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纪十六，起止公元547年（丁卯年），共一年。
太清元年（公元547年，丁卯年）
梁朝诸事
日食与荆州刺史去世：春天正月初一，发生日食，太阳剩下的部分像弯钩一样。壬寅日，荆州刺史庐陵威王萧续去世。朝廷任命湘东王萧绎为都督荆、雍等九州诸军事以及荆州刺史。萧续向来贪心，临死的时候，写了封奏疏，派中录事参军谢宣融献上一千多件金银器具，梁武帝这才知道他这么有钱，就问谢宣融：“王爷的金子就这些吗？”谢宣融说：“这些都算多了，哪还能更多啊！王爷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他想让陛下知道，所以到死也不隐瞒。”梁武帝这才消了气。
湘东王与萧续的过往：当初，湘东王萧绎担任荆州刺史的时候，有点小过错，萧续接替他后，把这些事报告给了梁武帝，从那以后，这两位王爷就不再通信往来。萧绎听说萧续死了，进内室的时候高兴得跳起来，连木屐都被踩破了。
祭祀与大赦：丙午日，东魏勃海献武王高欢去世。辛酉日，梁武帝到南郊祭祀，大赦天下；甲子日，又到明堂祭祀。
接纳侯景的争议：二月，西魏下诏：“从今往后，应该受宫刑的人，直接没收为官奴，不再施刑。”西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若干惠为司空，封侯景为太傅、河南大行台、上谷公。庚辰日，侯景又派他的行台郎中丁和来梁朝，上奏表说：“我和高澄有矛盾，请求把函谷关以东，瑕丘以西，豫、广、颍、荆、襄、兖、南兖、济、东豫、洛、阳、北荆、北扬等十三个州归附梁朝，至于青、徐等几个州，只要写封信就能搞定。而且黄河以南，本来就是我管辖的地方，拿下它们易如反掌。要是齐、宋平定了，再慢慢收拾燕、赵。”梁武帝召集大臣们在朝堂上商议。尚书仆射谢举等人都说：“近年来咱们和魏国通好，边境太平无事，现在接纳他们的叛臣，恐怕不合适。”梁武帝说：“话是这么说，可得到侯景，塞北就能平定；机会难得，不能太死板！”
梦境与决策：这年正月乙卯日，梁武帝做梦梦到中原的官员们都带着土地来投降，满朝大臣都来庆贺。第二天早上，他见到中书舍人朱异，就把梦告诉了他，还说：“我这人很少做梦，要是做梦，肯定会成真。”朱异说：“这是天下统一的征兆啊。”等丁和来了，说侯景定下归降计划的日子也是正月乙卯日，梁武帝就更觉得神奇了。但他心里还是拿不定主意，自言自语道：“咱们国家就像一个完整的金瓯，没有一点损伤缺失，现在突然接受侯景的土地，这合适吗？要是因此惹出麻烦，后悔都来不及啊！”朱异猜到了梁武帝的心思，就回答说：“陛下圣明，统治天下，南北百姓都敬仰您，只是一直没机会，他们的心意没法达成。现在侯景带着魏国一半的土地来归附，要不是上天启发他，众人帮他谋划，怎么会这样呢！要是拒绝不接纳，恐怕会断绝后来人的归附之心。这道理很明显，希望陛下别再犹豫。”梁武帝这才决定接纳侯景。壬午日，封侯景为大将军，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诸军事、大行台，让他可以像邓禹那样秉承皇帝旨意便宜行事。平西咨议参军周弘正擅长占卜天象，之前就对人说：“咱们国家几年后会有战事发生。”等听说要接纳侯景，又说：“祸乱的根源就在这儿了！”
春耕与舍身同泰寺：丁亥日，梁武帝去耕种藉田。三月庚子日，梁武帝到同泰寺，像大通年间那样舍身出家。
派兵接应侯景：甲辰日，梁武帝派司州刺史羊鸦仁督率兖州刺史桓和、仁州刺史湛海珍等人，率领三万士兵前往悬瓠，运送粮食去接应侯景。
群臣赎身与大赦改元：丙子日，大臣们向同泰寺进奉财物为梁武帝赎身。丁亥日，梁武帝回宫，大赦天下，改了年号，和大通年间的做法一样。
东魏来使：甲午日，东魏派兼散骑常侍李系来梁朝访问。李系是李绘的弟弟。
东魏局势
高欢去世与侯景叛乱：丙午日，东魏勃海献武王高欢去世。高欢这人深沉内敛，整天一副严肃的样子，让人捉摸不透，在关键决策的时候，变化莫测像神明一样。他管理军队，法令十分严格。断案明察秋毫，没人能欺骗他、冒犯他。选拔人才、任用官员，只看有没有才能，只要有能力胜任，不管出身多么低微；那些徒有虚名没有真本事的，他都不会任用。他一向崇尚节俭朴素，刀剑、马鞍、马勒上都没有金玉装饰。年轻的时候很能喝酒，自从担当重任后，喝酒不超过三杯。他了解人才，喜欢结交士人，全力保护有功勋的旧臣；每次俘获敌国尽忠的臣子，大多不会治他们的罪。所以文臣武将都乐意被他所用。世子高澄秘不发丧，只有行台左丞陈元康知道这件事。侯景心想自己已经和高氏家族有了矛盾，心里很不安。辛亥日，他占据河南叛变，归附西魏，颍州刺史司马世云献城响应。侯景还诱捕了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广州刺史怀朔人暴显等人。他派二百名军士带着兵器，傍晚进入西兖州，想偷袭拿下它。刺史邢子才发觉了，突然出击抓捕，把这些人都抓住了。邢子才还发檄文通告东方各州，让各州都做好防备，因此侯景没能得手。
高澄的应对：各位将领都觉得侯景叛变是崔暹造成的，高澄没办法，想杀掉崔暹向侯景谢罪。陈元康劝谏说：“现在虽然天下还没太平，但国家纲纪已经确定；如果因为几个将领在外，就为了讨好他们，冤枉杀掉无辜的人，破坏了刑法律令，这不只是对上辜负天神，对下又怎么能安抚百姓呢！晁错的前车之鉴，希望您慎重考虑。”高澄这才打消念头，派司空韩轨督率各路军队讨伐侯景。
高澄巡视与入朝：东魏高澄担心各州发生变故，就亲自外出巡视安抚。他留下段韶镇守晋阳，把军事事务交给他；任命丞相功曹赵彦深为大行台都官郎中。让陈元康预先写好几十张丞相高欢的指令纸条，交给段韶和赵彦深，让他们以后按顺序施行。出发前，高澄握着赵彦深的手哭着说：“我把母亲和弟弟托付给你了，希望你明白我的心意！”夏天四月壬申日，高澄到邺城朝见东魏皇帝。东魏皇帝和他一起设宴，高澄起身跳舞，有见识的人就知道他不会有好结局。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聚焦于太清元年（547年）的一系列历史事件，背后折射出南北朝时期权力博弈的残酷、帝王决策的摇摆以及个人命运的无常，值得从多个维度深入剖析：
权力场的“暗战”：从宗室嫌隙到权臣更迭
萧氏兄弟的恩怨：贪婪与仇恨的连锁反应。庐陵王萧续的贪婪至死才暴露（献金银千件），而湘东王萧绎得知其死讯时“入阁而跃，屟为之破”，这种近乎失态的狂喜，揭示了南朝宗室内部的深刻矛盾。萧续曾因萧绎“微过”上奏揭发，导致二人“不通书问”，可见皇权体系下，亲情早已沦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更讽刺的是，萧续的财富成为其“过”，而萧绎的狂喜预示着他将借机扩张势力——后来萧绎果然在宗室混战中胜出，却也加速了南梁的衰落。
高欢之死与东魏的危机：权臣政治的脆弱性。高欢作为东魏的“定海神针”，其“深密”“法令严肃”“知人好士”的特质，恰是维系政权稳定的关键。他去世后，世子高澄“秘不发丧”，暴露了权臣家族权力交接的紧张：既要防内部叛乱（如侯景），又要慑服朝堂（连孝静帝都需敷衍）。高澄欲杀崔暹讨好侯景，若非陈元康以“晁错前事”劝谏，险些重蹈西汉“诛晁错以谢七国”的覆辙——这说明权臣政治高度依赖个人权威，一旦权威真空，制度漏洞便会瞬间放大。
侯景之乱的伏笔：决策失误与历史的偶然
梁武帝的“帝王梦”：理想主义的致命陷阱。梁武帝对侯景的态度，从最初的犹豫（“国家如金瓯，无一伤缺，今忽受景地，讵是事宜？”）到最终被“混一宇内”的幻想裹挟，体现了老年帝王的矛盾心理。他既想利用侯景夺取中原，又忽视了“纳叛臣”对与东魏关系的破坏（谢举等大臣的反对并非无据）。而“乙卯梦”与侯景降表的“巧合”，被朱异等佞臣解读为“天诱其衷”，实则是帝王迷信与臣下逢迎共同催生的决策失误。
周弘正“乱阶在此矣”的预言，直指问题核心：以侯景的反复无常（先叛东魏，后必叛南梁），接纳他无异于引狼入室——后来的“侯景之乱”证明，这场基于幻想的投机，最终让南梁付出了亡国的代价。
侯景的赌徒逻辑：乱世中的生存博弈。侯景因与高澄有隙而叛，本质是权臣更迭期的“政治豪赌”。他诱捕州刺史、试图偷袭西兖州，展现了其军事野心；而向梁武帝许诺“十三州内附”“黄河以南易同反掌”，则是精准拿捏了南梁渴望扩张的心理。但他的脆弱性也显而易见：邢子才的警觉使其偷袭失败，高澄的军事镇压（韩轨督诸军）迫使其只能向南梁求援——这场博弈的起点，已注定其最终成为搅动南北朝格局的“变量”，而非“定数”。
制度与人性的碰撞：礼教外衣下的真实规则
北魏“废宫刑”：形式进步与实质局限。北魏“应宫刑者直没官，勿刑”的诏令，看似是刑罚文明的进步，但结合南北朝的动荡背景，更可能是为了保留劳动力（没官为奴可服务于宫廷或军队），而非真正的人道主义——制度的“善意”往往服务于政权的现实需求。
“全护勋旧”与“枉杀无辜”：道德的双重标准。高欢“每获敌国尽节之臣，多不之罪”，与高澄欲“枉杀崔暹”形成对比，揭示了乱世中“道德”的工具性：对“尽节之臣”的宽容，是为了彰显自身气度、吸引人才；而对内部异己的动辄杀戮，则暴露了权力维护的残酷。这种双重标准，恰是专制时代“权变”逻辑的体现。
历史的启示：偶然决策如何改写命运
太清元年的这些事件，看似孤立，实则环环相扣：高欢之死触发侯景叛乱，梁武帝的决策失误为侯景提供了生存空间，而宗室矛盾与权臣内斗则让南北双方都无力应对即将到来的风暴。
梁武帝曾自诩“金瓯无缺”，却因一个梦、一个叛臣的诱惑，亲手打破了南梁的平静；高澄试图延续父亲的权威，却在宴会上的“起舞”中被“识者”看出“不终”——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每个决策者都以为在掌控局面，最终却都成为命运的棋子。侯景之乱的爆发，或许从梁武帝说出“机会难得，岂宜胶柱”的那一刻，就已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