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恐怖发现：水泥花槽中的两具男尸
1984年3月31日下午，香港铜锣湾伊利莎伯大厦A座26楼的住客林先生向警方报案，称隔壁房间的花槽有血水渗出，并且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林先生告诉警方，这股臭味已经困扰他们一家好几天了，最初以为是普通的垃圾腐烂气味，但随着时间推移，臭味越来越浓烈，令人难以忍受。更令人不安的是，他发现挂在窗边的白色毛巾竟然被染成了黑红色，这显然是血水所致。
接到报案后，香港警方迅速赶到现场。他们发现林先生家的花槽与隔壁A2室的花槽之间有一个小水渠连接，血水正是从那里渗透过来的。警方随即前往A2室查看，但敲门无人应答。通过联系房东叶小姐，警方得知该房间已在3月初租给了一名自称阿布都·卡利姆（Abdul Karim）的印尼华侨男子，租期为三个月。在获得房东同意后，警方使用备用钥匙进入了A2室。
进入房间后，警方发现屋内空无一人，陈设简单但整齐有序，没有明显的打斗痕迹。然而，当警方将注意力转向窗外的花槽时，发现了异常情况——这个长约2.5米、宽0.3米、深1米的花槽被人用水泥完全填平密封，这在普通住宅中是极不寻常的。更可疑的是，临近花槽的窗户框上还残留着血迹。
警方立即封锁了现场，并决定开凿被水泥密封的花槽以查明真相。由于花槽水泥坚硬，警方不得不请来专业建筑工人协助。在开凿过程中，一股浓烈的腐臭味扑面而来，工人们意识到可能涉及尸体，一度拒绝继续工作。最终，在警方协调下，消防队员前来协助，耗时三个多小时才完全打开了花槽。
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在警方眼前：花槽内有两具高度腐烂的男尸，以\"69式\"头脚相反的方式叠放在一起。尸体被白色床单和毛巾包裹着，双手被铁链反绑，上面还加了一把铜锁，双脚则用毛巾缠绕。其中一具尸体口中含有四把钥匙，下面压着一把铁锤，警方怀疑这可能是凶器。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在尸体下方还发现了两张绿色的符咒。
这一发现立即引起了全香港的轰动，媒体纷纷报道，公众关注度极高，警方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香港警方迅速成立了由23人组成的专案小组，全力调查这起离奇的双尸案。
二、身份确认：新加坡金庄少东的香港之约
花槽双尸案发生后，首要任务是确认两名死者的身份。由于尸体已经高度腐烂，无法通过面部特征进行辨认。法医对尸体进行了详细检查，发现两名死者均为亚裔成年男性，颈部有明显的勒痕，身上有多处伤痕，且胃中含有安眠药成分。根据尸体腐烂程度，法医推断死亡时间在10至30天之间。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在花槽内发现了一张印有\"福禄商品私人有限公司 谢顺丞\"字样的名片，这成为确认死者身份的关键线索。通过这张名片，警方开始追查谢顺丞的身份，并很快发现他与新加坡着名珠宝商谢美兴（又名谢美卿）有关。谢美兴是新加坡金钻界老字号\"百万金庄\"珠宝行的创始人，拥有7家分行，生意扩展到马来西亚和文莱等地。
谢美兴共有五子三女，其中大儿子谢顺发（32岁）和三儿子谢顺成（28岁，又名谢顺丞）是家族企业的重要支柱。谢顺发于1983年与缅甸籍华人结婚，岳父是当地航运界富商；谢顺成则以精明能干着称，负责家族业务的电脑化，并活跃于商界团体。两人经常出国洽谈生意，尤其是在香港和印尼等地有频繁的商业活动。
为了确认死者身份，香港警方派两名高级警官携带死者的指纹样本和牙齿x光片飞往新加坡。经过与谢家提供的资料比对，警方于4月4日正式确认两名死者正是谢顺发和谢顺成。这一消息震惊了新加坡商界，也让案件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它涉及了跨国因素。
调查显示，谢氏兄弟于1984年2月28日从新加坡出发前往香港，入住尖沙咀帝苑酒店。他们在3月2日办理了退房手续，但此后行踪不明，直到尸体在花槽中被发现。谢家表示，兄弟俩此次前往香港是为了\"办货\"（进货），但具体业务细节并未详细说明。
更令人疑惑的是，在兄弟俩失踪期间，谢美兴曾接到一个神秘电话，声称谢氏兄弟已被绑架，要求支付100万元赎金，并警告不得报警。谢美兴向警方透露，绑匪似乎对谢家情况了如指掌，包括他们家每辆车的车牌号。然而，关于绑架勒索的说法，香港和新加坡警方都表示没有收到正式报案，谢家也未公开证实或否认这一说法。
三、扑朔迷离：案件调查中的重重迷雾
3.1 神秘租客与可疑行踪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将注意力集中在A2室的神秘租客阿布都·卡利姆身上。据房东叶小姐介绍，卡利姆自称是印尼华侨，与另外两名印尼同乡一起来香港度假。他出手阔绰，一次性支付了高额租金，这在当时的香港高级住宅中并不常见。
大厦保安提供的信息显示，卡利姆最后一次出现在大厦是3月20日，此后便再也没有回来。而另外两名印尼男子则在更早的时候就已不见踪影。这一时间点与法医推断的谢氏兄弟死亡时间（3月16日至20日之间）高度吻合。
大厦的其他住户也提供了重要线索。一位住在楼下的住户称，他曾听到楼上有敲击墙壁的声音，像是在进行某种施工。另一位住户则表示，在3月19日深夜，他听到A2室传出两名男子的呼救声和一名女子的惨叫声，女子似乎在喊：\"不要这样！你们千万不要这样做！\"。还有目击者看到一名男子和一名外地女子搬运水泥进入大厦。
这些线索都指向一个可能的结论：阿布都·卡利姆及其两名印尼同伙很可能与谢氏兄弟的死亡有关。然而，当警方试图追查卡利姆的真实身份时，却发现他提供的所有信息都是虚假的——他使用的护照是伪造的，名字也是假的。在当时的香港，身份管制不像现在这样严格，使用假身份的情况并不罕见，这给警方的追查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
3.2 商业纠纷与债务谜团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谢氏兄弟的死亡可能与他们的商业活动有关。谢顺成在1982年创立了\"福禄商品私人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黄金期货买卖，业务扩展到香港和印尼。然而，1983年末，这家公司突然宣布停业，原因是有大客户炒黄金亏损后拒绝偿还债务，导致公司欠下至少600万新币的巨款。
更令人关注的是，有消息称谢氏兄弟曾与一位印尼大亨有过经济纠纷。据业内人士透露，这位大亨在谢氏兄弟的公司炒黄金亏损了2000多万美元，还欠下300万美元债务未还清。谢氏兄弟关闭公司后，曾多次向大亨追讨债务，而大亨则认为自己被谢氏兄弟欺骗，反过来要求他们赔偿。
这起纠纷曾进行过三次谈判：第一次在新加坡，第二次在印尼，最后一次在香港。最后一次谈判的地点正是香港，这与谢氏兄弟前往香港的行程相符。谈判最终不欢而散，此后谢氏兄弟便失去了联系。
警方推测，这起商业纠纷可能是导致谢氏兄弟遇害的动机。然而，由于缺乏直接证据，这一推测无法得到证实。此外，警方还调查了其他可能的动机，如谢氏兄弟在香港的其他商业活动、个人恩怨等，但都没有找到确凿证据。
3.3 跨国调查的重重障碍
由于案件涉及香港、新加坡和印尼三地，警方的调查面临着跨国合作的重重障碍。尽管香港警方多次请求新加坡和印尼警方提供协助，但由于当时缺乏引渡条例等司法协议，跨国调查进展缓慢。
在新加坡方面，警方的态度相当谨慎。他们以案件不发生在本地为由，不愿发表过多意见。香港警方曾怀疑新加坡有人参与此案，他们可能里应外合掌握谢氏兄弟的行踪，然后将其引入\"死亡圈套\"。这一推测的依据是，勒索电话中的信息显示绑匪对谢家情况了如指掌，非新加坡本地人士难以做到。
为了验证这一推测，香港警方调查了从香港打到新加坡的电话记录，发现从案发地A2室曾拨打过10通电话到新加坡，时间都在3月3日之后。然而，关于这些电话的具体内容和通话对象，香港和新加坡警方都没有透露更多信息。
在印尼方面，调查同样困难重重。由于阿布都·卡利姆的身份是假的，警方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追查他的真实身份和下落。此外，印尼警方的配合度也不高，这使得案件调查陷入僵局。
四、警方努力：全方位调查与持续追踪
4.1 专案组的成立与调查措施
面对这起复杂的跨国凶杀案，香港警方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首先，他们成立了由23人组成的专案小组，由港岛总区罪案调查组第一队队长陈兆年担任负责人。专案组迅速展开工作，对案件进行了全方位调查。
专案组首先对案发现场进行了详细勘查，收集了所有可能的物证，包括铁链、铜锁、铁锤、符咒等。技术人员对这些物证进行了仔细分析，试图从中找到凶手的线索。然而，由于当时技术条件有限，未能从这些物品上提取到有效的指纹或其他生物证据。
警方还对伊利莎伯大厦的所有住户进行了走访调查，询问他们是否看到或听到任何可疑情况。据统计，专案组共询问了近200名住户，收集了大量线索。此外，警方还调查了大厦的安保系统，查看了闭路电视记录（尽管当时的监控技术不如现在先进），试图找到谢氏兄弟或可疑人员的进出记录。
为了确认谢氏兄弟在香港的行踪，警方还调查了他们在帝苑酒店的住宿记录、电话记录、消费记录等。这些调查显示，谢氏兄弟在香港期间曾与多名人士会面，其中包括一名珠宝商。据这位珠宝商透露，他原定于4月1日与谢氏兄弟见面，但未能联系上他们，第二天才从报纸上得知花槽双尸案的消息。
4.2 跨国合作与证据收集
由于案件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香港警方积极寻求国际合作。专案组派高级警官前往新加坡和印尼，与当地警方进行协调。在新加坡，警方对谢氏家族、兄弟俩的商业伙伴、朋友等进行了秘密调查，收集了大量背景资料。
香港警方还与国际刑警组织取得联系，请求协助追查阿布都·卡利姆和另外两名印尼男子的下落。然而，由于当时国际刑警组织的数据库和信息共享机制不如现在完善，这一努力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证据收集方面，警方重点关注了谢氏兄弟的商业活动和财务状况。他们调查了\"福禄商品私人有限公司\"的财务记录、交易往来等，试图找到与案件有关的线索。警方还调查了谢氏兄弟在香港的银行账户和资金流动情况，查看是否有异常交易。
此外，警方还对谢氏兄弟的个人物品进行了分析，包括他们留在帝苑酒店的行李、随身携带的文件等。这些物品中没有发现明显的线索，但警方发现了一些商业文件和联系方式，为进一步调查提供了方向。
4.3 技术侦查与专家会诊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意识到需要借助专业技术和专家意见来破解案件谜团。专案组多次组织专家会诊，邀请香港和国际知名的法医、痕迹专家、犯罪心理学家等参与案件分析。
在法医方面，专家们对尸体进行了详细检验，试图确定准确的死因和死亡时间。他们发现，虽然尸体表面有多处伤痕，但真正的死因是颈部受到压迫导致的窒息。安眠药的存在表明，受害者可能是在失去反抗能力后被杀害的。
在物证分析方面，专家们对铁链、铜锁、铁锤等物品进行了细致检查，试图确定它们的来源和用途。然而，由于这些都是普通物品，难以追踪到具体的购买者或使用者。
警方还利用当时先进的电话追踪技术，试图追查神秘绑架电话的来源。然而，由于当时的电话技术有限，加上绑匪可能使用了公共电话或其他手段掩盖身份，这一努力未能取得成功。
4.4 持续追踪与未解之谜
尽管专案组付出了巨大努力，案件调查仍面临重重困难。其中最大的障碍是缺乏直接证据指向凶手。所有线索都指向阿布都·卡利姆和他的两名印尼同伙，但他们的真实身份和下落始终无法确定。
更令人费解的是，在调查过程中发生了一起离奇事件：专案组负责人陈兆年警督的汽车在警察局车库内被安装了炸弹。这一事件引起了警方高层的高度重视，认为有人试图阻挠案件调查。然而，调查人员未能找到安装炸弹的嫌疑人，也无法确定这一事件与花槽双尸案是否有直接关联。
随着时间推移，案件调查逐渐陷入僵局。尽管警方从未正式宣布放弃调查，但由于缺乏新的线索和证据，调查工作逐渐放缓。多年来，香港警方一直将此案列为悬案，定期进行回顾和重新评估，希望有朝一日能找到新的突破口。
五、未解之谜：花槽双尸案为何未能破案
5.1 证据不足与技术限制
花槽双尸案未能破案的首要原因是证据不足。尽管警方进行了全面调查，但始终未能找到直接指向凶手的关键证据。案发现场没有留下明显的指纹、dNA或其他生物证据，这使得警方无法通过传统的物证分析锁定嫌疑人。
当时的技术条件限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1984年的香港，法医技术和刑侦手段远不如现在先进。例如，dNA分析技术尚未普及，指纹识别技术也不够完善，这使得警方难以从有限的物证中提取有效的信息。
此外，由于尸体已经高度腐烂，法医无法准确确定死亡时间和具体死因。虽然可以确定是机械性窒息死亡，但无法确定具体的作案手法和过程。这使得警方在构建案件过程时面临很大困难。
5.2 嫌疑人身份造假与跨国追踪困难
案件未能破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嫌疑人身份造假。阿布都·卡利姆使用的是假名字和假护照，警方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追查他的真实身份。在当时的香港，身份管制相对宽松，使用假身份并不罕见，这给警方的调查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
此外，案件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跨国追踪面临重重障碍。尽管香港警方与新加坡和印尼警方进行了合作，但由于当时缺乏有效的国际司法协作机制，加上各国法律和执法体系的差异，合作效果有限。
特别是在印尼方面，由于当地政治和社会环境复杂，香港警方的调查受到了很大限制。印尼政府对案件的态度不明确，提供的协助也有限，这使得警方难以深入调查嫌疑人的背景和行踪。
5.3 缺乏目击证人与关键线索
花槽双尸案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缺乏直接的目击证人。尽管有多名住户听到A2室传出异常声音，但没有人亲眼看到凶手作案或处理尸体的过程。这使得警方无法获得关于凶手外貌、行为等关键信息，难以构建有效的嫌疑人画像。
此外，案件中的关键线索——如神秘的绑架电话、谢氏兄弟在香港的具体活动等——都未能得到充分调查。例如，虽然警方追踪到从案发现场拨打到新加坡的电话，但无法确定通话内容和通话对象。这使得警方无法进一步了解案件的幕后黑手和作案动机。
5.4 谢家态度冷淡与案件信息封锁
案件未能破获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谢家的态度。据报道，谢氏家族对案件调查表现出异常的冷淡，自始至终对案件没有表现出太多关切。这种态度与一般失踪人员家属的表现截然不同，引起了警方和媒体的猜测。
有传言称，谢家五子三女曾为了父亲的金庄事业分配问题产生过矛盾。这一说法虽然未经证实，但也从侧面反映了谢家内部可能存在的复杂关系。谢家的冷淡态度使得警方难以从他们那里获得关于谢氏兄弟的更多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案件调查的进展。
此外，香港警方在调查过程中也采取了严格的信息封锁措施。例如，前往新加坡调查的警官不断更换酒店以躲避追踪，新加坡警方也拒绝透露任何案件细节。这种信息封锁虽然有助于保护调查的机密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众和媒体对案件的监督和关注，可能影响了潜在线索的收集。
六、案件后续：未解之谜与社会影响
6.1 家属反应与未解心结
花槽双尸案对谢氏家族产生了深远影响。据报道，谢美兴在得知两个儿子的死讯后悲痛欲绝。他曾前往寺庙祈祷，希望能得到儿子们的消息，然而最终等来的却是噩耗。谢氏家族的其他成员，尤其是谢氏兄弟的母亲和妻子，也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
然而，谢家对案件的态度却显得异常冷淡。据警方透露，谢家自始至终对案件调查没有表现出太多关切，也没有积极配合警方的工作。这种态度与一般失踪人员家属的表现截然不同，引起了外界的猜测。
更令人疑惑的是，在谢氏兄弟死后26年，他们的弟媳张妹娘突然在自家洋房三楼吞药、烧炭自杀。张妹娘出身普通家庭，嫁给了谢家四儿子，对自己儿女的成就非常满意。她唯一的缺点是沉迷赌博，但并没有负债或破产的经济压力。她的自杀原因不明，也没有留下遗书，这使得她的死亡更加扑朔迷离。
值得注意的是，张妹娘生前对数字\"四\"有特殊的执着，她的车牌、门牌都是四号，家中三楼有四间空房。这一巧合让人联想到谢顺成尸体口中含有的\"四根钥匙\"，引发了人们对这两起事件是否有关联的猜测。
6.2 案件的社会影响与文化记忆
花槽双尸案在香港社会引起了巨大轰动，成为1980年代香港最着名的悬案之一。这起案件的离奇情节、跨国背景和未解之谜，使其成为香港犯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多次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和小说。
案件的社会影响还体现在对香港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上。案发的伊利莎伯大厦A2室成为了着名的\"凶宅\"，尽管位于铜锣湾黄金地段，但多年来一直乏人问津。据报道，一对男女曾斥资300多万港元买下该单位，希望楼价上涨后大赚一笔，却不料买到了凶宅，导致投资失败。
此外，这起案件也引发了香港社会对跨国犯罪和身份造假问题的关注。案件中阿布都·卡利姆使用假身份的情况，促使香港政府加强了对身份证件和入境管理的监管。
6.3 现代科技与未解悬案的新希望
尽管花槽双尸案已经过去了近40年，但香港警方从未正式放弃调查。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特别是dNA分析、指纹识别和大数据技术的进步，警方对破解这起悬案仍抱有希望。
近年来，香港警方建立了更加完善的悬案回顾机制，定期对未破案件进行重新评估和调查。他们利用最新的技术手段，对当年的物证进行重新检验，希望能从中提取到新的线索。
此外，国际合作机制的完善也为案件调查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随着香港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协作日益紧密，警方有更多机会获取跨国犯罪的信息和证据。
虽然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花槽双尸案有望在短期内破获，但警方表示，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们就不会放弃追查真相的努力。这起案件的未解之谜，将继续吸引警方、学者和公众的关注，成为香港犯罪史上的一个重要符号。
七、结语：跨越时空的正义追寻
花槽双尸案是香港犯罪史上最着名的悬案之一，也是跨国犯罪调查的典型案例。这起案件的复杂性、离奇性和未解性，使其成为研究香港刑事侦查历史和跨国犯罪调查的重要样本。
案件的调查过程展示了香港警方在面对复杂跨国犯罪时的专业素养和不懈努力。尽管面临证据不足、嫌疑人身份造假、跨国追踪困难等重重障碍，警方仍然投入大量资源进行调查，展现了对正义的执着追求。
然而，案件的未解也反映了刑事侦查工作的局限性和挑战。在证据不足、技术有限、跨国合作不畅的情况下，即使是最专业的调查团队也可能面临无法突破的瓶颈。
花槽双尸案的未解之谜，不仅是谢氏家族的私人悲剧，也是香港社会的集体记忆。它提醒我们，正义的实现往往需要时间和机遇，而有些真相可能永远无法完全揭示。
尽管如此，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国际合作的加强，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可能会有新的证据和线索出现，为这起尘封多年的悬案带来新的曙光。正如香港警方所言，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们就不会放弃追查真相的努力。
在这个意义上，花槽双尸案不仅是一起未破的刑事案件，更是一个关于正义、真相和人类执着精神的永恒故事。它提醒我们，无论时间如何流逝，对真相的追寻永远不会停止，正义的光芒终有一天会照亮每一个黑暗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