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夏，汴梁城外的朱仙镇禁军大营，骄阳炙烤着校场，尘土被马蹄扬起，在空中连成一片昏黄。三千名禁军士兵身着黑铁冷锻甲，手持长枪，正随着将领的号令演练“方阵战术”——前排士兵半蹲举枪，后排士兵挺直枪杆，形成一道密集的枪林，骑兵则在方阵两侧游走，随时准备冲锋。年过六旬的赵烈，拄着拐杖站在观礼台上，身旁是枢密使李崇矩与殿前司都指挥使韩重赟，三人目光紧锁着校场，看着这支脱胎于五代却截然不同的军队，神色各异。
“赵将军，您看如今的禁军，比后周时如何？”李崇矩指着方阵中整齐的队列，语气带着自豪。他曾是后周的禁军将领，亲历过高平之战，深知五代军队的混乱——那时的士兵多是强征的流民，铠甲残缺，训练松散，将领甚至私藏士兵充作家丁，而眼前的大宋禁军，不仅装备精良，更透着一股纪律严明的锐气。
赵烈眯眼望着士兵们变换阵型的动作，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腰间的《五代军制考》手稿，思绪飘回后唐同光三年（925年）的邺都军营——那时他还是李嗣源的亲兵，军营里士兵酗酒赌博，将领克扣军饷，甚至有士兵因无粮可吃，偷偷逃去当山贼。“比后周强，更比后唐、后晋强百倍。”赵烈的声音带着感慨，“世宗陛下（柴荣）整顿禁军，已初见成效；如今陛下（赵匡胤）推行‘强干弱之’，才真正让军队脱了五代的‘匪气’。”
韩重赟上前一步，递来一份《禁军编制表》：“赵将军请看，如今禁军分为‘上军’‘中军’‘下军’，上军皆是身强体壮、战功卓着者，装备最好的冷锻甲与火药武器；中军次之，下军多为新兵，负责驻守京畿。全军归三衙统领，殿前司掌上军，侍卫马军司掌骑兵，侍卫步军司掌步兵，互不统属，直接对陛下负责。”
赵烈接过编制表，只见上面详细记录着每支军队的人数、装备、驻地与将领，甚至连士兵的籍贯、入伍时间都一一标注。“五代时，我在河东军当兵，军籍都是将领手写的纸片，丢了、改了都没人管。”他指着表中“将领轮换制”的条款，“如今将领三年一换，还不能在原籍任职，这是怕重蹈五代‘将兵绑定’的覆辙吧？”
“正是！”李崇矩点头，“陛下最担心的，就是五代时‘兵为将有’的乱象。后唐李嗣源、后汉郭威，都是因为长期统领一支军队，士兵只知有将、不知有君，才得以兵变夺权。如今将领轮换，士兵跟着编制走，就算将领想反，也没有 loyal 的士兵可用。”
说话间，校场上传来一阵整齐的呐喊——方阵突然向两侧分开，中间留出一条通道，十名士兵抬着“轰天雷”炮架快步通过，炮口对准远处的假人靶。随着一声令下，炮弹出膛，瞬间将假人靶炸得粉碎。观礼台上的官员们纷纷叫好，赵烈却注意到，操作火炮的士兵并非隶属于殿前司，而是来自枢密院直属的“火器营”。
“火器营不归三衙管？”赵烈问道。
韩重赟解释道：“陛下特意规定，火器、攻城器械等‘重器’，皆由枢密院直属，三衙只有使用权，没有调配权。就连火药的配方，也只有火器营的都作头马明知道，这是怕地方军队或三衙私造火器，重蹈五代‘以武乱政’的覆辙。”
赵烈心中一震——他想起后周显德四年（957年），寿州之战时，周军火器营还是隶属于殿前司，如今赵匡胤将火器权收归中枢，显然是对五代军事弊端有过深思熟虑。“这般谨慎，虽显繁琐，却能保无虞。”他在手稿上写下：“宋初禁军，分三衙统领，重器归枢密院，将领轮换，兵将分离，此乃‘强干’之核心，旨在破五代‘将专兵’之弊。”
午后，赵烈随李崇矩前往汴梁城内的“厢军管理司”。这里原是后梁的“镇国军节度使府”，如今改造成管理地方厢军的机构，院内堆放着各地厢军的名册与调令。司农寺少卿张全义正忙着核对厢军的“服役记录”，见到两人，赶紧起身迎接。
“赵将军、李枢密，您看这是今年各州厢军的统计。”张全义递来一本厚厚的名册，“如今厢军多是从地方流民中招募，主要负责修桥铺路、治理河患，很少参与作战。各州厢军的人数、装备，都需报枢密院备案，节度使不得私自增减士兵，更不能调动厢军作战。”
赵烈翻开名册，只见蔡州厢军的条目下，记录着“士兵三百人，负责修缮蔡河河堤，装备仅皮甲五十副、长枪一百支，无火器”。“这与五代时的地方军，简直是天壤之别。”他想起后晋天福年间，成德节度使安重荣的地方军，不仅装备精良，还私藏火器，最终举兵叛乱，“如今厢军无作战权、无重器，节度使就算想反，也无兵可用。”
张全义苦笑着摇头：“五代时，地方节度使‘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才敢频繁叛乱。如今陛下规定，节度使只管行政，军权归三衙，财权归三司，厢军沦为‘劳役兵’，这就是‘弱枝’的要义——让地方无力对抗中央。”
正说着，一个小吏匆匆进来，递上一份来自潞州的公文：“节度使李筠之子李守节，请求将潞州厢军的‘皮甲二十副’换成铁甲，说是防备北汉袭扰。”
李崇矩接过公文，看了一眼便放在案上：“驳回。厢军只需维持地方治安与劳役，无需铁甲。若北汉来袭，自有禁军驰援，无需厢军作战。”他对赵烈解释，“陛下特意交代，厢军的装备只能‘够用’，不能‘精良’，就是怕地方借‘防备外敌’之名，暗中扩军。”
赵烈想起后唐清泰三年（936年），潞王李从珂就是以“防备契丹”为由，扩充地方军，最终举兵反唐。“陛下此举，是吸取了五代的每一次教训啊。”他感慨道。
傍晚时分，赵烈随李崇矩来到汴梁城北的“更戍法执行司”。这里负责安排禁军的“更戍”——即让禁军轮流驻守地方，三年一换，避免士兵长期驻守一地，与地方势力勾结。司内的官吏正忙着制定明年的更戍计划，墙上挂着《大宋更戍路线图》，用不同颜色标注着禁军的驻守地点。
“更戍法不仅能防兵将勾结，还能让禁军熟悉各地地形。”李崇矩指着路线图上的“并州”“扬州”等地，“明年殿前司的上军，将轮流驻守并州、扬州、益州，既防备北汉、南唐，又能让士兵适应南北气候，将来统一作战时，方能无往不利。”
赵烈看着路线图，却皱起眉头：“士兵三年一换，虽能防弊，却会导致‘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若遇战事，将领与士兵互不熟悉，恐难协同作战。”
李崇矩叹了口气：“陛下何尝不知？但这是权衡利弊后的选择。五代时，兵将相知，却易生叛乱；如今兵将相疏，虽战力稍减，却能保稳定。等天下一统后，再慢慢调整不迟。”
赵烈沉默良久，想起高平之战时，柴荣麾下的禁军因长期并肩作战，配合默契，才能以少胜多。“稳定为先，此乃乱世后的必然选择。”他在手稿上补充：“宋初‘弱枝’，以厢军为劳役，更戍法防勾结，地方无兵无甲，虽弱战力，却固中央，此乃宋初稳定之基，亦为五代乱局之解药。”
离开更戍法执行司时，夜色已深。汴梁的街道上，巡逻的禁军士兵步伐整齐，甲胄在灯笼的映照下泛着冷光。赵烈骑着马，看着这些年轻的士兵，想起自己年少时在河东军的岁月，突然觉得，这些士兵虽少了五代军人的“狠劲”，却多了一份“安稳”——他们不用再担心将领叛乱、军饷被克扣，只需安心服役，为大宋守卫疆土。
回到洛阳后，赵烈将此次汴梁之行的见闻整理进《五代秘史·宋初篇》，写下一段长长的批注：“宋太祖乾德二年，定‘强干弱枝’之军制：中枢禁军，装备精良，三衙统领，重器归枢密，兵将分离，此为‘干强’；地方厢军，沦为劳役，无战权，无重器，节度使无权调兵，此为‘枝弱’。此举源于五代‘将专兵、地抗中央’之惨痛教训——后唐李嗣源、后汉郭威，皆以地方军反；后晋安重荣、后蜀孟昶，皆以强枝弱干亡。匡胤亲历五代，故以制度为刃，削地方之权，强中枢之兵，虽有‘兵不识将’之弊，却终结了‘五十三年五易姓’的乱局。此乃宋初军事之基石，亦为中华军制史上之重大变革，标志着乱世军事向治世军事的转型。”
批注写完，赵烈将手稿与《大宋禁军编制表》抄本放在一起。他想起白天在更戍法执行司的担忧——“兵不识将”的隐患，或许会在未来的战争中暴露，但他也明白，在五代乱局刚结束的当下，“稳定”比“战力”更重要。赵匡胤的“强干弱枝”，是用短期的战力妥协，换取长期的国家稳定，这是亲历过乱世的统治者，最清醒也最无奈的选择。
次日，赵烈收到儿子赵勇从汴梁寄来的书信。赵勇如今在殿前司任校尉，信中说，禁军即将推行“将兵法”的雏形——在更戍的基础上，选拔有经验的将领担任“训练将”，负责禁军的日常训练，虽不直接统领军队，却能让士兵熟悉将领的指挥风格，缓解“兵不识将”的问题。信的最后，赵勇写道：“父亲常说，五代之弊在无制，如今大宋有制，虽有不足，却在向好。”
赵烈握着书信，望向北方的燕云十六州。他知道，有了“强干弱枝”的军制支撑，大宋才有底气去收复失地，去完成柴荣未竟的统一大业。而他记录的这些军事改革往事，不仅是对五代乱局的总结，更是对大宋治世的期盼——期盼这支脱胎于五代的军队，能不再重蹈覆辙，能真正守护住天下的和平。
此时的汴梁，枢密院的官员们正在制定明年北伐北汉的军事计划，三衙的将领们在演练新的“方阵战术”，厢军管理司的小吏们在核对各地的劳役记录——一场围绕“强干弱枝”的军事变革，已在大宋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彻底斩断了五代军事乱局的根脉。而赵烈知道，这只是开始，大宋要走的路，还有很长很长，只是这条路上，再也不会有五代的烽火与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