堰，李平却断言“终当自坏”，最终“堰坏”印证其判断。这一事件不仅体现了南梁工程管理的粗放，更反映了南北朝对峙中“拼国力”的本质——北魏无需主动进攻，仅靠南梁自身的治理漏洞即可取胜。
--柔然的“霸权回归”与游牧文明的冲击：伏跋可汗“西击高车”“灭叛去之国”，用“系足于驽马曳杀”“漆头为饮器”的残酷手段重建霸权，展现了游牧政权“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这种“武力至上”的逻辑与中原王朝的“礼仪治国”形成鲜明对比，也为后续“五胡乱华”的余波与民族融合埋下伏笔。
结语：历史的镜鉴——治理的本质是“平衡”
这段史料中的王朝兴衰、制度成败，本质上是“平衡”二字的实践与崩塌：南梁失衡于门阀与军功，北魏失衡于集权与放权，胡太后失衡于信仰与现实，边将失衡于职责与私欲。最终，当所有矛盾集中爆发时，南北朝的分裂与动荡便成了必然。而其中关于“选才不拘阶级”“民生重于虚饰”“边疆不可轻忽”的教训，至今仍具现实意义——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一个政权的生命力，永远取决于它能否在权力、资源与民心之间找到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