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国的建立，如同一面骤然竖起的旗帜，不仅宣告了江南之地脱离南宋腐朽朝廷的掌控，更代表了汉地抵抗力量的新生与整合。
这无疑狠狠挫伤了意图一统天下的蒙古的锐气。
铁木真勃然大怒，调集重兵，对新生的大夏政权发动了更加猛烈的进攻，意图将这个襁褓中的政权扼杀。
然而，此时的“夏”国，已非昔日孤城临安。
在杨康的统帅下，三十万“夏武军”依托经营数年的坚固城防和水利工事，进行了一场场惨烈而卓有成效的防御战。
军队经过四年战火洗礼和系统训练，士气高昂，战术灵活，不再是过去一触即溃的宋军。
杨康本人更是身先士卒，指挥若定，将古墓派的机变与战场谋略结合，屡次挫败蒙古人的攻势。
李莫愁坐镇后方，与户部尚书沈玉清紧密配合，保障了前线物资的源源不断。
新建立的行政体系高效运转，使得境内秩序井然，民心稳定，为前线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苏玉洁领导的医官体系则在战时发挥了巨大作用，极大地降低了伤亡率，稳固了军心民心。
蒙古大军虽骁勇，但在“夏”国军民的同心协力下，接连遭受重创，损兵折将，却始终无法突破长江防线，反而因为后勤线拉长、水土不服等原因，自身损耗巨大。
在经历了几次关键战役的失败后，蒙古方面意识到短期内无法吞下这块硬骨头，加之内部可能存在的权力交接或其它战线牵制，不得不暂时收敛锋芒，下令退兵，与“夏”国形成了沿长江对峙的暂时平衡局面。
战事暂歇，硝烟散去，但李莫愁和杨康深知，这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蒙古元气未伤，迟早会卷土重来。这段宝贵的喘息时间，必须争分夺秒地用于巩固内部，增强国力。
李莫愁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内政治理上。
她下令大幅度减免农民税赋，鼓励开垦荒地，兴修水利。
由沈玉清统筹，将战时部分官营工坊转为农具制造，推广先进耕作技术，使得饱经战乱的江南农业得以迅速恢复。
她还亲自主持官员考核，罢黜昏庸贪腐之辈，大力提拔在抗蒙和治理中表现出色的干才。
吏部尚书严格执行新的选官制度，使得夏国官场风气为之一新。
鼓励工商业发展，疏通运河，保障商路安全她也在全力推行。
沈玉清利用其原有的商业网络，大力发展与海外、乃至通过秘密渠道与北方地区的贸易，为国家积累财富。
李莫愁还命刑部尚书主持编纂《夏律》，废除前宋繁冗苛法，制定简明公正的新律，使国家运行有法可依。
杨康则全力推进军事改革。
他利用和平时期，对三十万军队进行轮训，进一步强化纪律和战术配合。
招募新兵，补充缺额，始终保持军队的战斗力。
工部尚书徐方得到大力支持，广泛招募工匠，不断改进和研发新的守城器械、铠甲兵刃，甚至开始尝试小规模的火器应用。
长江防线被加固得如同铜墙铁壁。
在李莫愁的启示下他还设立“讲武堂”，由杨康和军中宿将亲自授课，培养忠于夏国、具有现代军事思想的青年军官，为军队的长期发展储备人才。
沈玉清战后经济重建的核心。精确核算人口田亩，建立完善的税收体系，管理国家仓廪，同时继续拓展贸易，为国库注入活力。
苏玉洁战后的重点转向全民医疗保健和瘟疫防治。
建立更多的官立医馆，培训更多的医者，推广卫生知识，夏国百姓的健康水平得到显着提升，人口逐渐恢复增长。
其他各部中工部忙于修复战争创伤，兴修水利道路；礼部开始制定朝仪，规范文化教育，凝聚国家认同；刑部则四处巡察，确保新律落实，地方安宁。
短短数年的休养生息，在“二圣”及整个班底的高效治理下，大夏国境内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战争创伤被迅速抚平，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军事实力稳步增强，民心归附，国力日盛。
然而，无论是临安皇宫中深夜仍亮着烛火的文圣书房，还是长江沿岸日夜巡逻的夏武军将士，都清楚地知道，和平是暂时的。
北方的巨狼正在舔舐伤口，积蓄力量。
下一次风暴来临之时，将决定华夏命运的最终走向。
大夏国，在这难得的和平间隙里，正抓紧每一刻，将自己锤炼得更加坚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