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冬末，苏州城的护城河边，残雪还未完全消融，岸边的乌桕树却已冒出嫩绿的新芽。年过百岁的赵烈，裹着厚厚的锦缎披风，在孙子赵仲的搀扶下，站在“平江驿”的二楼窗前，目光掠过河面上来往如梭的商船——这些船只多挂着“吴越”“闽越”的旗号，满载着丝绸、瓷器、茶叶，正朝着入海口的方向驶去，准备经泉州港运往海外。他手里捧着一卷《五代南方经济考》手稿，册页上“后唐天成二年，江南税银仅占中原三成”的字迹，与眼前的繁华形成刺眼的对比，浑浊的眼睛里满是震撼与感慨。
“祖父，您看那艘大船！”赵仲指着河面上一艘三层高的楼船，船舷上印着“苏家锦舫”的字样，“那是苏二郎的船，他现在是江南最大的蜀锦商人，去年从成都运了两百匹芙蓉纹蜀锦来苏州，不到半个月就卖完了，连契丹的使者都特意来买！”
赵烈顺着赵仲的手指望去，只见楼船上的伙计正忙着装卸货物，岸边的挑夫们扛着包裹，脚步轻快地穿梭在码头与街巷之间，脸上满是笑意。他想起后蜀广政二十七年（964年），第一次到成都时的场景——那时的蜀锦虽精美，却只能在蜀地流通，想运到中原，要经过数不清的关卡，还要担心战乱劫掠；如今，蜀锦能从成都直达苏州，再从苏州运往海外，这在五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这就是和平的好处啊。”他轻声说，“五代时，南方虽比北方安稳，却也不敢这么大规模通商，怕的就是路上的乱兵和苛税。”
正说着，平江驿的驿丞周文彬端着一壶温热的碧螺春走来。周文彬是吴越旧臣之后，祖上在后唐时就经营苏州的驿站，如今靠着南北通商，驿站的生意比往年红火了数倍。“赵公，您可是第一次来苏州？”他笑着给两人续茶，“如今的苏州，可比五代时热闹十倍！您看街上的商铺，从早开到晚，连夜市都要到三更才散，卖的不仅有江南的丝绸、瓷器，还有蜀地的茶叶、岭南的香料，甚至还有契丹的皮毛、阿拉伯的珠宝！”
赵烈接过茶杯，指尖触到温热的瓷壁，目光落在窗外的街巷上——街道两侧的商铺鳞次栉比，有卖丝绸的“云锦阁”，柜台上摆着各色绫罗绸缎，吸引了不少富家妇人；有卖瓷器的“定窑铺”，伙计正用软布擦拭着白瓷碗，生怕留下指纹；还有卖海外香料的“蕃货行”，门口挂着一串串胡椒、丁香，香气弥漫在街旁。“老夫在五代时，见苏州的商铺十家有九家关着门，百姓连盐都吃不起，哪有现在这样的热闹？”他翻开《五代南方经济考》，指着其中一段记载，“后晋天福五年（940年），苏州因战乱，税银不足万两，百姓只能靠挖野菜过活；如今，苏州一年的税银就有五十万两，比五代时的整个江南还多！”
周文彬点点头，压低声音说：“赵公有所不知，如今江南的税银，占大宋总税银的六成还多！北方因为要防辽人和西夏，每年都要花大量银子养兵，农业和手工业都荒废了；而江南，不仅不用打仗，朝廷还减免了商税，鼓励通商，所以才这么富裕。去年，三司的官员来苏州查税，都说‘大宋的钱袋子，全靠江南撑着’！”
赵烈心里一震——他想起年轻时在河东军，北方的农业曾是中原的根基，后唐同光年间，洛阳周围的农田亩产能有三石；可如今，北方因长期戍边，士兵们把农田都改成了堡垒，加上辽人的袭扰，亩产连一石都不到，好多农民都逃到了南方。“这就是经济南移啊。”他对赵仲说，“五代时，北方还是经济中心，可经过五十三年战乱，加上宋初的辽夏威胁，北方越来越弱，南方越来越强，如今总算完成了超越。”
午后，周文彬邀请赵烈和赵仲去苏州的“圩田”参观。圩田是江南农民为了扩大耕地，在湖边筑起的堤坝，里面种满了水稻，远远望去，像一片绿色的海洋。一个正在田里劳作的老农看到他们，放下锄头走过来，手里捧着一把饱满的稻穗：“老丈，您是从北方来的吧？看看俺们江南的水稻，这是从占城（今越南）引进的‘占城稻’，一年能种两熟，亩产比北方的谷子多三成，俺们不仅够吃，还能卖钱！”
赵烈接过稻穗，指尖拂过饱满的谷粒，想起后汉乾佑二年（949年），在晋阳见到的景象——那时的北方农田，因战乱荒芜，地里长满了野草，农民们只能靠种杂粮过活，好多人连稻子都没见过。“这稻子，在五代时只有江南的贵族才能吃到，如今连普通农民都能种，真是不容易。”他感慨道。
老农笑着说：“可不是嘛！多亏了朝廷兴修水利，俺们才能筑起圩田；又多亏了通商，俺们种的稻子能卖到苏州、杭州，甚至运到北方的军营！去年，俺卖稻子赚的钱，够给儿子娶媳妇了，这在五代，想都不敢想！”
离开圩田，赵烈又来到苏州的“丝绸作坊”。作坊里，数十个女工正坐在织机前，手指灵活地穿梭在丝线之间，织出精美的云锦。作坊老板沈月娘是江南有名的丝绸商人，祖上在后周时就做丝绸生意，如今靠着海外贸易，作坊的规模扩大了十倍。“赵公，您看这匹‘云纹锦’，是俺们新织的，上面的云纹用的是‘通经断纬’的技法，是从蜀地的老工匠那里学来的。”她指着一匹淡蓝色的云锦，语气里满是自豪，“这锦在海外可受欢迎了，阿拉伯的商人说，用它做衣服，在阳光下能看到不同的颜色，愿意出十倍的价钱买！”
赵烈拿起云锦，指尖拂过细腻的纹理，想起后蜀的芙蓉纹蜀锦——两者虽各有特色，却都代表了南方手工业的巅峰。“五代时，南方的手工业只是‘勉强糊口’，如今却能卖到海外，这不仅是技术好，更是因为和平、通商。”他对沈月娘说，“老夫在五代时，见蜀地的工匠因为战乱，只能把织机藏起来，怕被乱兵抢走；如今，你们能安心织锦，还能卖到海外，这就是大宋比五代强的地方。”
沈月娘点点头，叹了口气：“是啊，俺听祖母说，五代时，苏州的丝绸作坊被乱兵烧了好几次，好多工匠都逃到了山里，差点让丝绸技艺失传。如今，朝廷不仅保护作坊，还派人去蜀地、岭南学习技艺，让咱们的丝绸越来越好，这才是真的为百姓好。”
傍晚时分，赵烈和赵仲来到苏州的“市舶司”。市舶司是大宋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如今苏州的市舶司，每年的海外贸易额就有上百万两银，比五代时整个江南的贸易额还多。市舶司的提举官李修远正在查看贸易记录，见到赵烈，赶紧起身行礼：“赵公，您来得正好！刚收到泉州港的消息，去年大宋的海外贸易额突破了五百万两银，其中江南占了四分之三，连波斯的商人都特意来苏州买丝绸！”
赵烈接过贸易记录，只见上面详细记录着每一笔交易的数额、货物种类和目的地——有运往契丹的丝绸，运往阿拉伯的瓷器，还有运往高丽的茶叶。他想起五代时，海外贸易只能偷偷进行，商人怕被乱兵劫掠，只能晚上出海；如今，商人能光明正大地通商，还有市舶司保护，这在五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这就是经济南移的底气啊。”他说，“南方不仅有农业、手工业，还有海外贸易，能支撑大宋的财政，而北方，只能靠南方的税银来养兵，这在五代是反过来的。”
离开市舶司时，夜色已深。苏州的街道上挂满了灯笼，像一条火龙，照亮了整个城市。赵烈坐在马车上，手里捧着沈月娘送的云纹锦，耳边还回荡着码头的吆喝声、作坊的织机声、市舶司的算盘声，心里满是感慨。他想起年轻时在北方的岁月，想起柴荣北伐时的壮志，想起杨业战死时的悲壮，再看看眼前的苏州繁华，突然觉得，大宋虽然在军事上被动，却在经济上完成了五代从未实现的突破——南方超越北方，不仅是经济的变迁，更是和平与稳定的证明。
回到平江驿后，赵烈挑灯夜战，将今日的见闻详细记录在《五代秘史·宋初篇》中，写下一段长长的批注：“宋真宗乾兴元年，游苏州，见圩田万顷、商铺林立、市舶繁忙，始知南方经济已全面超越北方。此非偶然，乃多重因素所致：一者，五代战乱，北方人口南迁，带去技术与劳动力，南方得‘人丁之利’；二者，宋初和平稳定，朝廷减免南方商税，兴修水利，南方得‘政策之助’；三者，海外贸易兴起，江南、蜀地、岭南的丝绸、瓷器、茶叶得以远销海外，南方得‘通商之益’。对比五代：后唐时，北方税银占大宋七成，南方仅占三成；如今，南方税银占六成，北方反占四成，且北方税银多靠南方补贴。经济南移之完成，实为大宋治世之果——五代战乱摧毁北方经济，宋初和平滋养南方发展，一破一立，终成此局。然南强北弱亦有隐忧：北方若长期依赖南方补贴，恐难支撑边防；南方若过度侧重通商，恐忽视农业根基。赵烈亲历五代，见此变迁，叹曰：‘乱世北衰，治世南兴，经济之变，实为时代之镜。’”
批注写完，赵烈将手稿与沈月娘送的云纹锦、李修远给的贸易记录放在一起。窗外的灯笼渐渐稀疏，苏州的夜已深，却仍有零星的丝竹之声传来，那是和平年代特有的安宁。他想起白天在圩田见到的老农、作坊里的女工、市舶司的官员，突然觉得，经济南移不仅是数字的变化，更是百姓生活的改善，是五代战乱后，大宋给百姓最好的礼物。
赵仲走进驿馆，手里拿着刚收到的汴梁书信：“祖父，寇准大人来信了！他说朝廷打算在苏州设立‘江南转运司’，专门管理南方的赋税和通商，还说要让您帮忙制定《江南通商章程》，您看……”
赵烈接过书信，笑着点头：“好！老夫虽然老了，却还能为南方的经济做些事。告诉寇准大人，老夫会把五代南方通商的教训和宋初的经验都写进去，让南方的经济能长久发展，也让北方能靠南方的支持，慢慢恢复元气，将来总有一天，南北能重新平衡，大宋能真正强大起来。”
此时的苏州码头，苏二郎的“苏家锦舫”正缓缓驶离港口，朝着泉州的方向而去；圩田的老农们已经回家，却在灯下盘算着明年要多种几亩占城稻；丝绸作坊的沈月娘还在整理订单，准备明天就派人去蜀地采购丝线——一场围绕“经济南移”的繁荣，已在江南的土地上悄然展开，它不仅弥补了五代北方经济的断层，更让大宋的治世，多了一份坚实的经济根基，多了一份对未来的信心。而这一切的开端，都始于五代战乱带来的人口南迁，始于宋初和平带来的通商便利，始于无数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