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监十七年（公元518年，戊戌年）
春天正月甲子日，北魏封氐族首领杨定为阴平王。
北魏秦州的羌人反叛。
二月癸巳日，安成康王萧秀去世。萧秀虽然和梁武帝是平民时的兄弟，但成为君臣之后，他小心谨慎、敬畏的态度，比那些关系疏远、地位低下的臣子还要厉害，梁武帝因此越发觉得他贤能。萧秀和弟弟始兴王萧憺特别友爱，萧憺长期担任荆州刺史，常常把自己的俸禄分一半给萧秀，萧秀坦然接受，也不觉得多了不好意思。
甲辰日，梁朝大赦天下。
己酉日，北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神龟。
北魏东益州的氐人反叛。
北魏皇帝接见柔然的使者，责备他们藩国礼仪不周到，商议要依照汉朝对待匈奴的旧例，派使者回访。司农少卿张伦上表，认为：“太祖开创帝业，每天都忙不过来，所以才让柔然这小子在一方游荡。这也是因为中原地区多有忧患，重视华夏事务而对夷狄之事有所放松。高祖当时致力于向南发展，没时间北伐。世宗遵循先帝遗志，对于柔然使者的到来，只接受他们的朝见而不回复。当时认为圣明的皇帝统治天下，国家富强、兵力强盛，对于与敌国交往的礼仪，有什么可害怕而不敢做的，又有什么需求而一定要去做呢！现在柔然虽然仰慕我们的德行而来，但也是想看看我们的强弱；如果让朝廷使者奉命到柔然王庭，与他们称兄道弟，恐怕不符合祖宗的本意。如果事情实在不得已，应该下诏书，向他们展示上下的礼仪规范，命令宰臣写信，向他们说明归顺的道理，观察他们的态度，再慢慢用恩威来决定如何对待他们，这样王者的体统就端正了。怎么能因为柔然等戎狄的势力有所变化，就马上损害国家的礼仪制度呢！”皇帝没有听从他的建议。张伦是张白泽的儿子。
三月辛未日，北魏灵寿武敬公于忠去世。
北魏南秦州的氐人反叛。朝廷派龙骧将军崔袭持符节去劝谕他们。
夏天四月丁酉日，北魏秦文宣公胡国珍去世，朝廷追赠他假黄钺、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封号为太上秦公，加赐九锡，用特殊的礼仪安葬他，赠送丧服和仪仗护卫，待遇极其优厚。又把太后母亲皇甫氏的灵柩迎来，与胡国珍合葬，称皇甫氏为太上秦孝穆君。谏议大夫常山人张普惠认为，前代皇后的父亲没有称“太上”的，“太上”这个名号不能用于臣子，他到宫门前上疏陈述自己的看法，皇帝身边的人都不敢为他通报。正好胡家在挖墓穴时，下面有块大石头，张普惠于是秘密上表，认为：“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没有两个君主，‘太上’这个称呼是因为有‘上’才产生的，皇太后称‘令’是延续皇帝的‘敕’以向下传达旨意，大概是遵循妇人三从的道理，就像周武王时的文母，能位列辅佐武王的十位贤能之人当中，现在司徒（胡国珍）称‘太上’，恐怕违背了延续皇帝敕令的本意。孔子说：‘一定要名正言顺啊！’最近选墓地定吉兆，却因为这块石头而改变占卜结果，这或许是天地神灵在以此发出重要警示，启发圣上的情思。希望能停止使用这个冒犯君上的名号，以祈求上天的福佑。”太后于是亲自到胡国珍的宅邸，召集五品以上官员广泛讨论。王公大臣们都迎合太后的心意，争相诘问刁难张普惠；但张普惠随机应变，进行辨析，没人能让他屈服。太后派元叉向张普惠传达旨意说：“我这么做，是出于孝子的心意。你所陈述的，是忠臣的道理。各位大臣已经有了决议，你不能强行改变我的想法。以后你有什么见解，不要有顾虑，尽管说出来。”
太后为太上君建造寺庙，其壮丽程度与永宁寺相当。
尚书上奏要恢复征收百姓的绵麻税，张普惠上疏，认为：“高祖废除大斗，不用长尺，更改沉重的秤，是为了爱护百姓、减轻赋税。考虑到国家军队需要绵麻，所以在绢税上增加绵八两，在布税上增加麻十五斤，百姓因为称和尺减小，觉得减少的不止绵麻的价值，所以都乐意缴纳赋税。从那以后，所征收的绢布，逐渐又变得又长又宽，百姓哀怨之声，朝野都能听到。宰辅大臣不追究根源在于布幅加宽、长度增加，就急忙停止征收绵麻税。不久后尚书又因为国家用度不足，想再次征收。这是丢弃天下的大信，废弃自己已经施行的诏令，重蹈以前的错误，会被后世的史书批评。他们不想想库中有大量的麻，其实是群臣私自侵占了，为什么这么说呢？百姓缴纳的物品，有的一斤多出百铢，没听说有关部门依照法律去治州郡的罪；可要是稍微有点质量不好，就治户主的罪，还连累三长。所以库中的绢布，超过规定尺寸的很多，大臣们领取俸禄，人人都追求绢布又长又宽、厚实，不再有标准限制，也没听说有人因为绢布幅面有多余的尺寸，就要求还给官府的。现在想要恢复征收绵麻税，应当先统一称和尺，明确立下严格的禁令，不许再放任尺寸增加，让天下人知道皇上和太后爱护百姓、珍惜法律到这种程度，那么太和年间的好政策就能在神龟年间再次出现了。”
张普惠又因为北魏皇帝喜欢在苑囿游玩打猎，不亲自上朝处理政务，过于尊崇佛法，把祭祀天地和祖先的事大多委托给有关部门，上疏恳切劝谏，认为：“致力于那些不可捉摸的佛教修行，耗费大量钱财在百姓身上，减少官员俸禄、征用民力，来供奉这些无所事事的僧人，大肆装饰寺庙宫殿，希望获得渺茫的回报，黎明时大臣们在宫外恭敬行礼，而众多僧人却在宫内悠闲游玩，这样的礼仪违背了时代的要求，人神都不能和睦。我认为与其追求早晚诵经礼佛的因果，祈求难以预料的善果，不如赢得天下人的欢心来侍奉亲人，使天下太平，灾害不发生。希望陛下能注重自身的言行举止，为各国做出表率，亲自虔诚地参加祭祀天地和祖先的仪式，亲自履行初一、十五的礼仪，在太学举行祭祀先圣先师的典礼，尽心尽力重视农业生产。酌情减少那些不急用的寺庙装饰，恢复百官长期被削减的俸禄。已经建造的务必简约并尽快完工，还没建造的就一律不再建造。这样的话，孝顺友爱就能通达神明，道德教化就能光照四海，节约用度、爱护百姓，法律和风俗都能从中受益。”不久后，皇帝下令让大臣们讨论祭祀先圣先师的礼仪，而且从这以后每月接见群臣一次，这些都是采纳了张普惠的建议。
张普惠又上表论述时政的得失，太后和皇帝把张普惠召到宣光殿，针对他表中的内容进行诘问。
临川王萧宏妾室的弟弟吴法寿杀了人，藏在萧宏的府中，梁武帝下令萧宏交出他，吴法寿当天就伏法认罪。御史台奏请免除萧宏的官职，梁武帝批示说：“爱护萧宏是出于兄弟间的私情，免除萧宏官职是为了维护王者的正法。所奏请的可以批准。”五月戊寅日，司徒、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被免职。
【内核解读】
这段天监十七年（公元518年）的史事，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南北朝时期政治、民族、社会的复杂面相，其中诸多细节值得从现代视角审视：
权力场域中的礼法博弈
北魏胡国珍葬礼引发的称号之争，本质是皇权与礼制传统的角力。张普惠以天无二日为由反对人臣称，背后是儒家思想对皇权垄断性的维护。而胡太后以孝子之志回应，既凸显了外戚势力借扩张权力的策略，也暴露了礼制在现实政治中的弹性——当权力需要时，传统可被解释、也可被突破。这种礼法为权力服务的逻辑，在后世王朝中反复上演。
南梁临川王宏因庇护杀人的妾弟被免官，梁武帝兄弟私亲王者正法的区分，看似彰显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公平，实则暗藏帝王权术：既维护了法律权威，又以之说保留了对宗室的宽容，这种选择性执法恰是专制皇权的典型特征——法律的刚性永远让位于权力的弹性。
民族关系中的身份焦虑
北魏对柔然使者的态度争议，折射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中的身份困境。张伦反对与为昆弟的主张，本质是华夏中心论夷夏之辨的坚守，认为与游牧政权平等交往是亏典礼。这种观念背后，既有对自身文化优越性的自信，也暗含对游牧民族军事威胁的恐惧。而北魏最终的选择，又显示出实用主义的考量——当国力不足以碾压对手时，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成为无奈之举。
氐、羌等族群的接连反叛，则揭示了北魏民族治理的深层矛盾。征服王朝在统治多民族地区时，若仅靠军事镇压而缺乏文化融合与利益共享，必然陷入反叛—镇压—再反叛的恶性循环。这也为后世提供了镜鉴：民族问题的核心从来不是，而是。
社会治理中的制度悖论
北魏张普惠关于绵麻税的奏疏，揭露了税收制度的变形记：孝文帝改革本以爱民薄赋为初衷，通过调整度量衡减轻百姓负担，但基层执行中却通过幅广度长暗中加征，最终导致百姓嗟怨。这种政策善意执行恶意的背离，印证了一个现代治理命题：制度设计若缺乏刚性监督，再好的初衷也会被基层权力异化。
他呼吁先正称尺，明立严禁，实则指向了标准化治理的重要性——税收、度量衡的统一透明，是市场经济与社会公平的基础。这一思想与现代税收法定、计量标准化理念不谋而合，可见治理的智慧具有跨越时代的共通性。
信仰与现实的资源争夺
胡太后为母造寺壮丽埒于永宁，与张普惠减禄削力供无事之僧的批评，形成了信仰狂热与民生现实的尖锐对立。当国家将大量资源投入宗教建设，甚至挤压官员俸禄与民生开支时，宗教便从精神寄托异化为权力炫示的工具。张普惠收万国之欢心以事其亲的谏言，本质是呼吁将有限资源从虚无的来世实在的民生，这种重现实轻虚玄的务实思想，在任何时代都具有启示意义。
而北魏孝明帝好游骋苑囿，不亲视朝的怠政，与过崇佛法形成呼应——当最高统治者沉迷享乐与虚玄信仰，政权的运转必然出现失灵。这也印证了一个历史规律：权力失去约束、统治者脱离现实，往往是王朝衰落的开端。
结语：历史中的现代性因子
这段史料看似是遥远的古代叙事，却蕴含着诸多与现代社会相通的治理命题：如何平衡权力与制度、如何处理多民族关系、如何实现政策善意与执行效果的统一、如何分配信仰与民生的资源。从这些历史细节中，我们能看到人性的恒常与制度的演进——正是这些跨越时空的治理困境破局尝试，构成了历史留给现代的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