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逆弑君之徒，人人该杀，臣亦支持陛下严惩不贷。”
“然那些并未参与其事的无辜之人，陛下何以也要株连诛戮？”
“纵使部分勋贵平日横行乡里，霸占民田，肆意妄为，其罪亦不足以至灭族。惩治之可也，但不必赶尽杀绝。”
“可陛下如今以谋逆之名，将整个勋贵集团尽数铲除，此举必将尽失天下人心。”
“况且，诸多勋臣持有先帝所赐免死铁券，陛下如此行事，岂非令祖宗蒙羞？朝廷信义何存？”
“翻阅史册，即便是唐末大乱之时，乃至蒙元入主中原之际，亦多优待士大夫与地方豪绅。”
“陛下今日之举，或可快意一时，却恐为我大明江山埋下祸根，终将酿成不可收拾之大患。”
面对两位尚书大臣苦口婆心的劝谏，朱由校亦耐心回应，温言相待。
但他深知，观念之变革，非一日之功所能达成。
尤其是华夏的文人士大夫，他们极为守旧，大多固执己见，自视甚高，懂得变通者实属凤毛麟角。
比如在清末民初之际，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传入，所遭遇的抵制与压制可谓空前剧烈。
而这一切的根源，正是出自他们之手。他们不愿变革，只因变革会动摇其既得利益。
因此面对接连不断的劝谏与质问，朱由校并未动怒或烦忧。
若能晓之以理、说服他们，自然最好；若不能，他也不强求。
他是皇帝，只要于国事有利，他自有决断之权。
只要军权牢牢掌握在手，对于文官与地主豪绅结成的政治集团，他毫无畏惧与顾虑。
这些人顶多联合起来搞一场所谓的“民变”或“起事”，不过如此，即便打烂重来也无妨。他占据大义名分，正可顺势整肃清理。
果然不出所料，程国祥是个极其执拗的老臣，任凭朱由校反复开导解释，他仍坚持认为皇帝手段过于酷烈，应当收敛。
“那些叛贼逆臣的心思，朕要来又有何用？”
“我大明有数千万黎民，他们算得了什么？难道他们就能代表天下百姓？”
“程卿，书本上的道理，读读即可，不必过分拘泥，应顺应时势而变革，而非死守旧规、停滞不前。”
“今日他们胆敢勾结聚众，图谋弑君犯上，朕若不用强硬手段震慑，明日岂不是真要兵临宫门了？”
“即便如此，依臣之见，陛下此举终究非圣主明君之道。一味杀戮，并不能根除弊病。”
“陛下当与群臣同心协力，励精图治，善用文武百官，共图中兴大明，重振盛世气象。”
“臣从未听闻，太平盛世是靠杀人建成的。望陛下纳臣一言，及早罢手，此刻回头尚且不迟。”
见他依旧固执己见，朱由校也懒得再多费唇舌。
“程卿身为户部尚书，对我大明赋税钱粮、收支状况最为清楚。朕便以此为题，问你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
“臣洗耳恭听！”
朱由校略作沉吟后问道：
“万历四十八年时，我大明国库银两、太仓存粮，以及全年收支总额各是多少？”
他未料到皇帝竟会问得如此具体，但既然开口，就必须作答，更何况这些数据他早已熟记于心。
“万历四十八年结算之后，国库存银共计五十八万三千四百两，太仓存粮为米二百二十余万石，麦三十四万石。”
“全年赋税收入，将宝钞、通宝及各项杂色折银合计，总计四百六十三万五千八百两。”
“若再加上辽饷征收的四百余万两，实际总收入应在九百余万两之数。”
程国祥此人，或许别处平平，但在理财核算方面却极为精通。
更何况他素以清廉节俭着称，近乎吝啬，否则朱由校也不会委任他担任户部尚书一职。
“程卿果然不负我大明栋梁之名。那再来说说去年的赋税收入、支出情况，以及结余几何。”
程国祥刚欲回话，话到嘴边忽觉蹊跷，心思一转，立刻明白了皇帝设问的用意。
原来皇帝是要以今昔对比，揭示变化。
去年的表面收入虽增长有限，却另有巨额额外进账；而支出方面，则明显大幅缩减。
例如对边镇军饷与粮草的拨付，尤以辽东地区为甚，开支至少减少了三成。
再如工部往年常请支的款项——打造兵器、治理河道、修缮道路、加固长城等项目，今年所请已削减过半。
至于额外收入，自然源于去年皇帝大规模抄没所得。
虽主要归入内库，但户部也从中分得不少余利。
还有不少琐碎繁杂的支出，也都大幅削减，如此一来开源节流并举，户部库藏顿时宽裕了不少。
若非去年战事连绵不断，军资耗费巨大，去年所余之银两，定然远胜往年。
这若是搁在数年之前，朝廷哪里负担得起如此频繁的大规模用兵？既北征漠南，又平定西南，哪一件不是耗资巨万？
须知西南土司叛乱的声势，丝毫不逊于当年杨应龙之变。
朝廷为此调集四川、贵州两省兵马，再加上皇帝亲征所率的数万京营将士。
其规模甚至超过了播州之役，自然花费也极可观。尽管皇帝为此投入颇多，但朝野皆知，皇帝通过抄没家产已大获其利。
就连户部，也从中分得了一杯羹。
即便如此，事实摆在眼前——去年财政状况的确较往昔改善许多，虽仍不算宽裕，却也不再窘迫到难以为继的地步。
想到此处，程国祥一时竟羞愧得无言以对。
皇帝的用意他已然明白，不过是借实情作比照罢了。
你看，朕虽雷霆手段，官吏更替不休，然朝廷如今有财可用，国计民生日渐复苏。
见程国祥默然低头，朱由校几乎忍不住笑出声来。
随即又缓缓说道：
“朕行事，向来谋定而后动，深思熟虑，从不轻举妄动。”
“你们的心思朕懂，也明白你们那颗忧国忧民、心系社稷的赤子之心。”
“但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策。嘉靖年间党同伐异的局面，在天启一朝绝不可重现。”
“先祖曾犯之过，朕亦愿一一弥补。朝堂之上，党争纷扰近百年，也该到终结之时了。”
“君臣若不能同心协力，政令一致，反而彼此倾轧、明争暗斗，何谈中兴？何谈盛世？”
这一番话，说得宋应星与程国祥二人哑口无言，只觉字字在理，根本无法反驳。
罢了，皇帝有此宏图壮志，实乃大明之福，亦是他们这些志在报国之臣的幸事。
纵使过程惨烈，手段严酷，但初衷为公，结局终将有益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