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风波，像弄堂地上的一滩污水，在大阳出来和人们的踩踏下，似乎很快就干了，消失了痕迹。日子依旧按部就班地流淌。
王阿姨见到我们，会下意识地别开目光，或者加快脚步，很少再像以前那样没事找事地搭话。她儿子小勇依旧我行我素，似乎并没从那顿打骂中吸取多少教训，只是看我的眼神里偶尔会闪过一丝别扭和心虚。
邻居们似乎也集体失忆了，不再提起那天的事情，见面依旧打招呼，聊天气，聊菜价，仿佛那场差点毁掉一个孩子清白的闹剧从未发生。
但有些东西，确实永远地改变了。
我依然每天会得到妈妈给的一元硬币。我依然会把它攒起来。但我不再把陶罐放在灶披间的碗橱里。我把它藏在了床底下最深的角落，上面还盖了许多杂物。每次放钱进去时，我都像做贼一样，心跳加速，竖起耳朵听着门口的动静，生怕那可怕的指责声再次响起。
我对灶披间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和抗拒。每次进去拿东西或者热饭，我都会觉得背后有目光在盯着我，浑身不自在，只想尽快逃离。那个曾经充满烟火气和邻里笑语的空间，在我眼中蒙上了一层灰暗的阴影。
我更沉默了。不再是那个会因为一颗糖、一张漂亮糖纸就雀跃半天的小女孩。我学会了观察大人的脸色，学会了把心事藏得更深。那种被当众撕扯、被毫无尊严地审视的感觉，像一道无形的疤痕，刻在了我最敏感脆弱的年纪。
妈妈似乎也变了。她变得更加警惕，对周围的人和事多了几分疏离和审视。她依然勤劳善良，但笑容里少了些东西，多了些被生活磨砺出的坚硬。我知道，那次事件也深深伤害了她，她只是选择把更多的压力扛在自己肩上，用更坚强的方式保护我。
我的攒钱计划还在继续，只是速度慢了些，因为偶尔，我还是会无法抵抗零食的诱惑，会花掉那一元钱，然后陷入短暂的自责。但最终，在经历了比原先计划更长的时间后，我还是攒够了二十八元钱。
我攥着那一小卷被手帕包得紧紧的、沉甸甸的硬币，和妈妈一起去了那家商店。当我终于从玻璃柜里接过那个穿着粉纱裙、眼睛会眨的洋娃娃时，预想中的狂喜并没有出现。
娃娃很漂亮，金黄的头发，蓝色的玻璃眼珠，柔软的纱裙。我抱着她，心里却有一种奇怪的平静，甚至是一丝茫然。这个用无数个“当啷”声和一次巨大的委屈换来的梦想，握在手里，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温暖。
它更像一个证明，一个我用坚持和眼泪换来的、对自己清白的证明。
后来，那个娃娃我并没有玩很久。它大多数时间只是安静地坐在我的床头，看着我。看着我做作业，看着我睡觉，看着我在弄堂里日渐沉默的成长。
很多年后，我们搬离了那条充满回忆也充满创伤的弄堂。老房子拆迁了，邻居们也各奔东西，失去了联系。
我再也没有见过王阿姨和她那个胖儿子。不知道他们后来怎么样了，不知道王阿姨是否还会记得那个下午，她曾经那样残忍地冤枉过一个手无寸铁的孩子。或许她早就忘了，或许那对她而言，只是漫长生活中一段无足轻重的小插曲。
但对我来说，那个下午从未真正过去。
它教会了我世界的复杂和人性中轻易就能产生的恶意，也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母亲那沉默而坚韧的爱。它让我早早地懂得了“清白”的珍贵和“自证”的艰难。
有时，在深夜的梦里，我还会回到那个潮湿的、弥漫着煤球烟味的灶披间，听到那尖利刺耳的指控声，感受到那彻骨的冰冷和绝望。
然后惊醒，一身冷汗。
窗外是都市璀璨的霓虹，安静而遥远。
我起身，走到书桌前，拉开抽屉。最里面，放着一个旧的、有些掉漆的粉纱裙洋娃娃，和一个早已不再使用、里面空空如也的粗陶小罐。
我轻轻抚摸着冰凉的罐身，仿佛还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