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队向着印度洋缓慢的出发，李宗仁的心口窝里，像是有一锅滚开的水在翻腾，又像是被什么东西给死死地攥住了，憋闷得厉害，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热流，一个劲儿地往上顶，直冲脑门。
这感觉，有离开故土的怅惘，有前路未卜的忧虑，但更多的，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压出来的，混合着血性的亢奋。
他很清楚，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更不知道还能不能全须全尾地回来。
他扭过头，看了看甲板上那些同样凭栏远望、或者干脆蹲在地上、眼神里带着几分茫然和新奇的年轻士兵们，他们大多也是西南那边过来的娃儿，脸上还带着庄稼地里的土气，此刻却要扛起枪，跑到万里之外的陌生地界去打仗了，这些年轻的面孔不知道回来的时候还剩下多少人。
想到这里，李宗仁深深地吸了一口带着海腥气的空气，把这股子翻腾的心绪强行压了下去。他是主心骨，他不能慌，更不能垮。
庞大的船队，像一群笨拙的钢铁巨兽，喘着粗气，喷吐着浓密的黑烟，终于缓缓地驶离了马六甲海峡，驶入了浩瀚无边的印度洋。这海，可真他娘的大啊！
头几天，新鲜劲儿还没过，不少没见过世面的兵娃子还扒在船舷边看稀奇，指着远处跳跃的海豚大呼小叫。感叹着“大海啊，全是水。”可日子一长，四面八方除了水还是水，蓝得让人心慌，看得人眼睛都乏了，最初的那点新奇感，很快就消磨得一干二净，取而代之的，是漫长航程带来的枯燥和憋闷。
船舱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空气污浊不堪，汗味儿、脚臭味儿、还有船上机器那股子油腻味儿混合在一起，直冲鼻子，熏得人脑壳发昏。
伙食也单调得让人倒胃口，不是硬得能崩掉牙的压缩饼干，就是咸得发苦的罐头肉，偶尔煮一锅看不到几粒米的稀粥，都能让大伙儿抢破了头。
更难受的是，许多来自云贵川山沟沟里的兵，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大一片水，晕船晕得是昏天黑地，趴在船舷边吐得胆汁都出来了，脸色蜡黄，走路都打晃晃，像丢了半条命。
医疗队每天都在奔波，为将士们缓解晕船带来的痛苦，海上的狂风暴浪，让这些大山的快脚板第一产生了敬畏。他们可以在蛇虫鼠蚁满地的雨林和大山里生存很多年，但没办法在这一望无际的海洋里扑腾起浪花。
李宗仁是把这些情况都都看在眼里的。他知道，光是这么硬熬着不行，还没到欧洲，部队的士气和非战斗减员就得成了大问题。
于是，他把自己关在那间狭小、闷热、同样充满了机油和霉味的舰长室里，琢磨了大半天，然后就把手底下那些还能站得稳的军官，甭管是团长、营长还是连长，都召集到了甲板上，就着傍晚还算凉爽的海风开会。
他开门见山，没那么多虚头巴脑的客气话：“弟兄们，咱们这不是出来游山玩水的，更不是换个地方去死！前头的路还长得很，仗，更有得打！咱们不能就这么干耗着，把精气神都耗没了！”
他的西南口音很重，话语也直接，带着一股子不容置疑的干脆劲儿。“从今天起，都给我动起来！第一，训练不能停！甲板地方小，就练瞄准，练匍匐，练刺杀的基本动作！把在欧洲的先遣观察团发回来的那些电报、报告，都给我反复地读，反复地琢磨！那堑壕战是咋回事？德国人的机枪是怎么设置的阵地？突击小队又是咋个配合？这些都是欧洲人拿命换来的经验，比黄金还贵！你们当官的，要先学明白，然后下去教给士兵，不能当睁眼瞎！”
他一边说，一边用目光扫过每一个军官的脸，看到有人眼神飘忽，就刻意停下来，盯着对方，直到对方低下头或者挺起胸膛。
“第二，军纪！老子要再强调一遍军纪！”他的声音提高了八度，压过了海浪的喧嚣，
“咱们现在是在别人的地盘上走，过不了多久，还要到别人的国家里去打仗！沿途靠港补给，都给我把招子放亮些！管好自己裤腰带里的那二两肉，管好自己那张嘴！不许骚扰当地百姓，不许偷鸡摸狗，更不许跟外国兵痞子打架斗殴！咱们这回出来，代表的是啥？不是你们哪个山沟沟里的李家村、张家寨，咱们代表的是刚刚统一起来的华夏，是四万万同胞的脸面！哪个龟儿子要是敢在外面给老子丢人现眼，坏了规矩，老子认得你，军法认不得你！直接扔海里喂鱼算逑！”这话说得狠，带着一股子土匪似的霸道，但却异常有效，军官们个个噤若寒蝉，心里那根弦都绷紧了起来。
李宗仁说到做到，接下来的日子里，这支航行在茫茫大洋上的船队，倒像是个移动的军事学院加训练营了。白天，只要天气许可，各艘船的甲板上就活跃起来。
士兵们分成若干批次，在军官的带领下，有的趴在滚烫的甲板上，端着枪，对着远处海浪模拟的靶子练习瞄准，一趴就是几个钟头，汗水把身下的钢板都浸湿了一片。
有的则两人一组，端着上了木头的步枪，嘿咻嘿咻地练习刺杀的步伐和技巧，枪托撞击甲板的声音沉闷而有力。
还有的则围坐成一圈，听识字的同袍或者军官念那些从欧洲传回来的战情通报和战术分析，听到堑壕里泥浆齐腰深、老鼠乱窜、双方士兵可能隔着一道铁丝网对峙数月都无法前进时，这些大多经历过国内军阀混战的士兵们，脸上也露出了凝重和难以置信的神情，他们原以为打仗就是冲啊杀啊，没想到还有这种熬死人的打法。
军官们则聚在一起，用粉笔在铁板上画着简易的示意图，激烈地争论着迂回、渗透、步炮协同这些对他们来说既新鲜又至关重要的战术问题。
李宗仁自己也时常参与进去，他没什么架子，蹲在地上就跟营连长们讨论起来，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但道理总是越辩越明。
一战的时候，段祺瑞派了十万劳工，1917年3月出发，6月到达马赛，因为是劳工，身份地位地低下，约四五千人在运输过程中死亡。这十万人的结局，大家也很清楚。但作为战胜国，我们没有赢得尊重，更没有获得国际地位，虽然北洋政府一直谴责，一直声明，但弱国无外交。是不是跟现在一样？只能谴责和声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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