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元年冬,十一月(载初元年正月)朔日的前夕,紫宸殿内的气氛庄重得近乎凝滞。殿外是持续严寒的冬日,殿内却因那份即将落定的决断而弥漫着一种无形的灼热。御案之上,一切杂物皆已撤去,唯正中铺陈着一幅以特制厚韧楮纸书写的诏书草稿,墨迹黝黑沉静,等待着最终的确认与赋予生命。一旁,那方新雕的“载初”玉玺已然备好,印泥鲜红欲滴,如同浓缩的赤诚与权柄。
武媚端坐于案后,今日她未着常服,而是一身更为庄重的玄色深衣,广袖垂落,纹饰简约却威仪自生。她目光沉静,逐字审阅着上官婉儿精心草拟的改元诏书。文中引经据典,将“革故鼎新”、“顺天应人”之理阐述得透彻,更巧妙嵌合了近来“佛光献瑞”、“雪兆丰年”的祥兆,最终归结于“用宣皇极,以抚黎元,可大赦天下,改永昌元年为载初元年”。字字珠玑,逻辑严密,无可挑剔。
她提起那支御用朱笔,笔锋饱满,色泽殷红。笔尖悬于诏书末尾“载初”二字之上,略作凝顿。这一刻,殿内侍立的宫人,包括静候在侧的上官婉儿,皆屏息凝神。这不仅仅是一个年号的更易,更是向天下宣告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是她武周王朝时间纪元的真正开端。
朱笔终落。
“载初”。
两个饱满、遒劲、带着不容置疑力量的红字,稳稳地覆盖了原有的墨迹,如同烙印,深深镌刻在诏书之上,也仿佛镌刻进了历史的脉络。随即,她取过那方崭新的玉玺,在朱批之旁,重重钤下。
“载初之宝”。
鲜红的印文与朱批相映,宣告着这份诏书具备了至高无上的法律与政治效力。
“颁行天下。”武媚放下玉玺,声音平稳,却带着定鼎乾坤般的决然。
诏书被早已等候的礼部官员恭敬请出紫宸殿。他们并非简单地将其交予驿传,而是依照上官婉儿精心设计的仪程,将其安置于一座特制的、覆以明黄云龙纹锦缎的香亭之中,由十六名仪卫肩抬,在庄严肃穆的雅乐引导下,穿过重重宫门,径直前往万象神宫。
明堂之内,早已香烛高烧,烟气缭绕。香亭被安置于中央高台,正对苍穹。礼部尚书率众官,依古礼焚香跪拜,告祭天地,朗声宣读改元诏书,其声在宏伟的殿宇中回荡,仿佛上达天听。这一仪式,赋予了年号变更以“天命所归”的神圣色彩。
几乎在宫内仪式进行的同时,神都洛阳的百官府邸,也迎来了一场无声却高效的变革。宫中派出的内侍与胥吏,携带着早已制作好的、刻有“载初元年”字样的新门匾或铭牌,奔赴各处。他们动作迅捷而有序,在各级官员复杂难言的目光注视下,撤下旧有的“永昌”纪年标识,换上了崭新的“载初”门匾。从宰相府邸到六部衙署,这一夜,神都官场的门户,都在悄然无声中完成了纪年的转换,如同一次彻底的政治站队与效忠宣誓。
而就在这新旧年号交替的敏感时刻,钦天监的紧急奏报被送入宫中——观测到“太白经天”之异象。太白星(金星)白昼可见,横贯天际,在传统星占学中,此象素来寓意着“革故鼎新”、“大人易政”,乃至“兵戈”、“女主昌”。
若在以往,此等天象必引朝野议论,甚至可能被解读为不祥。然而,在此刻武媚即将登基的背景下,这一“天象”的到来,其 timing 巧合得近乎完美。
消息迅速被上官婉儿以最恰当的方式呈报武媚。武媚闻之,并未如临大敌,反而唇角微扬,露出一丝洞悉天机般的了然。
无需她亲自下令,自然有善于领会圣意者,开始对此天象进行“合理解读”。很快,一种声音便在神都的官场与坊间悄然流传开来:“太白经天,正应鼎革之象!此乃上天垂示,旧章当革,新运当立,女主临朝,实乃顺天应人之举!”
一场可能引发疑虑的天文现象,就这样被巧妙地转化,成为了印证武周代唐、女主登基合法性的又一重“天象”铁证。朱批定下的“载初”年号,便在这样层层铺垫、步步渲染的宏大叙事中,正式昭告于世,携带着不容置疑的天命与佛意,为即将到来的登基大典,敲响了最响亮的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