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四年（公元523年，癸卯年）
春天，正月辛卯日，梁武帝到南郊祭祀，之后大赦天下。丙午日，又去明堂祭祀。二月乙亥日，举行了耕藉田的仪式。
柔然闹了严重的饥荒，阿那瑰带着他的部众进入北魏境内，上表请求北魏救济。己亥日，北魏任命尚书左丞元孚为行台尚书，持符节去安抚晓谕柔然。元孚是元谭的孙子。出发前，元孚上奏陈述了一些合适的建议，他认为：“柔然长期以来都很强大，以前在代京的时候，我们常常要严加防备。如今上天保佑大魏，让他们自己内乱衰亡，低头请求归服。朝廷收拢他们离散逃亡的部众，以礼相送让他们返回，应该趁这个时候好好思考长远的策略。以前汉宣帝的时候，呼韩邪单于前来归降，汉朝派董忠、韩昌率领边境的兵马把他送出朔方，还留下军队护卫协助。还有，光武帝的时候，也派中郎将段彬设置安集掾史，跟随单于，观察他们的动静。现在我们应该大致依照以前的做法，借给他们闲置的土地，让他们耕种放牧，大致设置一些官员，表示安抚。同时严格告诫边境的军队，借此进行防范侦察，让他们与我们亲近但不至于欺诈，疏远但也无法反叛，这才是最好的策略。”但北魏朝廷没采纳他的建议。
柔然的俟匿伐到北魏朝见。
三月，北魏司空刘腾去世。有四十多个宦官认刘腾为义父，为他服重孝，穿着丧服送葬的人数以百计，朝中显贵去送葬的多得把道路和田野都挤满了。
夏天，四月，北魏的元孚拿着白虎幡在柔玄、怀荒二镇之间慰劳阿那瑰。阿那瑰号称有部众三十万，暗中却有别的心思，于是就把元孚给扣下了，让他坐在卧车里。每次召集部众的时候，就把元孚安排在东厢，称他为行台，对他还挺有礼貌和敬意。然后阿那瑰带兵往南走，一路烧杀抢掠，到了平城才放元孚回去。有关部门上奏说元孚辱没使命，应该治罪。甲申日，北魏派尚书令李崇、左仆射元纂率领十万骑兵攻打柔然。阿那瑰听说后，驱赶着两千百姓，还有公私的马牛羊几十万头向北逃窜，李崇追击了三千多里，没追上就回来了。
元纂派铠曹参军于谨率领两千骑兵追击柔然，追到郁对原，前后打了十七仗，多次打败柔然。于谨是于忠的堂曾孙，性格沉稳，有见识有度量，还涉猎经史。年轻的时候，他隐居在乡里，不追求做官，有人劝他去当官，于谨说：“州郡的官职，向来被人看不起；三公那样的高位，得等时机到来才行。”元纂听说了他的名声就征召了他。后来于谨率领轻骑兵出塞侦察，正好遇上几千铁勒骑兵突然杀到，于谨觉得敌众我寡，撤退肯定跑不掉，就把骑兵分散，让他们藏在草丛之中，又派人爬上山顶指挥，好像在部署军队一样。铁勒人远远看见，虽然怀疑有伏兵，但自恃人多，还是进军逼近于谨。于谨平时骑的是一匹紫马和一匹騧马，铁勒人认识这两匹马，于是于谨就让两个人各骑一匹马冲出战阵，铁勒人以为是于谨，就争着去追；于谨率领剩下的军队攻击那些追击的骑兵，铁勒人就逃跑了，于谨因此得以进入边塞。
李崇的长史巨鹿人魏兰根劝李崇说：“以前在边境刚开始设置各镇的时候，地广人稀，有的是征调中原豪门大族的子弟，有的是皇室宗亲，把他们当作国家的得力助手。但这几十年来，有关部门把他们称作‘府户’，让他们像奴仆一样服役，在官员通婚和等级排序上，让他们失去了进入清流的机会，而他们原本的同族，却都身处荣耀显达的位置，对比之下，他们心里肯定又气又怨。应该把镇改为州，分别设置郡县，凡是府户，都免为平民，他们入朝为官的顺序，完全按照以前的标准，文武官员都任用，恩威并施。这个计策要是能施行，国家差不多就没有北方的忧患了。”李崇把这个建议上奏给朝廷，结果却没了下文，没有得到回应。
当初，元义囚禁胡太后之后，经常在北魏皇帝居住的宫殿旁边值班，把谄媚的本事发挥到极致，皇帝因此特别宠信他。元义进出皇宫，总是让勇士拿着兵器在前后护卫。有时候出宫在千秋门外休息，就设置木栅栏，让心腹防守，以防有人偷袭，士人和百姓想见他，只能远远地跟他对话。他刚开始执政的时候，还假装克制自己，用谦逊勤奋的态度待人接物，对时事的得失，也还挺关心。但得势之后，就变得骄傲自负，又爱喝酒又好色，贪图财宝贿赂，赏罚全凭自己心情，把国家的法纪都搞乱了。他父亲京兆王元继更是贪婪放纵，他和他的妻子儿女都接受贿赂，向有关部门请托办事，没人敢违抗。以至于连郡县的小吏都不能通过公正的选拔任用，州牧、太守、县令、县长大多都是贪污的人。这样一来，老百姓穷困潦倒，人人都想着造反。
武卫将军于景是于忠的弟弟，他谋划着废掉元义，结果元义把他贬为怀荒镇将。等柔然入侵的时候，镇里的百姓请求发粮食，于景不肯给，镇里的百姓愤怒到了极点，就造反了，抓住于景把他杀了。没过多久，沃野镇的百姓破六韩拔陵聚众造反，杀了镇将，改年号为真王，其他各镇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百姓纷纷响应。破六韩拔陵带兵向南侵犯，派另外的将领卫可孤包围武川镇，又攻打怀朔镇。尖山的贺拔度拔和他的三个儿子贺拔允、贺拔胜、贺拔岳都很有才能而且勇猛，怀朔镇将杨钧提拔贺拔度拔为统军，他的三个儿子为军主，让他们抵御叛军。
北魏景明初年，世宗命令宦官白整在龙门山为高祖和文昭高后开凿两个佛龛，都高达百尺。永平年间，刘腾又为世宗开凿了一个佛龛，到现在已经二十四年了，一共用了十八万二千多个工，还没完工。
秋天，七月辛亥日，北魏下诏：“现在在职的官员，按照规定七十岁该退休的，可以发给本官一半的俸禄，终身享用。”
九月，北魏下诏让侍中、太尉汝南王元悦进入门下省，和丞相高阳王元雍一起参与决策尚书省上奏的事务。
冬天，十月庚午日，梁朝任命中书监、中卫将军袁昂为尚书令，以原官职开府仪同三司。
北魏平恩文宣公崔光病重，北魏皇帝亲自去看望他，任命他的儿子崔励为齐州刺史，还为此撤去了音乐，停止了出游。丁酉日，崔光去世，皇帝亲自前往吊唁，哭得很伤心，还为此减少了日常饮食。崔光为人宽厚温和，喜欢做善事，整天都和和气气的，从来没发过脾气。于忠、元义掌权的时候，因为崔光是德高望重的老臣，都很尊敬他，很多事情都找他商议决断，但他却没能救下裴植、郭祚、清河王元怿，当时的人把他比作张禹、胡广。崔光快去世的时候，推荐都官尚书贾思伯为侍讲。皇帝跟着贾思伯学习《春秋》，贾思伯虽然地位显贵，但对士人很谦逊。有人问贾思伯：“您为什么能做到不骄傲呢？”贾思伯说：“人快倒霉的时候才会骄傲，这有什么固定不变的道理呢！”当时的人都觉得这话说得很有雅量。
十一月癸未初一，发生了日食。甲辰日，尚书左仆射王暕去世。
梁朝初期，只有扬州、荆州、郢州、江州、湘州、梁州、益州这七个州使用钱币，交州、广州使用金银，其他州则是用谷物和布帛进行交易。梁武帝于是铸造五铢钱，这种钱的内外轮廓都很完整。另外还铸造了没有外郭的钱，叫做“女钱”。民间私下里用古钱交易，朝廷禁止也没用，于是就商议干脆废除铜钱。十二月戊午日，开始铸造铁钱。
北魏任命汝南王元悦为太保。
【内核解读】
普通四年（公元523年）的史事，如同一记重锤敲碎了南北朝表面的平静，北方六镇之乱的爆发与南方货币改革的推进，折射出两大政权在治理逻辑与命运轨迹上的深刻分野，其中的教训与启示至今仍具镜鉴意义：
北魏的“系统性崩塌”：从边疆失控到中枢溃烂
--六镇之乱：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怀荒镇民因求粮被拒杀镇将于景，沃野镇破六韩拔陵举旗反魏，这场看似突发的叛乱，实则是北魏“边疆政策积弊”的总爆发。魏兰根曾尖锐指出：早期六镇将领多为“中原强宗子弟”“国之肺腑”，后期却被沦为“府户”，“役同厮养”，与中原士族的“荣显”形成刺眼对比。这种“身份剥夺”的制度性不公，让边疆军民从“国家爪牙”变成“反叛先锋”。而元义对此视而不见，反而将异己于景贬至怀荒，无异于在火药桶旁点火。破六韩拔陵改元“真王”的举动，更是直接挑战北魏的正统性，标志着北魏对边疆的控制力彻底瓦解。
--元义专权：权力腐蚀的经典样本：元义从“矫情自饰”到“自骄愎”的蜕变，完美诠释了“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他出入禁中带勇士护卫，休于千秋门设木栏防备，甚至“士民求见者，遥对之而已”，其集权之专、猜忌之深可见一斑。更致命的是，他与父亲京兆王继“各受赂遗，请属有司”，导致“郡县小吏亦不得公选”，整个官僚体系沦为利益输送的工具。当“牧守令长率皆贪污之人”，百姓“困穷思乱”便成必然。元义的腐败不仅是个人品德问题，更是北魏“宗室专权+宦官干政”制度缺陷的产物——缺乏制衡的权力结构，最终让整个国家机器锈烂失灵。
--对柔然政策的连续失误：元孚提出“借地田牧、置官防察”的柔性策略，本可安抚饥困的柔然，却被北魏朝廷否决；随后轻率派李崇十万大军征讨，反而逼反阿那瑰，导致“良民二千、公私马牛羊数十万北遁”。这种“要么放任、要么强攻”的极端操作，暴露了北魏决策层对边疆民族的认知停留在“非敌即友”的简单逻辑，既失去了“以夷制夷”的智慧，又耗竭了本就紧张的军事资源。于谨虽以智勇击退铁勒，但个体的英勇已无法弥补战略的短视。
梁朝的“改革尝试”：货币困境与治理局限
--铁钱改革：经济难题的无奈应对：梁朝初期“七州用钱，交广用金银，馀州杂以谷帛”，货币体系的碎片化严重制约经济发展。梁武帝铸“五铢钱”“女钱”试图统一货币，却因民间私用古钱而失败，最终被迫“铸铁钱”。这一改革的尴尬在于：一方面，金属货币短缺反映了南朝商品经济的活跃与铜矿资源的不足；另一方面，“铸铁钱”虽能短期增加货币流通量，却为后世通胀埋下隐患（铁价远低于铜，易引发私铸泛滥）。梁武帝的尝试虽有进步意义，却未能触及“货币信用建立”的核心——缺乏中央财政支撑与监管体系，单纯的货币形态改革难以根治经济乱象。
--“仁政”表象下的隐忧：梁武帝祀南郊、耕藉田、行大赦，延续了其“儒佛合一”的治理风格，与北魏的酷烈形成对比。但萧正德叛逃事件中，他“泣而诲之，复其封爵”的纵容，暴露了南朝“宗室特权高于国法”的通病；袁昂、王暕等士族元老占据高位，虽维持了朝堂稳定，却也固化了“上品无寒门”的阶层壁垒。梁朝的“平静”，更多是士族阶层利益妥协的结果，而非真正的治理效能提升。
文明碰撞中的“偶然与必然”
--佛教造像的象征意义：北魏龙门石窟历时二十四年、耗工十八万二千仍未完工的佛龛，与宋云求法带回的佛经，共同构成北魏“佛教狂热”的注脚。这种对宗教的投入，既是精神寄托，也是政权合法性的包装，却挤占了本应用于民生与国防的资源。当边疆军民饥寒交迫时，皇室仍在耗费巨资凿窟造像，这种“重虚饰轻实利”的价值取向，加速了北魏的崩溃。
--崔光的“悲情智者”形象：崔光以“宽和乐善”着称，却对“裴、郭、清河之死”无能为力，时人比之“张禹、胡广”（汉代庸碌权臣）。他的困境折射出北魏士大夫的集体无奈：在极端专制的权力结构中，即便是“旧德重臣”，也只能在妥协中求生存，难以扭转颓势。其临终荐贾思伯，而贾思伯“衰至便骄，何常之有”的清醒，更道出了乱世中知识分子的生存智慧与无力感。
结语：两种制度的“生死考验”
普通四年是南北朝历史的“分水岭”：北魏因“制度性不公+权力腐败”引发全面叛乱，从此陷入“灭火式治理”的恶性循环，最终走向分裂；梁朝虽通过货币改革等举措维持表面稳定，但宗室特权与阶层固化的隐患未除，为后来的“侯景之乱”埋下伏笔。
这段历史深刻揭示：政权的生命力不在于疆域大小或军事实力，而在于能否通过制度调整回应民众的合理诉求。北魏的崩溃证明，当“公平”让位于“特权”、“务实”屈从于“虚饰”，再强大的帝国也会瞬间崩塌；而梁朝的经验则警示，缺乏彻底改革勇气的“修修补补”，难以应对深层矛盾的总爆发。乱世的残酷之处在于，它从不给“纠错”留太多时间——每一个被忽视的民生痛点，都可能成为压垮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