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悦的终端提示音还在耳边响着，一声接一声，像小针一样扎进耳朵里。我站在原地，动都不敢动，脑袋嗡嗡的，好像有无数只蜜蜂在里面飞来飞去。外面天还没完全亮，灰蒙蒙的云压得很低，整座城市还睡着，可我的心早就沉到了冰窟窿里。
徐文芳——这个名字一冒出来，就像一块冰冷的大石头砸进心里，激起的不是水花，是层层叠叠的疼。她不是什么编号，也不是档案上冷冰冰的一行字。她是活生生的人啊！是每天早上五点半就起床给孩子做早饭的妈妈，是在社区做志愿活动从不缺席的邻居，是电话一直没注销、家里还有人等着她回家的女儿。
可是这三年，谁在找她？
没人报警，没人报案，连一张寻人启事都没有。她的消失悄无声息，就像一滴水掉进沙漠，连个印子都没留下。我们还是破案时，在周雄那个可怕的实验记录里发现了她的名字，旁边写着“Z-1”，一个代号，背后却是一个被全世界遗忘的女人。
我慢慢转过身，脚步沉重地走到白板前。墙上贴满了照片、时间线、地图标记，红蓝箭头交错成网，像一张密不透风的蛛网。我在“Z-1”旁边，用黑色记号笔写下三个字：“徐文芳”。笔尖划过白板，发出刺啦一声，像是撕开了陈年旧伤。
赵勇站在我身后，一句话也没说，但呼吸变得很重，胸口一起一伏。他平时就话少，可这次的沉默不一样，里面藏着火，一股憋了太久终于要爆发的怒火。李悦摘下耳机，手指停在键盘上，微微发抖，好像再按一下就会惊醒什么不该醒的东西——也许是良心，也许是愧疚。
“我们抓了周雄，毁了实验室。”我开口，声音不大，却像块铁扔进了死水，“可只要还有人在黑暗里爬行，这种事就不会结束。”
屋里一下子安静了。赵勇走过来，站到我身边，盯着白板上那条从“失业”开始一路滑向“失踪”的斜线。那是徐文芳的人生轨迹，也是其他六个受害者的共同命运。每一步都看起来平平常常：丢了工作、断了医保、搬出租屋、睡桥洞、渐渐失联……可就是这些没人注意的小事，一步步把他们推进深渊。
“你说得对。”赵勇低声说，“他们不是自己走进去的，是被人推下去的。推他们的人，也许不是一个坏蛋，而是那些装作看不见的眼睛，是那些本该伸手拉一把却转身走开的制度漏洞。”
“问题是，”李悦轻声问，“我们能救下一个吗？”
我没说话。这个问题太沉了，沉得不是我们三个人在会议室就能回答的。它不该只属于警察系统，不该只写在结案报告里。它应该出现在政策文件里，贴在街道办的公告栏上，挂在每个社区服务中心的墙上，成为救助站表格的第一行问题：“您最近三个月有没有领补助？有没有地方住？有没有人能联系到您？”
我放下笔，看着白板上那些名字和时间连成的线，突然明白了：这些人不是突然消失的。他们的坠落是有预兆的，是一场缓慢又无声的死亡。失业、断保、流浪、失联……每一步都踩在社会系统的缝隙上。没人发现他们不见了，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在别人的视线里。他们是“看不见的人”。
“我们不能只破案。”我说，语气比刚才坚定多了，“我们要让这个系统重新看见他们。”
赵勇皱眉：“怎么见？我们又不是民政局的，也不是社保局的。调数据要审批，建机制要协调十几个部门，光一个接口就能卡你半年。”
“那就搭个桥。”我转过身面对他们，认真地看着两人，“做一个预警机制。不是等他们失踪了再去查，而是在他们快要撑不住的时候，有人能及时伸出手。”
李悦眼睛忽然亮了一下，像黑夜里闪出一颗火星。“我可以做个模型！”她说完立刻坐回电脑前，动作利索得不像熬了一夜的人。她调出六名受害者的资料，屏幕分成几块：低保发放记录、医院急诊流浪病人台账、救助站近三年进出登记……她的手指在键盘上飞快敲击，嘴里念叨着参数：“连续三个月没领补助、没固定住所、露宿公园或车站超过五次、有精神类疾病就诊史但没继续治疗……这些算一级风险指标。”
“再加上脑波异常值？”赵勇试探着问。
“不行。”李悦摇头，“普通人哪来的脑波数据？我们只能靠行为判断。如果一个人同时满足三项以上高危特征，就标记为潜在目标。”
“然后呢？”赵勇看向我。
“系统自动推送信息给辖区派出所。”我接过话，“片警上门核实情况，确认后帮忙申请临时安置，必要时联系心理干预。哪怕只是送一床被子，也能让他知道，还有人在乎他。”
赵勇沉默了几秒，突然抓起外套：“我现在就去民政局。”
“干嘛去？”我问。
“调近三年所有救助站的登记名单。”他拉开门，语气坚决，“光有想法没用，得有人去对接。不然再好的计划也落地不了。”
门关上了。我走到窗边。天已经亮了，楼下的警车来回穿梭，同事们陆续上班，有的打着哈欠，有的拎着早餐匆匆走过。生活照常运转，像一台不停歇的机器。可我知道，有些裂痕正在被修补，有些曾经被忽略的声音，正一点点浮出水面。
李悦还在调试程序。她把五个指标整合成一个评分系统，取名叫“脆弱指数”。当某个人的风险值超标时，系统会生成一条预警通知，包含最后出现地点、外貌特征和相关记录。她做了模拟测试，输入历史数据跑了一遍。
“第一批数据跑通了。”她抬头看我，声音带着疲惫里的兴奋，“模拟结果显示，全市目前有四十七人符合高危标准，分布在八个城区。”
我盯着那个数字，心揪紧了。四十七个可能正在崩溃边缘的人，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在城市的角落，在监控看不到的地方，在凌晨三点的桥洞下瑟瑟发抖。他们不是坏人，不是危险分子，只是被生活压垮的普通人。如果我们不做点什么，他们中的某一个，很快就会变成下一个“Z-1”，连名字都不会留下。
半小时后，赵勇回来了，怀里抱着一个旧旧的牛皮纸袋，边角都磨破了，纸面发黄，折痕快裂开。
“拿到了。”他把袋子放在桌上，喘了口气，“老城区三个救助站的完整登记表，还有部分巡查记录。一开始他们不肯给，说这不是警方职责。”
“你怎么说的？”我问。
“我把Z-1的生存轨迹图摊在他们桌上。”赵勇冷笑，“我说，这个人三个月前还在领救助餐，两个月后就被绑进实验室切开脑子。你们觉得，他当初来登记的时候，算不算‘我们的事’？”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些：“后来他们没再拦我。”
李悦马上接过文件开始扫描录入。我把那份“脆弱指数”草案打印出来，贴在白板最显眼的位置。标题写着：“高风险流浪人员动态监测机制（试行）”。下面列出了五项核心指标、响应流程、责任分工和试点区域。
“明天总结会上，我要提这个。”我说。
“郑铭那边……”李悦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他知道我们在搞这个吗？”
郑铭是分管副局长，做事讲究规矩，对创新一向持保留态度，尤其讨厌“越界操作”。
“不管他怎么想。”我打断她，“这事不能再拖。我们已经有证据证明，这些人不是随机受害，而是被精准挑选的。周雄团队有一套筛选标准：孤立无援、社会关系断裂、长期脱离公共视线。他们专挑‘不会被人找’的人下手。如果我们现在不做点什么，下一个徐文芳，可能连名字都不会留下。”
李悦点点头，继续埋头工作。她的屏幕上，第一份正式预警报告正在生成。姓名栏写着“未知”，性别男，年龄约三十八岁，最后一次出现在城西立交桥下监控中，穿得很单薄，动作迟缓，翻垃圾桶找吃的。系统标注：风险等级——一级；建议处置方式——立即核查并提供临时安置。
我拿起笔，在报告下方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赵勇坐在桌边翻着那份名单，忽然停下：“这个人……我见过。”
“谁？”
他指着一页：“王建国，五十一岁，去年冬天在火车站附近冻伤送医，出院后失联。我去现场做过笔录，他说自己在工地打零工，年底老板跑了，工钱一分没拿到，房子也被房东收回。”
“后来呢？”
“再没消息。”赵勇合上本子，声音低沉，“如果那时候有人跟进一下，帮他申请临时补助，或者安排住宿，或许他就不会流落到那种地方。也许……他就不会成为目标。”
屋里安静下来。空调嗡嗡响，窗外传来远处工地的打桩声。我们都明白，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过去几年，有多少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滑出了社会的视线？又有多少家庭，多年后才发现亲人早已不在人间？
李悦轻轻敲下回车键，新一批数据开始比对。她的手指在鼠标上摩挲着，像是在确认某种真实感。
“我一直以为，技术是用来破案的。”她忽然说，“但现在我觉得，它更该用来防案。破案是救一个人，防案是救一群人。”
我看着白板上那句红笔写的总结：“不是他们选择了犯罪，是系统遗忘了他们。”我拿起另一支红笔，在旁边画了个圈，添上一行小字：“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让系统重新学会记住。”
第二天上午九点，会议室坐满了人。郑铭坐在主位，眉头微皱地看着投影上的“脆弱指数”方案。各部门代表轮流发言，有人质疑数据合法性，有人担心基层负担，还有人提到隐私问题。
我站在前面，没回避任何一个问题。
“我们不是要监控所有人，而是关注那些已经被忽视的人。”我说，“他们不是不想求助，而是不知道怎么求助，甚至不觉得自己值得被帮。我们建这个机制，不是为了增加管理成本，而是为了填补本就不该存在的空白。”
赵勇展示了王建国的案例，李悦播放了预警流程演示。最后，郑铭沉默了很久，点了点头：“先在两个区试点。三个月评估效果，再决定是否推广。”
散会后，我回到办公室。阳光透过百叶窗洒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道道光影。我打开抽屉，拿出一张泛黄的照片——是徐文芳女儿小学毕业典礼上的合影，小女孩站在妈妈身边，笑得特别甜。这张照片是从她家抽屉深处找到的，背面写着：“妈妈，长大后我要当医生，治好你的头痛。”
我把照片轻轻放回去，关上了抽屉。
几天后，“脆弱指数”系统正式上线试点。第一个被成功干预的是一个叫陈志明的中年男人，公司裁员失业，妻子离婚带走了孩子，他在桥洞住了二十多天，靠捡废品活着。系统发出预警后，社区民警上门核实，帮他入住救助站，还安排了心理咨询。三天后，他拨通了姐姐的电话。
两周后，李悦告诉我，全市高风险人群数量下降了12%。虽然不多，但趋势是好的。
那天傍晚，我又站在窗前。夕阳染红了半边天，城市灯火一盏盏亮起来。楼下广场上，孩子们笑着追闹，老人坐在长椅上聊天，情侣手牵手走过喷泉。
这个世界不完美，但它值得我们努力。
我转身看向白板，上面多了李悦写的一句话：
“没有人应该无声无息地消失。”
我拿起笔，在下面补了一句：
“从此刻起，不让任何人再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