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春，汴梁中书门下的议事厅内，晨光透过雕花窗棂，落在案上堆叠的公文上。厅内气氛却有些凝重——十几位身着绯色、紫色官袍的大臣围坐在一起，目光都集中在案中央的《中枢官制改革方案》上，纸上“二府三司”四个大字，墨迹未干，却像一块巨石，压得众人呼吸都有些沉重。
年过六旬的赵烈，穿着一身素色便袍，坐在角落的客座上，手里捧着一卷《五代中枢记》手稿。他本已归隐洛阳，却因赵匡胤“需借五代旧臣之鉴”的邀请，再次来到汴梁。此时他的目光，正落在户部尚书张昭身上——这位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的老臣，正皱着眉头，手指反复摩挲着方案上“三司掌财”的字样，显然对改革心存疑虑。
“陛下，臣有异议！”张昭终于起身，声音带着一丝激动，“自晚唐以来，财权皆归户部，如今要将盐铁、度支、户部拆分，设‘三司使’总领财权，岂不是打乱了旧制？五代时财权分散导致的苛捐杂税，臣还历历在目，若再拆分，恐生新乱！”
赵匡胤坐在主位上，手指轻轻敲击着桌案，目光扫过众人：“张尚书所言，正是朕要改革的缘由。五代乱局，为何频繁出现‘权臣擅政’？皆因相权过盛，军、政、财三权集于一身。后唐郭崇韬掌枢密院兼领三司，后晋桑维翰任宰相兼管财赋，一旦权力失衡，便生叛乱。朕设‘二府三司’，正是要‘分而治之’，让中书门下掌行政、枢密院掌军事、三司掌财政，互不统属，皆对朕负责，方能避免五代之祸。”
站在赵匡胤身旁的宰相赵普，适时上前一步，展开《中枢官制改革方案》，指着其中的条文：“诸位请看，中书门下主‘行政’，管官吏任免、民政教化，由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统领；枢密院主‘军事’，管军队调遣、武官选任，由枢密使统领；三司主‘财政’，盐铁司管工商、度支司管预算、户部司管赋税，三司使总领，号称‘计相’。三权分立，相互制衡，既不会出现权臣专权，也能各司其职，提高效率。”
赵烈抬眼望去，只见枢密使李崇矩微微点头——他是赵匡胤的旧部，曾参与陈桥兵变，深知五代武将专权的危害，对枢密院掌军权的改革自然支持。而几位来自后周的旧臣，如礼部侍郎窦仪，则面露犹豫，显然还在权衡改革的利弊。
“赵相公所言虽有理，可三司分财，会不会导致‘政出多门’？”窦仪起身问道，“当年后周世宗陛下（柴荣）也曾整顿财权，将盐铁、度支归入户部，如今又拆分，恐让地方官吏无所适从。”
这话一出，厅内顿时议论纷纷。赵烈放下手稿，缓缓起身：“窦侍郎，老夫倒想说说五代的旧事。后晋天福三年（940年），三司使王玫兼领盐铁、度支，却利用职权私吞盐税二十万贯，导致百姓淡食；后汉乾佑元年（948年），户部尚书李业掌财权，为讨好刘承佑，横征暴敛，逼反了郭威。这些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吗？”
他走到案前，指着《五代中枢记》上的记载：“世宗陛下虽合并财权，却也设‘转运使’监督地方财政，正是怕财权独大。如今陛下设三司，不仅拆分财权，还规定三司使需每月向中书门下、枢密院通报收支，三方监督，比后周的制度更完善，何来‘政出多门’之忧？”
窦仪闻言，脸色微变——他曾在后周担任户部郎中，深知当年财权集中的隐患，只是碍于“旧制”，才提出异议。赵烈的话，正好点中了要害，让他无从反驳。
赵匡胤见状，语气缓和了些：“窦侍郎的顾虑，朕明白。改革旧制，难免有不适，可若因循守旧，只会重蹈五代覆辙。朕已命人制定《三司工作章程》，明确盐铁、度支、户部的职责，地方赋税需先报三司审核，再由中书门下备案，枢密院不得干预财权，如此权责分明，定能避免混乱。”
当天午后，赵烈随赵普来到枢密院的办公地点。这里原是后梁的“崇政院”，后唐改为“枢密院”，却因五代战乱，常年荒废，如今经过修缮，已焕然一新——院内摆着数十张案几，文书吏正忙着整理军籍、调令，墙上挂着《大宋疆域图》，上面用红笔标注着各地驻军的数量。
“赵将军请看，这是新制定的‘调兵权与统兵权分离’制度。”赵普指着案上的《枢密院调兵流程》，“枢密院掌‘调兵权’，可下达调令，却不能直接统领军队；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掌‘统兵权’，可统领军队，却无调兵之权。如此一来，就不会出现五代时‘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情况。”
赵烈拿起流程表，只见上面详细记录着调兵步骤：枢密院拟调令→皇帝盖章→三衙执行→地方节度使配合，每一步都有专人负责，还需留档备查。“这制度，比后唐的‘枢密院专权’、后汉的‘将领自主调兵’，确实严谨多了。”他想起后唐同光年间，李存勖宠信的伶人景进，仅凭枢密院的一纸假调令，就调动了邺都的军队，最终引发兵变，“只是这般流程，会不会耽误战事？”
赵普笑着摇头：“陛下早已考虑到了。若遇紧急军情，枢密院可先签发‘临时调令’，事后三日内向皇帝补报。但‘临时调令’需枢密使、副使共同签字，缺一不可，避免单人专权。”他指着墙上的《紧急调兵案例》，“上月北汉派兵袭扰晋州，枢密院半日之内就签发了临时调令，三衙军队及时驰援，并未耽误战事。”
两人正说着，枢密使李崇矩领着一位年轻的枢密判官走来。那判官捧着一卷《军籍册》，脸上满是兴奋：“相公、赵将军，这是新整理的全国军籍！按‘禁军’‘厢军’分类，禁军归三衙统领，厢军归地方节度使，每支军队的人数、装备、驻地都记录得清清楚楚，再也不会像五代时那样，将领私藏士兵、虚报军额了！”
赵烈翻开《军籍册》，只见上面不仅有士兵的姓名、籍贯，还有入伍时间、战功记录，甚至连士兵的铠甲、武器编号都一一标注。“五代时，我在河东军当兵，军籍都是将领手写的，丢了、改了都没人知道，好多士兵战死了，名字还在军籍上，将领却拿着空额领俸禄。”他感慨道，“如今这军纪，比当年严谨十倍，陛下是真的想彻底改变五代的乱象。”
离开枢密院，赵烈又随赵普来到三司的办公地点。这里原是后周的“司农寺”，如今被改造成盐铁、度支、户部三司的驻地，每司各占一个院落，院门上挂着醒目的牌子，往来的官吏抱着账簿、文书，脚步匆匆，却井然有序。
三司使薛居正正在盐铁司的院落里，与官吏们核对盐税账目。见到赵普与赵烈，他赶紧迎上来：“赵相公、赵将军，快来看看！这是今年正月的盐税收支，比去年同期多了五千贯，而且没有一笔‘无名杂税’，都是按朝廷规定征收的！”
赵烈接过账目，只见上面清晰地记录着盐的产量、运输成本、税收金额，甚至连盐商的姓名、运输路线都有标注。“五代时，我在幽州见过契丹的盐税征收——官吏随意加税，盐商苦不堪言，好多人都被逼得弃商逃亡。”他指着账目上的“定额税制”，“如今按定额征收，商民两便，难怪盐税会增加。”
薛居正叹了口气：“是啊！后晋时，三司使王玫为了讨好契丹，把盐税提高了三倍，还设了‘盐引钱’‘运输钱’等杂税，百姓只能吃‘淡食’，盐商纷纷倒闭。如今陛下规定‘三司征税，需明列科目，不得私加’，百姓和商人都愿意配合，财政自然会好起来。”
赵烈注意到，度支司的院落里，几个官吏正在用算盘计算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上摆着各地上报的收成、赋税预估表。“度支司掌预算，会不会像五代时那样，为了讨好皇帝，随意增加开支？”他问道。
“不会！”薛居正坚定地说，“陛下规定，度支司的预算需‘量入为出’，先核算全年的财政收入，再制定开支计划，还要报中书门下审核，枢密院的军费开支、中书门下的行政开支，都不能超过预算，超支需皇帝特批。去年冬天，枢密院想加拨军费修缮铠甲，度支司核算后发现超支，最终还是陛下从内库拨款，才没打破预算制度。”
赵烈闻言，忍不住在心里感叹——赵匡胤的中枢改革，看似是“分权”，实则是“立规矩”，用制度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避免五代时“权力无界”的混乱。他想起后唐李存勖时，伶人可以随意任命官员，后汉刘承佑时，宰相可以随意更改税法，那些没有规矩的时代，最终都走向了灭亡。
当晚，赵匡胤在皇宫的“长春殿”设宴，宴请参与中枢改革的大臣。席间，赵匡胤举起酒杯，对众人说：“今日请诸位来，是想告诉大家，中枢改革推行半年，成效初显——地方叛乱减少，财政收入增加，军队纪律严明，这都是诸位的功劳！但改革尚未完成，还需诸位继续努力，让大宋彻底摆脱五代的阴影！”
大臣们纷纷举杯，气氛热烈。赵烈坐在角落，看着眼前的景象，想起五代时的宫廷宴会——后梁朱温的宴会上，大臣们心惊胆战，生怕说错话被杀；后唐李存勖的宴会上，伶人嬉笑打闹，官员们却敢怒不敢言；而如今的宴会，君臣平等，讨论的是治国安邦之策，再也没有五代的压抑与恐惧。
宴会过半，张昭端着酒杯，走到赵烈面前，语气带着歉意：“赵将军，白天在中书门下，老夫对改革有异议，是老夫固执了。如今看来，陛下的改革确实能改变五代的乱象，老夫服了。”
赵烈起身回礼，笑着说：“张尚书也是为了大宋好，何错之有？五代乱了五十三年，大家都习惯了旧制，改革难免有顾虑。只是咱们这些亲历过乱世的人，更该明白，没有规矩，就没有安稳，陛下的改革，是在为大宋立‘长治久安’的规矩啊。”
张昭点点头，眼眶有些发红：“是啊！老夫在后唐、后晋、后汉、后周都做过官，见惯了战乱、叛乱、苛政，如今能看到大宋有这样的气象，就算让老夫退休，也心甘情愿。”
离开皇宫时，夜色已深。汴梁的街道上，巡逻的士兵步伐整齐，商铺的灯笼还亮着，偶尔能听到酒肆里传来的笑声——这是五代时从未有过的和平景象。赵烈骑着马，手里握着赵匡胤赠送的“治世之宝”玉佩，心里满是感慨。
回到洛阳后，赵烈将此次汴梁之行的见闻，详细记录在《五代秘史·宋初篇》中，写下一段长长的批注：“宋太祖乾德元年，立二府三司之制：中书门下掌行政，枢密院掌军事，三司掌财政，三权分立，相互制衡。此举非仅为巩固皇权，实为终结五代乱局之关键——五代之祸，源于权力无界，相权侵军权、财权，将领专兵，官吏贪腐；宋初之制，以制度定权责，以制衡防专权，虽有‘冗官’之隐患，却终结了‘兵强则叛、权盛则乱’的循环。匡胤亲历五代，知乱世之弊，故能以制度为刃，斩断乱源；赵普、薛居正之流，辅以务实之才，使改革落地。此乃宋初稳定之根基，亦为中华官制史上之重要变革——乱世以力服人，治世以制管人，大宋之兴，始于此制。”
批注写完，赵烈将《五代秘史》手稿与《中枢官制改革方案》抄本放在一起。他想起白天在三司见到的预算表、枢密院的军籍册，突然意识到，这场改革虽能终结乱世，却也埋下了“效率低下”的伏笔——三权分立导致公文流转繁琐，部门之间相互推诿，将来可能会出现“冗官”“冗费”的问题。但他也明白，在五代乱局刚结束的当下，“稳定”比“效率”更重要，赵匡胤的选择，是权衡利弊后的最优解。
次日，赵烈收到汴梁送来的书信，是赵普写的——信中说，中枢改革已在全国推行，地方设立“转运使”监督财政，“通判”监督行政，与中枢的二府三司相呼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权力制衡体系。信的最后，赵普邀请赵烈明年再去汴梁，见证改革的进一步成效。
赵烈握着书信，望向北方——那里是燕云十六州，是五代的耻辱，也是大宋未来的目标。他知道，有了二府三司制的支撑，大宋才有底气去收复失地，去完成柴荣未竟的统一大业。而他记录的这些改革往事，不仅是对五代乱局的总结，更是对大宋治世的期盼。
此时的汴梁，中书门下的官吏们正在审核地方上报的行政公文，枢密院的将领们正在制定北伐的初步计划，三司的官员们正在核算明年的军费预算——一场围绕“制度”的变革，已在悄然间改变了大宋的命运，也为五代十国那段动荡的历史，画上了一道坚实的句号。而赵烈知道，这只是开始，大宋要走的路，还有很长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