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旧的上海牌轿车在略显颠簸的公路上行驶了数个钟头，窗外的景色从边境的田野丘陵，逐渐被更多连片的农田、村舍和规模不大的工厂所取代。接近广州城区时，道路上自行车汇成的洪流开始变得醒目，偶尔驶过的公交车和卡车喷着黑烟，空气中弥漫着城市特有的、混合了煤烟、尘土和淡淡生活气息的味道。
四月二十九日下午，车子停在了位于市中心、颇具规模的东方宾馆门前。与周边低矮的建筑相比，这栋大楼显得颇为气派，是当时接待外宾和重要港澳同胞的主要场所之一。高飞（木匠）熟练地办理了入住手续，用的是“廖月生”的证件，房间早已预定好。
“今天先休息，明天上午，省里和市里相关部门的同志会过来，先做个初步接触。”高飞将房间钥匙递给廖奎，语气恢复了公事公办的简洁，“地点就在宾馆的小会议室。”
廖奎点头表示明白。他站在房间窗口，俯瞰着下方的街景。广州，这座南中国的大门，此时显得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一些老建筑的轮廓和街巷的格局，陌生的则是那无处不在的、属于这个特定时代的色彩与节奏。街上行人大多穿着蓝、灰、绿为主的服装，自行车铃声此起彼伏，偶尔有红旗轿车驶过，引人侧目。巨大的宣传画和标语在墙上依然醒目，但街边一些悄然出现的小摊贩，以及人们脸上相比北方似乎稍显松弛的神情，又隐隐透出这座城市固有的、不易被完全束缚的商业活力。
第二天，四月三十日上午，东方宾馆一间布置简朴但整洁的小会议室里。
廖奎，以爱国港商“廖月生”的身份，与来自广东省外经贸委、广州市外经贸委以及轻工局的几位官员见了面。对方来了五个人，为首的是一位姓王的处长，约莫五十岁年纪，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深蓝色的中山装，表情热情中带着官场特有的审慎。其他几位干部也都衣着整齐，态度客气而保持距离。
双方寒暄落座，服务员送上茶水。
“廖月生同志，欢迎你啊！从香港回来支持国家建设，精神可嘉！”王处长开场便是热情洋溢的官方辞令，双手捧着茶杯，笑容标准。
“王处长，各位领导太客气了。身为炎黄子孙，希望能为祖国的现代化尽一份绵薄之力。”廖奎微笑着回应，语气诚恳，姿态放得很低。
“好好好！现在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正是需要你们这些见识广、有技术的同胞贡献力量的时候。”王处长接过话头，随即话锋便引入了熟悉的轨道，“不知道廖同志这次回来，具体有些什么想法？比如，打算投资哪个行业？大概的规模？外汇准备投入多少？我们这边也好根据国家的计划和指标，看看如何配合与支持。”
他身边的另一位轻工局的干部补充道：“是啊，尤其是涉及到设备进口、原材料采购，都需要外汇额度。还有产品的销售渠道，也要纳入国家的计划统筹。”
“计划”、“指标”、“外汇”、“统筹”……这些词汇频繁地从几位官员口中跳出，构成了他们思考和处理经济问题的基本框架。他们关心廖奎能带来多少实实在在的“硬通货”——外汇，以及他的项目能否契合、或者至少不冲击现有的年度计划和生产指标。
廖奎耐心地听着，不时点头表示理解。等几位干部初步表达完意向，他才斟酌着开口：“各位领导，关于具体的投资项目和外汇额度，我们后续可以详细论证。我初步考虑，或许可以先从一些更容易入手、能快速见效的合作模式开始探索。”
他顿了顿，观察了一下对方的反应，继续道：“比如，‘来料加工’？由我们振华提供部分关键的元器件、设计图纸和必要的设备，利用内地现有的厂房和劳动力进行组装生产，成品由我们负责外销。这样，既能快速形成生产能力，为国家创造就业和出口创汇，又不需要初期投入大量外汇。”
他看到几位干部交换了一下眼神，似乎有些兴趣，但更多的是谨慎。
“又或者，‘技术补偿贸易’？”廖奎抛出另一个概念，“我们可以向内地合作方转让一些非核心的、但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或工艺，帮助提升现有产品的质量或开发新产品。部分技术转让的费用，可以用合作生产出来的产品进行抵扣。”
王处长沉吟了一下，用手指轻轻敲着桌面：“廖同志提出的这些模式……很有启发性。特别是‘来料加工’，对于解决就业和赚取外汇，确实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不瞒你说，中央最近也有一些新的精神，鼓励探索灵活的外贸形式。”
他话锋随即一转，语气变得郑重：“但是，这些毕竟都涉及到现行的外贸管理体制和政策。具体怎么操作，外汇如何结算，工缴费（加工费）的标准怎么定，原料和成品的海关监管……这里面有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不是我们几个人在这里一拍脑袋就能定的。需要按政策办事，需要调查研究，需要层层上报审批。”
“对对，”旁边的市外经贸委的干部连连点头，“政策性强，环节多，急不得。廖同志的热情我们理解，但很多事情，还是要稳妥，要一步一步来。”
会议在一种友好但难有实质性突破的氛围中结束。官员们再次表达了欢迎之意，承诺会“认真研究”廖奎的建议，并尽快“向上反映”，然后便礼貌地告辞离去。
送走官员，廖奎站在会议室窗前，望着楼下熙熙攘攘的街道，沉默了片刻。高飞走到他身边，递给他一支烟，自己却没点。
“感觉怎么样？”高飞问道，声音平淡。
“热情，但隔着层东西。”廖奎接过烟，在手指间转动着，没有点燃，“像是隔着玻璃烤火，能感受到温度，却触碰不到实质。”
高飞扯了扯嘴角：“正常。他们手里的框框条条太多，迈错一步都是责任。能对你这么客气，已经算是开明了。”
下午，高飞陪着廖奎走出了东方宾馆，融入了广州的街头。
阳光正好，街道上人流如织。他们沿着骑楼下的走廊漫步，两侧的商铺大多还是国营或集体性质，玻璃柜台后面陈列着有限的商品。副食品店门口排着长队，人们手里紧紧攥着各种票证——粮票、油票、肉票，耐心等待着购买定量的生活物资。布店里，色彩单调的棉布、的确良是主角，偶尔有一两块鲜艳的料子，便引得不少人驻足。
廖奎的目光扫过那些排队的人群，掠过柜台里品类匮乏的商品，脑海里不禁浮现出香港湾仔超市里琳琅满目、任人选购的景象，以及太平山顶别墅中充裕甚至奢华的生活。这种对比是如此鲜明而刺眼。他想起了当年在北大荒第七农场时，同样为了一点点生活必需品而精打细算、四处寻觅票证的日子，那种深入骨髓的“短缺”记忆，此刻被眼前的场景再次激活。
然而，在这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之下，他也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些不一样的脉动。在一些不那么起眼的街角，有老太太摆着小竹篮，里面放着几个鸡蛋或一小捆蔬菜；有修鞋、补锅的手艺人自顾自地忙碌；偶尔还能看到有人揣着明显是“外来”的电子计算器或塑料玩具，低声与人交谈，旋即分开……这些细微的、野草般的商业活动，在政策的缝隙中顽强地生存着，透露出这片土地上人们追求更好生活的本能与智慧。
“买东西还是要票啊。”廖奎仿佛自言自语般感慨了一句，“这么多年，好像变了很多，又好像有些东西没变。”
高飞在一旁默默听着，他知道廖奎在农场苦过，理解这种感慨。他顺着廖奎的目光看去，看着排队的人群和那些隐秘的交易，澹澹道：“票证是规矩，是保障，也是束缚。底下这些……是活路。上面在喊解放思想，下面在找活路，这中间，就是你现在感觉到的这种……温差。”
“理念的温差。”廖奎轻声接上了高飞的话。
他深刻地体会到，这种“温差”不仅仅存在于会议室里官员的谨慎与他的设想之间，更弥漫在整个城市的空气中，存在于那宏伟的计划指标与百姓日常的斤斤计较之间，存在于那统一的调配与野生的活力之间。他要带来的技术、资本和模式，就如同试图融入这片巨大温差体系的一股新的暖流，最终是会被同化、被冷却，还是能逐渐催生出新的变化，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羊城的春日，阳光温暖，但穿行在骑楼的阴影与阳光交替之中，廖奎清晰地感受到了那无处不在的、源于不同思维和体制的“温差”。这比气候的冷暖，更让人深思。他知道，接下来的路，需要更多的耐心、智慧和适应。
在广州盘桓数日，初步接触了外经贸系统的官员，感受了南国门户在计划与市场夹缝中的独特气息后，廖奎问高飞：“下一站，我们去哪里？”
高飞正对着车窗，用一块软布仔细擦拭着他那副老花镜，头也没抬，简洁地吐出两个字：“上海。”
没有多余的解释，但廖奎瞬间明了。上海，这座曾经的远东第一都市，中国的工业摇篮和科技重镇，即便在特殊的年代里，其深厚的工业基础、人才储备和技术底蕴，依然是国内其他城市难以比拟的。他的技术“见面礼”，在那里或许能找到更知音、也更具实践意义的对话者。
五月五日傍晚，他们乘坐火车抵达了上海。站台上人流汹涌，空气里混杂着蒸汽机车的煤烟味、人们的汗味和江南特有的潮湿气息。走出宏伟的上海站，眼前的景象与广州又有所不同。街道更加宽阔，西式风格的建筑与中式里弄交织，尽管同样布满岁月的痕迹和时代标语，但一种沉淀的、曾经辉煌过的工业文明气场隐隐可感。行人的步伐似乎更快，衣着虽仍以蓝灰为主，但款式和整洁度上，依稀能瞥见一丝昔日的考究遗风。
接下来的两天，在高飞的安排下，廖奎以“廖月生”的身份，拜访了位于市区的一所重要的冶金研究所。接待他们的是研究所的一位副所长和几位头发花白、神色严谨的老专家，以及几位眼神中带着求知欲的年轻技术骨干。会议在一间墙壁上挂着马恩列斯毛画像、桌椅陈旧但擦得干净的会议室里进行。
寒暄过后，话题很快切入技术层面。廖奎能感觉到，相较于广州官员对“计划”和“外汇”的敏感，这里的科研人员更关注他“带了什么技术思路回来”。
“廖月生同志，听说你在香港从事电子行业，对材料方面也有研究？”一位姓吴的老教授推了推厚厚的眼镜，开门见山地问道。他年纪约莫六十，面容清癯，目光锐利，是所里有名的材料学权威。
“吴教授，各位专家，不敢说有深入研究，只是在香港那边，接触国外技术资料相对方便些，做了一些学习和思考。”廖奎态度谦逊，从那个朴素的行李箱里，取出了几份事先准备好的“转译”后的技术报告复印件。这些报告封面简单，标题诸如《硅材料纯度提升与晶体缺陷控制若干技术路径推演》、《基于现有工艺基础的半导体表面态处理初步探讨》等。
他没有直接拿出任何涉及具体合金配方或超时代工艺的内容，而是将未来知识的核心思想，用七十年代材料学界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术语、理论框架和数学工具进行了“包装”。重点在于提出“思路”和“方向”，比如，在现有区熔法基础上，通过精确控制热场分布和掺杂气体流速来减少杂质条纹的“可能性”；或者，借鉴某些金属热处理中的“快速退火”概念，探讨其在半导体工艺中用于激活杂质、减少晶格损伤的“潜在价值”。
“哦？你这个关于‘界面能垒’与‘载流子迁移率’关联模型的想法，有点意思……”吴教授戴上老花镜，仔细翻阅着报告，手指在一张描绘不同温度梯度下杂质分布的模拟图表上划过，“我们之前在实验中确实观察到类似现象，但理论解释一直不够清晰。你这个推演，虽然简化了很多实际因素，但方向上有启发性。”
另一位年轻些的技术员，看着报告中关于“新型浅结掺杂理念”的部分，忍不住插话：“廖同志，您这里提到的‘低能离子注入’的设想，虽然目前实现起来还很困难，但如果真的能解决均匀性和损伤问题，确实比传统的扩散法有优势！”
会议室内很快响起了激烈的讨论声。老专家们更关注理论的自洽性和与现有经典理论的兼容性，时而皱眉沉思，时而提出质疑；而年轻的技术骨干们则显得更为兴奋，对报告中那些跳出常规框架的“可能性”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围绕着几个关键的技术点，引经据典，争论不休，有时甚至忽略了廖奎这个“港商”的存在，完全沉浸在了纯粹的技术思辨中。
廖奎静静地听着，适时地补充几句，引导讨论方向。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些内地的科研人员，尤其是像吴教授这样的老专家，理论功底极为扎实，对基础原理的理解深刻，逻辑严谨。然而，从他们的讨论中，也从实验室窗外看到的那些略显陈旧的设备、桌上摆放的精度有限的测量仪器，以及他们对外界最新技术动态偶尔流露出的陌生感，都清晰地表明，他们正深受实验条件落后和信息渠道闭塞的困扰。
这是一种巨大的反差：拥有顶尖的头脑，却被束缚在有限的手段和视野中。他们能精准地指出报告中基于理想模型的缺陷，却可能无法亲自动手去验证那些超越现有条件的前沿设想。
交流持续了近一个下午。结束时，吴教授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看向廖奎的目光少了几分最初的审视，多了几分学术上的认可。
“廖月生同志，你带来的这些资料，虽然很多还停留在理论推演和设想阶段，有些甚至可以说是‘大胆假设’，但不可否认，思路很开阔，提供了不少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方向。”吴教授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但更多的是 intellectual上的兴奋，“尤其是在材料纯化和缺陷控制方面，你提出的几个路径，与我们目前遇到的一些瓶颈问题，确实有可以结合探讨的地方。这些东西，值得研究。”
他没有轻易下结论，也没有做出任何承诺，但“思路开阔，值得研究”这八个字的评价，从这位严谨的老专家口中说出，已经是一种难得的肯定。这初步的认可，比任何官面上的欢迎词都更有分量。
离开冶金所，走在华灯初上的上海街头，空气中飘来苏州河特有的、混合了工业排放与生活气息的味道。廖奎的心情有些复杂。他看到了潜力，也看到了桎梏；感受到了知识的共鸣，也体会到了现实的壁垒。
“看来，你这‘技术考察’，第一步走得还算稳当。”高飞在一旁说道，语气依旧平澹，但眼神里似乎也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缓和。
廖奎望着黄浦江方向隐约的灯火，没有回答。他知道，这仅仅是开始。用精心“转译”的知识叩开了一扇门，接下来，如何将门后的潜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如何在这片充满“温差”的土地上，找到技术落地的合适土壤与方式，将是更严峻的考验。上海晨曦微露，前路依旧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