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魏这边先动手了，砍了南兖州刺史石长宣——这哥们儿是侯景的党羽，属于典型的秋后算账。至于其他被侯景胁迫的小弟，全都放了一马，主打一个区别对待。
拿下悬瓠、项城后，东魏地盘全拿回来了。高澄开始发消息，南梁朝廷没接茬。高澄转头对被俘虏的贞阳侯萧渊明洗脑：咱两家以前关系多好，梁武帝拜佛都念叨着我爹，肯定是侯景这搅屎棍挑事！你回去带个话，只要重归于好，人全给你送回去，包括侯景家属。
萧渊明赶紧派夏侯僧辩带信给梁武帝，说高澄人特靠谱，和好就能放我回家。梁武帝看完直接哭了，开会讨论时，朱异、张绾这帮人都喊和平好啊，能少死人，就司农卿傅岐清醒：高澄没事求和？绝对是套路！就想让侯景疑神疑鬼，他一慌指定搞事，这坑咱不能跳！
但梁武帝打累了，听朱异的话，给萧渊明回信：知道高澄对你不错，我这就派人去唠唠，重修旧好。
夏侯僧辩路过寿阳，被侯景抓了个正着。一顿盘问下来，侯景全知道了，当场写了封加急信给梁武帝：
高澄一肚子坏水，他爹刚死就反水，现在打了个小胜仗就飘了。他要是真顺天应人，用得着低三下四求和？还不是怕被秦、胡两边夹攻！咱可不能纵虎归山啊！当年北魏牛的时候，陛下都敢硬刚，现在他们弱了，反而要和稀泥？我这情况，就像伍子胥奔吴、陈平离楚，都是为了干大事！高澄想借求和搞掉我，我死不要紧，就怕史书笑话您！
侯景还塞给朱异三百两金子，结果钱收了，信没递上去——这波是收钱不办事的典型。
梁武帝派使者去吊唁高澄，侯景又急了，上书：我跟高澄死仇，陛下现在跟他和好，我往哪搁？求陛下让我再打一架，扬我国威！
梁武帝回：咱俩关系铁得很，哪能你赢了就收、输了就踹？人家求和，我也想歇会儿，你稳住，别瞎想。
侯景再逼问：我现在囤粮招兵，就等干翻赵、魏，没您撑腰名不正言不顺啊！现在南北要和好，我怕高澄搞死我！
梁武帝又打太极：我乃大国天子，说话算话！你懂我意思就行，别再发消息了。
侯景直接伪造了封东魏来信，内容特扎心：用贞阳侯萧渊明换侯景。梁武帝居然打算同意，舍人傅岐急了：侯景走投无路来投奔，咱给卖了不吉利！再说这哥们儿打了一辈子仗，能束手就擒？谢举、朱异却嘴硬：他就是个败军之将，派个人就能搞定。
梁武帝听了，回信道：萧渊明早上到，侯景晚上就给你送过去。
侯景看完当场破防，跟手下吐槽：我就知道这老东西没良心！谋士王伟劝他：坐着等也是死，干票大的也是死，不如拼了！
于是侯景彻底反了：全城居民全拉来当兵，赋税田租全免，百姓家的姑娘小伙儿，全分给将士当福利——这是要梭哈了。
三月，东魏人事变动：襄城王高旭升大司马，高岳升太尉。高澄亲自带队去黎阳团建，从虎牢渡河到洛阳，魏将裴宽跟东魏彭乐打了一架，被俘后靠演技跑路，高澄只好从太行回了晋阳。
南边，屈獠洞的人砍了李贲，首级送抵建康。李贲他哥李天宝逃到九真，拉了两万人围爱州，结果被交州司马陈霸先收拾了。陈霸先因此升职：西江督护、高要太守，还管着七个郡的军事——这波是靠实力刷到经验包。
四月，东魏吏部令史张永和这帮人搞假文凭卖官，被揭发后，一查竟有六万多人涉案——古代版学历造假产业链翻车现场。
同月，东魏派高岳、慕容绍宗、刘丰生带十万大军，去颍川围魏王思政。思政玩起空城计：收兵闭营，军旗都不插。高岳仗着人多，四面攻城，结果思政突然派精锐开门反杀，高岳被揍得跑路。之后高岳堆土山日夜强攻，思政见招拆招，反过来占了土山，盖起防御楼坚守——这波攻防战，属实精彩。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生动展现了南北朝时期东魏、西魏与南梁三方的政治博弈与军事冲突，其中的权力算计、人性博弈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从政治决策的短视性来看，梁武帝的表现尤为典型。面对东魏的求和，他既忽视了侯景这一“不稳定因素”的潜在威胁，又高估了与东魏“通好”的可靠性。傅岐早已点破高澄的离间计——“必是设间，欲令侯景自疑”，但梁武帝被“静寇息民”的表象迷惑，最终亲手将侯景推向叛乱。这种“厌战而忘危”的心态，暴露了封建帝王在权力平衡中常犯的致命错误：以主观愿望替代现实判断，用暂时的安宁换取长期的隐患。
而侯景的生存逻辑则折射出乱世中“边缘人”的挣扎与反噬。作为东魏叛将，他对梁武帝的“忠诚”本质上是利益依附，当感受到被抛弃的风险时，“反计”便成了必然选择。他给梁武帝的奏疏中，“一日纵敌，数世之患”的警告、“伍相奔吴，楚邦卒灭”的类比，既显露出对时局的清醒认知，也暗含着绝境中的威胁。这种“以危逼主”的策略，恰是弱者对抗强权的无奈手段——用破坏性来证明自身的存在价值。值得玩味的是，朱异“纳金而不通其启”的行为，不仅是个人贪腐，更成了激化矛盾的催化剂，印证了权力体系中“小人误国”的经典叙事。
从军事与外交的联动性来看，东魏高澄的操作堪称教科书级的“心理战”。他先以“诸人并即遣还”示好，再借贞阳侯渊明传递“和谈”信号，最终用“以贞阳侯易景”的伪书彻底击穿梁武帝的底线。这种“军事压迫+外交诱骗”的组合拳，精准利用了梁武帝的优柔寡断和侯景的多疑敏感，不费一兵一卒便瓦解了梁与侯景的脆弱联盟。而西魏王思政在颍川的防守战，则展现了“以静制动”的军事智慧——“卧鼓偃旗，若无人者”的伪装与“选骁勇开门出战”的突袭，形成了对东魏大军的有效牵制，也从侧面反映出南北朝时期攻防战术的成熟。
更深层的启示在于乱世中的信任困境。梁武帝对东魏的“轻信”、对侯景的“猜忌”，侯景对梁廷的“试探”与“反噬”，本质上都是乱世中“无永恒盟友，只有永恒利益”的体现。当道德约束力让位于生存本能，任何“盟约”都可能成为权力博弈的筹码。梁武帝试图用“朕为万乘之主，岂可失信于一物”的表态稳定侯景，却不知在生死存亡的博弈中，“信义”早已被各方视为可牺牲的奢侈品。
这段历史最终以侯景之乱、梁朝由盛转衰收场，而其中的教训跨越千年仍具警示意义：在复杂的利益格局中，对“和平”的追求不能以牺牲核心安全为代价；对“盟友”的判断不能脱离现实利益的考量；任何政治决策，都必须警惕“短期舒适”背后的长期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