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陆法和
梁朝年间，江陵百里洲的芦苇荡深处，住着个怪人。这人穿粗布僧衣，吃素食淡饭，住的草庐连门帘都没有，却自号“居士”，从不踏进城郭半步。他便是陆法和，脸上总没什么表情，一双眼睛却像能看透人心，百里洲的人都说他是“活神仙”，可谁也摸不透他的底细。
那时侯景刚投降梁朝，满朝文武都觉得是天大的好事，唯有陆法和找到南郡的朱元英，平静地说：“檀越（对施主的尊称），贫道该和你一起去打侯景，为国家出点力。”朱元英愣住了，忙问：“侯景刚归降，为何要打他？”陆法和只淡淡一句：“该如此，便如此。”朱元英摸不着头脑，只当他随口说说，没放在心上。
没几年，侯景果然反了，率领叛军渡过长江，直逼江陵。朱元英慌了神，连夜划船去清溪山找陆法和，气喘吁吁地问：“侯景都要打过来了，这可怎么办？”陆法和正坐在草庐前晒草药，闻言抬了抬眼，慢悠悠道：“庄稼要等熟了才好收割，侯景也一样，等他‘熟’了，不用咱们动手，自会败落。檀越等着就是，急什么？”朱元英追问能不能打赢，陆法和却答：“能赢，也不能赢。”这话听得朱元英更糊涂了，可看着陆法和笃定的样子，又莫名放了些心。
没过多久，侯景派大将任约带五万兵马，去攻湘东王萧绎的江陵。叛军一路势如破竹，眼看就要兵临城下，湘东王急得团团转。这时，陆法和突然带着一群人找上门来——八百个穿着粗布短打的蛮人弟子，个个腰挎弯刀，眼神锐利。陆法和对湘东王说：“贫道有兵马，愿去征讨任约。”
湘东王又惊又喜，忙派胡僧佑带一千多士兵，跟着陆法和一起出发。船队在江津码头集结时，陆法和登上主舰，忽然大笑起来，指着江面对众人说：“你们看，这江里藏着无量兵马，哪用怕任约那点人？”士兵们往江里看，只看见滚滚江水，什么都没有，可听陆法和说得真切，心里竟也多了几分底气。
开战那天，任约的船队黑压压一片，从上游冲下来。陆法和却不慌不忙，让弟子们在船头摆上香炉，自己盘腿坐下诵经。奇怪的是，原本顺风顺水的叛军船队，突然被一股逆流顶得寸步难行；而陆法和的船，却像有股力量推着，飞快地冲了过去。蛮人弟子们趁机跳上敌船，弯刀挥舞，叛军没一会儿就乱了阵脚。任约想坐船逃跑，刚划出去没多远，船桨突然断了，他“扑通”一声掉进江里，被士兵们生擒活捉。
消息传回江陵，湘东王又惊又敬，后来他登基成了梁元帝，想封陆法和为三公（朝廷最高官职）。有人不解，问元帝：“陆法和总说自己是求道之人，怎么能让他当三公呢？”元帝身边的大臣徐褒说：“他以道术自居，说不定早知道自己会有这一天。”元帝点点头：“陆法和立了这么大的功，该受这个封。”于是派人去请陆法和入朝，封他为司徒。
可陆法和当了司徒没多久，就开始大规模聚集兵舰，看样子是想偷袭襄阳，再从武关打进北方。元帝得知后，连忙派人去阻止他。陆法和见了使者，把所有兵马都交了出去，平静地说：“贫道是求道的人，连梵天王的位置都不稀罕，怎么会觊觎君主的位子？只是和陛下有香火因缘，该来帮他解围罢了。如今陛下怀疑我，这也是定数，改不了了。”
之后，陆法和在府里设了供养仪式，做了许多大垍薄饼（一种粗陶碗装的薄饼），分给身边的人吃。没过多久，西魏的军队就打了过来，直逼江陵。陆法和想带兵去救援，元帝却派人拦住他，说：“江陵自己能破贼，你在郢州镇守就好，不用过来。”陆法和只好回到郢州，让人把城门刷成白色，自己穿上粗白布衫，用彩色布条斜系在身上，再用大绳勒住腰，坐在苇席上，一整天都没动。
后来，江陵城破，梁元帝被杀，梁朝灭亡的消息传来，陆法和又穿上之前那套“凶服”，接受梁人的吊唁。那些逃到西魏的梁朝人，后来在某地竟真的见到了陆法和之前做的垍薄饼——原来他早知道梁朝会亡，提前做了这些饼，像是在为王朝的覆灭送别。
再后来，有人说陆法和带着弟子去了百里洲的芦苇荡，再也没人见过他；也有人说，他成了仙，飞到天上去了。但无论他去了哪里，人们都记得：那个穿粗布僧衣的居士，能预知祸福，却不贪慕权势；能立下大功，却甘守平淡。他的故事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世间的浮躁与贪婪——真正有本事的人，从不需要用职位或权势证明自己；真正通透的人，早就明白“因缘自有定数，功过不必强求”的道理。
而那八百个蛮人弟子、一船破敌的江水、一碗送行的薄饼，也都成了梁朝旧事里最特别的注脚：比起争权夺利的喧嚣，坚守本心的平静，才是最难得的“道”；比起惊天动地的功业，懂得“知止不殆”的智慧，才是最珍贵的“能”。
2、王梵志
隋文帝年间，卫州黎阳县东十五里处，住着个叫王德祖的农户。他家院子里有棵老林檎树（类似沙果的果树），枝繁叶茂了几十年，每年都结满酸甜的果子，是王家夏天纳凉、秋天收果的好去处。可不知从哪一年起，树干上慢慢长出个瘿瘤，起初只有拳头大，三年过去，竟长得像斗一样圆滚滚，表皮干裂，看着像是要朽烂了。
这年秋天，王德祖看着那瘿瘤，心里总觉得不踏实——怕它烂透了伤着树干，便找了把锋利的斧头，想把瘿瘤砍下来。斧头刚碰到树皮，就听见“咔嚓”一声轻响，瘿瘤竟自己裂开了道缝。王德祖探头一看，吓得差点把斧头扔在地上：裂缝里裹着个小小的婴儿，闭着眼睛，像裹在胎衣里似的，气息却很平稳，小手还偶尔轻轻动一下。
王德祖又惊又奇，连忙把婴儿抱出来，用自己的粗布褂子裹好。他和妻子成婚多年没孩子，看着这从天而降的孩儿，只当是上天赐的缘分，当即决定收养他。夫妻俩小心翼翼地照顾着，喂奶、换尿布，比待亲生的还上心。婴儿也争气，不吵不闹，长得白白胖胖，只是一直不会说话，王德祖夫妇虽有些着急，却也没多在意——只当是孩子开口晚。
直到孩子七岁那年的一天，他突然坐在院子里的林檎树下，抬头看着王德祖，清晰地开口问道：“是谁把我养大的？我又该叫什么名字呢？”
王德祖又惊又喜，蹲下身，把当年从林檎树瘿瘤里发现他的事一五一十说了。孩子听完，眨了眨眼睛，认真地说：“我从林木里来，又蒙您收养，不如就叫‘林木梵天’吧？后来觉得这名字太长，又改成‘梵志’。您姓王，我便跟着您姓王，叫王梵志，好不好？”
王德祖连忙点头：“好！好！就叫王梵志！”
自那以后，王梵志像是开了窍，不仅说话流利，还喜欢拿着树枝在地上写字。没过多久，他竟能自己作诗了。他写的诗不像文人墨客那样讲究辞藻，全是大白话，却句句透着实在道理——有的劝人要孝顺，有的说别贪心，有的讲待人要和气，左邻右舍听了，都觉得说到了心坎里。
有一回，村里有户人家因为分家产吵得不可开交，儿子骂老子偏心，老子哭着说养儿不孝。王梵志路过，随口念了首诗：“兄弟须和顺，叔侄莫轻欺。财物同箱柜，房中莫畜私。”那户人家听了，顿时红了脸，吵吵闹闹的声音也停了，后来还主动和好了。
慢慢地，王梵志会作诗的事传遍了黎阳县，连县里的官员都派人来请他写诗。他还是那样，穿着粗布衣裳，住着王德祖的老房子，写的诗依旧简单直白，却总能点醒世人。有人问他：“你从树里来，是不是有什么神仙本事？”王梵志笑着摇头：“我就是个普通人，不过是见得多了，想说几句实在话，让大家日子过得顺心些。”
后来王德祖夫妇老了，王梵志悉心照料，直到他们安详离世。再后来，他离开了黎阳县，有人说他去了长安，有人说他去了江南，走到哪里，就把通俗易懂的诗写到哪里，劝人向善，教人明理。
人们渐渐忘了他是从树瘿里来的“奇孩儿”，却记住了王梵志这个名字，记住了他那些像家常话一样的诗。其实，王梵志的特别，从来不是“从树里来”的出身，而是他不管经历了什么，始终保持着一颗通透、善良的心——他用最简单的话，讲最实在的理，就像那棵孕育他的老林檎树，不张扬，却总能结出酸甜解渴的果子，滋养着身边的人。
这世间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什么“神仙来历”，而是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能守住本心，用自己的力量温暖他人、照亮人心。王梵志做到了，他的诗，他的故事，也像一粒种子，在时光里生根发芽，提醒着后人：善良不分出身，真诚自有力量。
3、王守一
唐贞观初年的洛阳城，朱雀大街上总能见到个特别的身影——一个穿粗布短打的布衣汉子，背着个比人还高的大陶壶，壶口用青布塞着，走几步就吆喝一声：“卖药喽——能治旁人治不了的病！”这人自称终南山人王守一，他的药却古怪得很：有人哭着求他买药，他摇头不给，没过多久那人就病死了；也有没病的人想讨个“保健药”，他却硬塞过去，十几天后，那没病的人准会染上重病。洛阳人都说他的药“认人”，也都暗暗敬着他，没人敢随便招惹。
城里的柳家是出了名的富户，家主柳信一辈子攒下千金家业，却只有一个独子，宝贝得不行。这年柳家公子刚满二十，眉头上突然冒出个肉疙瘩，起初只有黄豆大，没几天就长到了核桃大小，摸上去软乎乎的，不疼不痒，可就是消不下去。柳信请遍了洛阳城里的名医，有的说要开刀割掉，有的说是什么“气血郁结”，开了方子喝了几十副药，那肉疙瘩不仅没小，反而隐隐透着点青色，柳家公子连带着也没了精神，整日愁眉不展。
有天，柳府的老管家从街上回来，喘着气对柳信说：“老爷，街上有个叫王守一的卖药人，听说能治怪病，不如请他来试试？”柳信本不抱希望，可看着儿子日渐憔悴的样子，还是咬咬牙：“备车，我亲自去请！”
找到王守一时，他正坐在街角的老槐树下，靠着大陶壶打盹。柳信恭恭敬敬地作了个揖，把儿子的病情一五一十说了，还再三恳求：“先生若是能治好犬子，柳家愿以百金相谢！”王守一睁开眼，上下打量了柳信一番，慢悠悠起身：“走吧，去看看你儿子。”
到了柳府，王守一没急着看公子的病，先让下人摆上香炉，点了三炷香，又端来酒肉，对着空气拜了拜，像是在祭祀什么。柳家父子看得一头雾水，却不敢多问。等祭祝完，王守一才走到柳家公子面前，盯着他眉头上的肉疙瘩看了片刻，伸手从背后的大陶壶里摸出个褐色药丸——药丸只有指甲盖大，却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他把药丸放进嘴里嚼烂，伸手敷在肉疙瘩上，又让下人再备些酒肉，自己坐在桌边喝起了酒。
不过半盏茶的功夫，柳家公子突然“哎哟”叫了一声，眉头上的肉疙瘩竟“噗”地破了个小口。众人还没反应过来，一条小蛇从破口里钻了出来，落在地上——那蛇只有五寸长，身上的鳞片却五颜六色，红的像火、绿的像玉、金的像光，在阳光下看得人眼睛发花。小蛇落地后没停，竟还在慢慢变长，不过片刻就长到了一丈多，盘在地上像根彩色的柱子，吐着信子，却没伤人。
王守一这时已经喝完了壶里的酒，站起身对着大蛇大喝一声：“走！”那大蛇像是听懂了，突然腾起身子，周围的空气瞬间变得昏暗，云雾从蛇身下冒出来，裹住了大蛇和王守一。柳家父子和下人看得目瞪口呆，等云雾散了，院子里只剩下地上的几片彩色鳞片，王守一和大蛇早已没了踪影，柳家公子眉头上的肉疙瘩也消失得干干净净，连个疤痕都没留下。
后来，柳家公子恢复了精神，柳信也到处打听王守一的下落，却再也没人见过那个背着大陶壶的布衣汉子。有人说他是终南山的仙人，专门来洛阳救苦救难；也有人说那大蛇是他养的“灵物”，专门用来吸走人的病根。
不管王守一是什么身份，洛阳人都记得：那个古怪的卖药人，虽行事奇特，却有一颗救苦救难的心。他的故事也悄悄提醒着人们：真正的“本事”从不是用来炫耀的，而是在别人需要时伸出援手；真正的“奇人”也从不需要华丽的外表，粗布衣衫下，藏着的可能是最珍贵的善意。就像王守一的大陶壶，看着普通，里面装的却是能解人病痛的良药——有时候，最不显眼的人和事里，往往藏着最动人的温暖。
4、李子牟
唐朝时候，蔡王府里有个七公子，名叫李子牟。这人生得眉目清朗，穿件月白长衫往那一站，自带股爽利秀雅的气度；更难得的是才调高绝，尤其擅长吹笛——他指尖按在笛孔上，一管玉笛能吹出春燕拂柳，也能奏出秋江映月，听过的人都说，天下再找不出第二个能比他吹得好的。
那年孟春望夕，李子牟客游荆门，正巧赶上江陵的老习俗。江陵这地方，每到正月十五晚上，沿江两岸要挂满“影灯”：细竹做骨，糊上彩纸，有的画着嫦娥奔月，有的描着渔舟唱晚，一到傍晚点亮，整条江像落了满岸的星星。士女们穿着罗裙锦衫，手挽着手沿江逛；杂耍的敲着铜锣翻筋斗，舞狮的踩着鼓点晃脑袋，说书的拍着醒木讲古事，人声、笑声、锣鼓声裹在江风里，热热闹闹能传到半里外去。
李子牟和几个朋友站在江边的酒楼里，看着楼下的喧腾，其中一个朋友笑着拍他肩膀：“子牟，你总说你吹笛最妙，今儿这么多人，你要是能让这满街喧哗停了，我们就请你喝最烈的烧春酒！”
李子牟挑了挑眉，从腰间解下一支玉笛——那笛身莹润得像浸了水的暖玉，上面刻着细密的云纹，是先帝亲自赐给他的。他指尖摩挲着笛身，轻笑一声：“这有何难？你们看着便是。”
说着，他走上酒楼的轩窗，推开雕花木窗。江风裹着灯影吹过来，拂动他的长衫。他把玉笛凑到唇边，手指轻轻一按，第一声笛音就飘了出去——那声音清得像刚融的雪水，顺着江风绕着楼转了圈，又慢悠悠漫到街上。
原本敲锣的杂耍艺人手一顿，锣声戛然而止；舞狮的汉子脚一停，狮子头耷拉下来；连哭闹着要糖的小孩都忘了哭，仰着头往楼上看。沿江的人全静了，密密麻麻的人影站在灯影里，只有那笛音在空气里飘——时而像春鸟在枝头跳，时而像江水在石上淌，听得人心里软软的，连呼吸都放轻了。
直到笛音落了好一会儿，才有个穿红袄的小姑娘怯生生地问：“娘，刚才那是什么声音呀？好好听。”人声、锣鼓声这才慢慢又响起来，却比刚才轻了些，像是怕扰了刚才那阵清韵。
李子牟放下玉笛，心里免不了有些得意——毕竟能让万众寂然，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可没等他和朋友说话，楼下忽然传来一阵吟诗声：“月照江楼笛韵清，万人凝听忘归程。”那声音不高，却透着股苍劲，像老松在风里说话。
众人顺着声音看过去，只见一只小渔船飘在江边，船上站着个白发老人。老人穿件洗得发白的粗布袍，腰间系着根麻绳，手里拄着根竹杖，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刻出来的，可眼神亮得像有光，模样古古怪怪的，却透着股说不出的清雅。
李子牟见老人能吟出笛音里的意境，忙拱手行礼：“老丈谬赞了。”
老人笑了笑，撑着竹篙把船靠了岸，慢悠悠走上酒楼。他目光扫过李子牟手里的玉笛，开口道：“刚才吹笛的，想必是蔡王殿下吧？笛音的格调极高，可惜了——你这笛子，寻常得很啊。”
李子牟愣了一下，下意识地把玉笛攥紧了些：“老丈说笑了。这笛子是先帝亲赐的，笛身是西域来的暖玉，摸着手感温润，吹起来音色也透亮。我这辈子见过的笛子，没有比它更珍贵的了。”
老人没反驳，只是指了指酒楼墙角——那里放着几支普通的竹笛，是供客人闲时消遣用的，有的笛身裂了缝，有的还沾着点酒渍。他拿起一支最旧的，吹口处都磨得发亮了，转身对李子牟说：“殿下信不信，我用这支破竹笛，也能吹出动人的音？”
李子牟还没说话，老人已经把竹笛凑到唇边。手指一动，笛音就飞了出来——那声音没有玉笛的温润，却多了几分山野的灵动，像清泉在石缝里跳，像野鸟在林间叫，听得人眼前仿佛出现了青山绿水，比刚才的笛音更添了几分活气。满座的人都看呆了，连刚才喧闹的朋友，都忘了要请的烧春酒。
老人放下竹笛，看着李子牟，语气平和却有力：“殿下你看，这支破竹笛，吹出来的音也能让人静听。真正妙的，从来不是笛子，是吹笛的人啊。你恃着先帝的玉笛，倒忘了——是你的手指懂怎么按孔，你的心意懂怎么传情，才让笛音有了魂。要是换个不会吹的人，就算拿着金笛银笛，也吹不出刚才的韵致。”
李子牟的脸一下子红了，连忙站起身，对着老人深深作揖：“老丈说得是，我错了。一直把玉笛当至宝，却忘了真正的至宝，是自己手里的功夫。”
老人点点头，眼里露出笑意：“知错就好。才华是好事，可别让外物遮了眼。”说完，他拿起竹杖，转身下了楼，撑着小渔船飘进灯影里。江风一吹，船和人就渐渐模糊了，没一会儿就融进了满岸的灯火中，再也找不见了。
从那以后，李子牟再也不总把先帝赐的玉笛带在身上了。有时他会在江边找个石头坐下，捡起路边的细竹，自己削一支简单的笛子，吹给过路人听。他的笛音里少了几分傲气，多了几分平和，路过的农夫、洗衣的妇人，都愿意停下来听一会儿。
有人问他：“七公子，您怎么不用那支先帝的玉笛了？”
李子牟笑着摇头：“玉笛虽好，可竹笛也能传情。只要心里有韵，什么笛子都能吹好。”后来，他还收了几个穷苦孩子做徒弟——有的孩子连笛子都买不起，他就教他们用芦苇杆做笛。他从不看徒弟有没有好乐器，只看他们有没有真心爱音乐，有没有耐心琢磨指法。
渐渐的，人们忘了他是蔡王的儿子，忘了他有支先帝赐的玉笛，只记得荆门有个叫李子牟的人，吹笛吹得极好，心也和善。
其实，我们生活里也常有这样的事——总以为珍贵的是外在的物件、身份的光环，却忘了真正能打动人的，是内在的才华与谦逊。就像李子牟的笛音，不是玉笛让它动人，是他对音乐的热爱与琢磨；就像我们做事，不是靠“好工具”“好背景”，而是靠自己的用心与坚持。丢掉对“外物”的执念，专注于打磨自己的“本事”，才是能伴随一生的“至宝”。
5、吕翁
开元十九年的初秋，邯郸道上的风还带着点夏末的暖。路边的邸舍（驿站）里，一个穿素色道袍的老者正坐在竹席上，面前放着个旧布囊，手里慢悠悠地捻着胡须——这人便是吕翁。他刚歇脚没多久，门外就传来一阵马蹄声，紧接着，一个穿短褐、骑青驹的年轻人掀帘进来，把马缰绳往门柱上一拴，也不客气，径直坐在了吕翁对面的席子上。
这年轻人叫卢生，是附近县里的农户。他刚从田里回来，裤脚还沾着泥，坐下后先灌了半瓢凉茶，抹了把汗，瞥见自己身上打补丁的短褐，忍不住叹了口气：“唉，大丈夫活在世上，混到这份上，真是窝囊。”
吕翁抬眼打量他——卢生看着不过三十出头，面色红润，身材也壮实，不像受了苦的样子，便笑着问：“看你身子硬朗，说话也痛快，怎么还叹自己困窘呢？”
卢生放下瓢，眉头皱得更紧：“老人家您不知道，我这就是苟活！什么叫‘适意’？我连边都没摸着。”
“那你觉得，什么样才算适意？”吕翁追问。
“得建功立业，名扬天下！”卢生眼睛亮了些，声音也提高了，“最好能当将军、做宰相，吃饭用列鼎（古代贵族的食器），听曲挑最好的乐师，让家族兴旺，家里钱财用不完——那才叫活得值！我年轻时也读过书、学过本事，总觉得自己早晚能穿红戴紫（指做官），可现在都过了三十，还得天天扛着锄头下地，这不叫困窘叫什么？”
话刚说完，卢生就打了个哈欠，眼睛也开始发沉——毕竟在田里忙活了一上午，实在累得慌。这时，邸舍的主人端着蒸笼从后厨出来，笼里的黄粱（小米）正冒着热气，香味飘得满屋子都是。
吕翁见状，从布囊里摸出个枕头递给卢生：“你要是累了，就枕着这个枕头睡会儿。保管让你如愿以偿，过上你说的‘适意’日子。”
卢生接过枕头，只见枕头上刻着些奇怪的花纹，枕芯像是装了东西，沉甸甸的。他也没多想，靠在墙上就闭上了眼——刚把脑袋挨到枕头上，就觉得一阵困意袭来，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梦里，卢生突然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他睁开眼，发现自己竟不在邸舍里，而是坐在一间宽敞的书房里，桌上摆着笔墨纸砚，窗外还种着几株翠竹。一个穿长衫的管家走进来，躬身道：“公子，该去参加科举了，马车已经备好了。”
“科举？”卢生愣了愣，才反应过来——自己这是要去考功名！他连忙起身，换上早已备好的锦袍，坐上马车往京城赶。没想到，这一考竟中了状元！皇帝见他年轻有为，当场封他为翰林学士，还赐了他一套京城的宅院。
没过几年，边境告急，皇帝要选将领出征。卢生主动请战，凭着自己学过的兵法，竟打了个大胜仗！回来后，皇帝龙颜大悦，封他为镇国将军，赏了他良田千亩、骏马百匹。又过了十几年，老宰相告老还乡，皇帝直接任命卢生为宰相，还封他为赵国公，上朝时能和皇帝并肩走，文武百官都得向他行礼。
这期间，卢生娶了宰相的女儿做妻子，生了五个儿子。大儿子卢罽官至考功员外（负责考核官员的官），二儿子卢俭当了侍御史（负责监察的官），三儿子卢位是太常丞（负责礼仪祭祀的官），最小的儿子卢倚最有才华，二十四岁就做了右补阙（负责向皇帝提建议的官）。几个儿子娶的也都是名门望族的女儿，家里的孙子、孙女加起来有十几个，一家人热热闹闹的，真是应了他当初“族益茂”的心愿。
不过，人一得意，难免会犯错。有一年，卢生因为得罪了宫里的宦官，被人诬陷谋反。皇帝震怒，把他关进了大牢，连家里的良田、宅院都被抄了。卢生在牢里绝望极了，甚至想过自杀——幸好他以前救过的一个小官，现在成了皇帝身边的近臣，拼死为他辩解，才证明了他的清白。
皇帝知道错怪了他，不仅恢复了他的官职和爵位，还赏了他更多的东西，以示补偿。经历过这场风波，卢生收敛了不少，做事也更谨慎了。又过了十几年，他成了朝廷里资历最老的官员，前后两次被贬到岭南，又两次回到京城当宰相，出入宫廷三十多年，风光得无人能比。
到了晚年，卢生开始贪图享乐——家里养了最好的乐师，后院的姬妾个个容貌出众，皇帝赐的良田、豪宅、名马，多得数都数不清。他渐渐觉得身体不行了，便一次次向皇帝请求退休，可皇帝总舍不得他走，还派太医天天来给他看病，送最好的药材。
临终前，卢生躺在床上，让儿子拿来纸笔，写下了一道奏折：“臣本来是山东的一个普通书生，以前就喜欢种种田、浇浇菜。有幸遇到圣明的君主，才得以做官。陛下对臣的恩宠太多了，让臣当将军、做宰相，在朝廷内外任职这么多年，臣实在惭愧……只希望陛下以后能好好治理天下，让百姓都能安居乐业。”
写完奏折，卢生闭上眼睛，只觉得一阵轻飘——再睁开眼时，他还靠在邸舍的墙上，吕翁正坐在对面看着他，邸舍主人蒸的黄粱还在蒸笼里冒着热气，香味和他刚睡着时一模一样。
“我……我刚才是不是做了个梦？”卢生揉了揉眼睛，还有些恍惚——梦里那几十年的荣华富贵、起起落落，还清晰得像刚发生一样。
吕翁笑了笑：“你觉得是梦，那便是梦；你觉得不是，那便不是。不过，你刚才在梦里，不是已经过上你说的‘适意’日子了吗？”
卢生愣了半天，突然明白了什么。他看着自己沾着泥的裤脚，又看了看蒸笼里的黄粱，轻轻摇了摇头：“原来我追求的那些，也不过是一场黄粱梦。就算真的当了宰相、有了万贯家财，最后还不是和现在一样，什么都带不走？”
“也不能说什么都没留下。”吕翁指了指他的胸口，“梦里你最后写奏折，还想着让百姓安居乐业，这份心，不是比那些荣华富贵更实在吗？”
卢生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对着吕翁深深作了个揖：“多谢老人家指点。我以前总觉得，只有当官发财才算活得值，现在才明白——能踏踏实实地过日子，心里装着点别人，比什么都强。”
说完，卢生牵起自己的青驹，脚步轻快地走出了邸舍。他没有再去想当将军、做宰相的事，而是扛着锄头回了田里——只是这一次，他不再觉得种地是“困窘”，反而觉得，看着田里的庄稼一天天长大，比梦里的荣华更让人安心。
吕翁看着卢生的背影，拿起自己的布囊，慢悠悠地走出了邸舍。邯郸道上的风依旧温暖，黄粱的香味还在空气里飘着，像是在提醒路过的人：这世上的荣华富贵，多是过眼云烟；真正的“适意”，从来不是拥有多少财富、多大权力，而是懂得珍惜眼前的日子，守住心里的那份踏实。就像卢生，从一场黄粱梦里醒来，终于明白——平凡日子里的安稳，比任何虚幻的荣华都更珍贵；心里装着他人的善意，比任何显赫的地位都更长久。
6、管子文
唐玄宗开元末年，长安城里的风都带着股热闹劲儿——宰相位置空了月余，终于传出消息，由礼部尚书李林甫接任。消息一落地，相府门前的车马就没断过：各部官员穿着紫袍绯衫，捧着礼盒往门里挤；富商们雇了挑夫，扛着绫罗绸缎、奇珍异宝，只求能递上一张拜帖；连些没品阶的小官，都揣着自己写的诗赋，在门房外探头探脑，盼着能沾点新相的光。
这日清晨，相府侧门外来了个不一样的人。那人穿件洗得发白的粗布长衫，袖口磨出了毛边，手里攥着张叠得整齐的麻纸（那是他的“刺”，也就是名片），头发用根木簪绾着，身上还带着股淡淡的旧书墨味。他站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外，既不往前挤，也不跟门房搭话，只是安安静静地等着，偶尔抬头看看相府匾额上“李府”两个烫金大字，眼神里没有谄媚，倒有几分认真。
这人便是管子文。他出身寒门，没考功名，却一辈子泡在书堆里，尤其爱读史书，从《史记》里的秦汉兴衰，到《汉书》里的贤臣故事，他都能背得滚瓜烂熟。听说李林甫新当宰相，他揣着自己琢磨了半个月的话，特意从城郊的破屋里赶来，想跟这位新相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可没等他靠近，一个穿灰布短打的门房就叉着腰走过来，上下打量他一番，鼻子里哼了一声：“哪儿来的穷酸？没看见这是相府吗？大人们都还没轮上见宰相呢，你一个布衣也敢来凑热闹？”
管子文把手里的刺往前递了递，声音平和却坚定：“在下管子文，略通八体书法，更读了些古今兴亡的书，想跟相爷说句关乎国事的话，劳烦小哥通报一声。”
“嘿，你还挺会说！”门房伸手把他的刺拨到一边，“相爷忙着呢，哪有空见你这种没名没姓的？赶紧走，别在这儿挡道！”说着还推了管子文一把，差点把他手里的刺给推掉。
管子文捡回刺，拍了拍上面的灰，没跟门房争执，只是往后退了几步，站到路边的老槐树下。从清晨等到正午，太阳晒得他额头冒汗，粗布衫都湿透了，他还是没走；又从正午等到傍晚，官员们渐渐散了，相府门前的车马少了，他依旧站在树下，手里紧紧攥着那张刺。
天快黑时，相府里走出个穿青衫的管家，看样子是要去买东西。管子文连忙上前，拦住管家的路，再次递上刺：“管家请留步，在下管子文，有要事求见相爷，还请您通融一下。”
管家看他站了一天，脸晒得通红，却没半点不耐烦的样子，心里也有了几分佩服，便接过刺说：“你在这儿等着，我去给相爷说说，成不成可不一定。”
没想到，李林甫听说有个“八体书生”要见自己，还特意等了一天，倒来了兴致。他刚当上宰相，心里既有几分得意，也藏着些忐忑——毕竟朝中非议不少，他也想听听不同人的声音，便对管家说：“让他到后院的宾馆（古代招待宾客的院落）来，等夜深了，我在月下见他。”
月亮升起来时，管子文跟着管家走进相府后院。院子里种着几棵桂树，月光洒在地上，像铺了层白霜，石桌上还摆着一壶刚温好的酒。李林甫穿着便服，站在桂树下，见管子文进来，便拱手道：“先生久等了，快请坐。”
管子文也不客套，在石凳上坐下，开门见山：“相爷，在下不是来求官，也不是来送礼的。我读了一辈子史书，见多了古往今来的兴亡事——有的君主因为听了一句忠言，就能让国家兴盛；有的君主因为听不进一句劝，就落得国破家亡的下场。如今相爷刚掌权，正是国家用人之际，我想跟您说句心里话。”
李林甫端起酒杯，给管子文倒了一杯，语气带着几分谦虚：“先生过誉了。我能当上宰相，不过是陛下抬爱，其实我自己也怕能力不够，担不起这重任，反而招来灾祸。先生今天肯来，就是我的福气，有什么话您尽管说，哪怕是批评我的话，我也听。”
管子文端起酒杯，却没喝，只是看着杯中的月影，缓缓说道：“相爷这话我信。可我得先跟您说句实话——古人不轻易开口提建议，不是怕得罪人，是知道‘说容易，听难’啊。您现在说愿意听，可真到有人跟您提反对意见，跟您说您做得不对的时候，您还能静下心来听吗？”
他顿了顿，接着说：“就说汉初的刘邦吧，他本来是个亭长，没多少文化，可他能听张良的、萧何的，甚至能听韩信的——韩信一开始还投奔过项羽，项羽不听他的，刘邦却听了，最后才得了天下。再看商纣王，他多有本事啊，可他听不进比干的劝，反而把比干杀了，最后周武王打来，他只能在鹿台自焚。这就是‘听’与‘不听’的区别。”
李林甫捻着胡须，没说话，眼神里多了几分凝重。管子文又说：“相爷现在身居高位，身边肯定有很多人跟您说好听的，说您做得好，说您有本事。可这些话听多了，容易让人飘，容易让人看不见自己的错。我今天来，就是想提醒您——别被那些奉承话迷了眼，多听听不一样的声音，哪怕是布衣百姓的话，只要说得有道理，您也得听。”
“您别觉得百姓的话没分量，”管子文往前凑了凑，声音更恳切了，“当年汉文帝的时候，有个叫贾谊的年轻人，不过二十多岁，给文帝写了篇《治安策》，里面说‘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提醒文帝要注意诸侯的问题。文帝听了，虽然没立刻采纳，却一直记在心里，后来到了景帝、武帝，才慢慢解决了诸侯之乱。贾谊当时也不是大官，可他的话却救了汉朝的江山。”
李林甫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的暖意没驱散他心里的触动：“先生说得对。我刚当宰相，确实怕自己听不进忠言。只是……这官场复杂，有时候想听真话，也难啊。”
“难归难，可总得试试。”管子文放下酒杯，眼神亮得像月光，“相爷，您记住一句话——‘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您每天听的话里，可能就藏着能让国家兴盛的话，也可能藏着能让国家衰败的话。关键看您怎么选，怎么听。您要是能把‘听真话’当成大事，哪怕只是每天抽半个时辰，听听下面人的心里话，那就是天下百姓的福气了。”
两人又聊了半个时辰，从史书里的贤臣，聊到当下的民生，管子文没说一句虚话，句句都落在“务实”“听言”上。月亮升到中天时，管子文起身告辞：“相爷，该说的我都说了，希望您能记在心里。我这就走了，以后也不会再来打扰。”
李林甫送他到院门口，从袖袋里摸出一锭银子，递给管子文：“先生远道而来，又等了我一天，这点银子您拿着，路上买点吃的。”
管子文摆了摆手，笑着摇头：“相爷要是真听进去我的话，比给我万两银子都强。我一个读书人，有口饭吃就够了，银子就不用了。”说完，他攥着那张已经有些皱的刺，转身走进月光里，背影瘦瘦的，却挺得笔直。
后来，有人说李林甫一开始确实听了管子文的话，还特意在相府设了个“言箱”，让官员们提意见；可时间一长，他渐渐被权力迷了眼，听不进真话了，最后成了后人嘴里的“奸相”。但不管李林甫后来怎么样，管子文的故事却在长安的读书人里传了开来——一个布衣，敢去见宰相，敢说真话，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了提醒当权者“好好听言”。
其实，管子文的可贵，从来不是他读了多少书，懂多少历史，而是他明知自己人微言轻，却依然愿意站出来，说那句可能没人愿意听的话。而他想告诉李林甫的道理，直到今天也不过时：无论是身居高位的人，还是平凡生活里的我们，都得学会“倾听”——听真话，听逆耳的话，听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人的话。因为很多时候，改变局面的，可能就是那一句被认真倾听的“真心话”；而让人走得远的，永远是那颗愿意接纳不同声音的“平常心”。
就像月光下的那壶酒，若只想着自己喝得痛快，就尝不出酒里的醇；若愿意分给别人，愿意听听别人对酒的评价，才能真正懂酒的好。人生也是如此，懂得倾听，才能看见更广阔的世界，才能守住最珍贵的初心。
7、袁嘉祚
唐朝景龙年间，有个叫袁嘉祚的官员，性子像块刚淬过的铁——正直、硬朗，认死理。他早年做宁王傅时，就敢当着宁王的面说真话，哪怕宁王生气，他也照样把该说的话倒出来；后来调任盐州刺史，更是把“清白”二字刻在骨子里，盐州的百姓都说，袁大人任上，连盐仓的老鼠都没沾过半点便宜。
就因为这份“不阿”，袁嘉祚的名声传到了朝廷，却也得罪了不少人。当时岑羲、萧至忠两位宰相掌权，看袁嘉祚不顺眼，便把他调去当开州刺史。开州偏远，比盐州苦多了，袁嘉祚心里憋屈，忍不住跟身边人念叨：“我在盐州清廉办事，没贪半分好处，怎么反倒被调去穷地方？这不是屈了我吗！”
这话很快传到岑羲、萧至忠耳朵里。二相本就看他别扭，一听这话更是火冒三丈，让人把袁嘉祚叫到相府，劈头盖脸就骂：“你这愚夫！给你官做就不错了，还敢抱怨？赶紧滚去开州！”
袁嘉祚碰了一鼻子灰，心里又气又闷，骑着马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路过义井时，他勒住马，想让马喝点水歇歇。义井边围了几个挑水的百姓，还有个穿粗布短打的汉子，背对着井口坐着，正用井水洗着手。
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那汉子洗手时，总把水溅得老高，好几次都溅到了袁嘉祚的马身上。马被惊得扬了扬前蹄，差点把袁嘉祚掀下来。他本就一肚子火，这下更是忍不住了，指着那汉子骂：“你这臭卒伍！没长眼睛吗？老惊我的马！”
那汉子慢慢转过身，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神却像能看透人心，慢悠悠道：“你自己眼看就要被派去蟕蠛国，连死在哪儿都不知道，还有心思跟我生气？”
袁嘉祚愣了——蟕蠛国？他连这国家的名字都没听过，听着就像个远在天边的蛮荒之地。他想问那汉子这话是什么意思，可刚开口，那汉子已经挑起身边的水桶，头也不回地走了，只留下袁嘉祚站在井边，心里打鼓。
第二天一早，袁嘉祚刚到官署，就有人来传二相的话，让他立刻去相府。他心里咯噔一下，想起昨天那汉子的话，脚步都有些沉。
一进相府，岑羲、萧至忠脸上竟没了昨天的怒气，反而堆着笑迎上来：“袁大人，我们知道你素来有才干、名声高，所以有个重要的差事想交给你。”
袁嘉祚心里更慌了，没敢接话。
萧至忠接着说：“朝廷要派个使者去蟕蠛国报聘（回访），我们商量着，没人比你更合适。现在就封你为卫尉少卿，即日启程，怎么样？”
“蟕蠛国？”袁嘉祚的声音都有些发颤，“下官从没听过这国家，而且下官没去过外邦，怕办不好差事，还请二位宰相另选贤能！”
“这可由不得你。”岑羲收起笑容，语气冷了下来，“文书已经拟好了，陛下也准了，你接也得接，不接也得接！”
袁嘉祚看着二相不容置喙的样子，心里全凉了——他总算明白，昨天那汉子的话不是胡说，二相是故意的！他们嫌自己碍事，又没法明着治自己的罪，就想把自己打发到那不知名的蛮荒之地，让自己再也回不来！
他失魂落魄地走出相府，骑在马上，只觉得天旋地转。他想起自己一辈子正直办事，没亏过心，没害过人，怎么就落得这个下场？路过义井时，他又停下马，望着井口的水波，心里又气又恨，却又无可奈何。
就在他愣神的时候，昨天那个洗手的汉子又出现了，还是背着个水桶，站在不远处看着他。袁嘉祚连忙下马，走到汉子面前，躬身行礼：“先生昨天的话，果然应验了。不知先生能不能指点我，这蟕蠛国到底是什么地方？我此去还有没有回来的可能？”
那汉子放下水桶，叹了口气：“二相存心害你，这蟕蠛国远在南海之外，路上要渡恶浪、穿瘴气，十个人去，九个回不来。不过，你也不用太慌——你这辈子没做过亏心事，自有贵人帮你。”
“贵人？”袁嘉祚愣了，“我在朝中没什么靠山，哪来的贵人？”
“贵人不在朝堂，在民间。”汉子指了指义井边挑水的百姓，“你在盐州当刺史时，帮百姓修过灌溉的水渠，救过闹旱灾时的饥民，那些百姓都记着你的好。你此去路上，会遇到一个从盐州来的商人，他能帮你躲过一劫。”
说完，汉子又挑起水桶，慢慢走远了，只留下一句：“记住，做人正直，从来不是错。就算一时受屈，也总有天开云散的时候。”
袁嘉祚将信将疑，却也没别的办法，只能收拾行装，按二相的命令启程。船队刚驶出南海，就遇到了大风暴，船被吹得偏离了航线，还撞上了暗礁，眼看就要沉没。就在众人惊慌失措的时候，一艘商船赶了过来，船上的商人一看是袁嘉祚的船，立刻下令救人。
袁嘉祚被救上船后，那商人跪在他面前，泪流满面：“袁大人，您还记得我吗？我是盐州的张老栓啊！当年旱灾，是您开仓放粮，救了我全家的命！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您的恩情！”
原来这商人正是从盐州来的张老栓，他常年在南海一带经商，熟悉海路。得知袁嘉祚要去蟕蠛国，张老栓心里着急，特意跟了过来，想看看能不能帮上忙，没想到真遇上了风暴。
张老栓对袁嘉祚说：“大人，那蟕蠛国就是个绝地，您不能去！我在这南海有熟人，能帮您伪造‘遇风暴身亡’的假象，等风头过了，您再换个身份回来，或者去别的地方安身！”
袁嘉祚又惊又喜，连忙答应。张老栓果然有办法，找了具淹死的流民尸体，换上袁嘉祚的官服，扔在出事的海域，又让人散布“卫尉少卿袁嘉祚渡海遇风暴身亡”的消息。
岑羲、萧至忠听说袁嘉祚死了，心里暗暗得意，也就没再追究。而袁嘉祚则跟着张老栓，去了江南水乡，隐姓埋名，开了个小私塾，教当地的孩子读书写字。
江南的百姓都喜欢这个教书先生——他讲课认真，对孩子有耐心，还常跟百姓说“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踏实”的道理。没人知道他曾是朝廷的卫尉少卿，更没人知道他曾被宰相陷害，只知道他是个好先生。
后来，岑羲、萧至忠因为谋反被处死，朝廷开始清查他们当年陷害的官员。有人想起了袁嘉祚，派人四处寻访，才在江南找到了他。皇帝得知他的遭遇后，又惊又愧，下旨恢复他的官职，还想让他回朝廷任职。
可袁嘉祚却婉拒了：“陛下，臣现在在江南教书，看着孩子们长大，心里很踏实。当年的事，臣已经忘了，也不想再回朝堂了。”
皇帝见他心意已决，便不再勉强，只是赏了他很多财物，还下旨表彰他的正直。袁嘉祚把那些财物都捐给了当地的学堂，依旧每天穿着粗布长衫，教孩子们读书。
有人问他：“您当年受了那么大的委屈，现在不恨吗？”
袁嘉祚笑着摇头：“恨有什么用？我这辈子，最庆幸的就是没因为受屈，就丢了‘正直’二字。你看，就算一时被人陷害，可只要你没做错事，总有人记着你的好，总有天能还你清白。”
江南的风吹过学堂的窗户，带着墨香和孩子们的读书声。袁嘉祚坐在窗边，看着阳光下认真读书的孩子，心里满是平静——他终于明白，当年义井边那汉子的话是对的：做人正直，从来不是错。一时的委屈，不过是人生路上的一阵风雨，风雨过后，自有晴天；而那些刻在骨子里的善良与正直，才是能让人走得远、过得安的根本。
就像义井里的水，清澈、干净，不管外面的世界多乱，它始终保持着本心。人也一样，只要守住心里的“清”，就算遇到再多的坎坷，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安稳与幸福。
8、郑相如
唐玄宗开元年间，长安城里有个叫郑虔的官员，日子过得像首潇洒的诗——他诗写得好，画也画得妙，还特别爱喝酒，喝到兴头上，能就着月光在墙上题诗作画，连皇帝都夸他“旷达”。玄宗喜欢他的才华人品，想让他进郎署当大官，又觉得他性子太散，不爱管琐碎事，便特意设了个“广文馆”，让他当博士，专门教那些有才华的读书人。
这广文馆一设，郑虔的名声更响了。每天来拜访他的人挤破了门，不是写得一手好字的书生，就是能吟诗作对的才子，连一些王侯贵族，都愿意来跟他喝两杯，听他聊诗画。
有一天，一个穿得半旧长衫的中年人，拎着个布包，怯生生地站在广文馆门口。这人叫郑相如，是沧州来的，要进京考进士。他早就听说郑虔的大名，又因为同姓“郑”，便想借着“宗亲”的名义，上门拜访，说不定能讨些指点。
郑虔听说有同姓的老乡来，便让人把他请了进来。一见面，郑虔见郑相如头发有些花白，衣服也洗得发皱，看着老气横秋的，心里便没太当回事，只随便跟他认了“叔侄”，聊了几句家常，就把他打发走了。
过了几天，郑相如又来拜访。这次郑虔正好没客人，便单独陪他坐着。闲聊间，郑虔随口问了句：“贤侄这次来京考进士，平日里都钻研些什么学问啊？”
没想到郑相如笑了笑，语气不卑不亢：“叔叔您还不了解我，把我当普通人看待了。可这人啊，往往是不能只看表面的。既然您问了，我就实话说——我要是生在孔子那个年代，在孔门弟子里，能排进‘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就算跟子游、子夏比，也能在他们之上；而叔叔您要是在孔门，恐怕还进不了‘四科’呢。不过我生不逢时，现在只能考个进士，混个寻常官职，平日里也只能藏起锋芒，不显眼罢了。”
这话一出口，郑虔吓了一跳——他这辈子见多了自夸的人，可从没见过这么敢说的！他连忙坐直身子，语气也郑重起来：“贤侄这话可不能随便说，你得跟我好好说说，为什么这么讲？”
郑相如喝了口茶，缓缓开口：“孔子说过，‘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意思是就算周朝之后，过一百代，天下的事也能预见。我也能预见这些事。就说咱们现在吧，国家到开元三十年，肯定要改年号；再过十五年，天下会有大难，到时候……”
他顿了顿，眼神里多了几分凝重：“到时候，长安城里会乱起来，百姓要遭罪，连皇帝的安稳都保不住。叔叔您现在名声大，又受皇帝喜欢，可真到了那时候，得早做打算，别卷进风波里。”
郑虔听得心里发沉——他知道郑相如不是胡说，因为郑相如接下来又说了几件事：比如哪个地方会闹旱灾，哪个官员会被贬职，说得有鼻子有眼。没过多久，那些事竟真的一一应验了！
这下郑虔彻底服了，再也不敢把郑相如当普通老乡看待。他特意把郑相如留在广文馆，每天跟他一起喝酒聊天，听他讲天下大势，讲古今得失。郑相如也不藏着掖着，把自己的学问、见识都跟郑虔分享，还劝他：“叔叔您有才，可别只醉心诗画，得多想想以后的事。广文馆里都是有才的年轻人，您多教他们些实在的道理，将来不管遇到什么事，他们也能有个立身之本。”
郑虔听了他的话，开始在教学时多讲些经世济民的学问，不再只聊诗画。那些学生也觉得受益良多，对郑虔更敬重了。
后来，郑相如参加进士考试，果然考中了。可他没像其他人那样，想着在京城谋个好官职，反而主动要求去地方上做官，而且选的还是偏远的荆州。郑虔不解，问他为什么。
郑相如笑着说：“我早就说过，我要‘销声晦迹’。京城虽好，可风波也多，不如去地方上，实实在在为百姓做点事，也能避开将来的大难。叔叔您要是信我，等开元三十年改了年号，也尽量想办法离开长安，去个安稳的地方。”
郑虔虽然舍不得离开长安，可心里记着郑相如的话。开元二十九年，玄宗果然下旨，说开元三十年改元“天宝”。郑虔想起郑相如的预言，心里更慌了，开始暗中为离开长安做准备。
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京城瞬间乱了起来。郑虔因为之前有准备，带着家人一路南下，投奔了在荆州做官的郑相如。而那些没来得及逃走的官员，很多都被叛军抓了去，下场凄惨。
到了荆州，郑虔见到郑相如，感慨万千：“贤侄啊，要不是你当初提醒我，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我以前总觉得你老气横秋，没想到你竟有这么大的本事！”
郑相如笑着摇头：“叔叔您太客气了。我哪有什么本事，不过是比别人多读了些书，多想了些事罢了。其实人这一辈子，重要的不是名声有多响，职位有多高，而是能看清形势，守住本心——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在荆州的日子里，郑虔不再像以前那样闲散，他跟着郑相如一起，帮着地方官安抚百姓，教孩子们读书，有时候还会写些诗，记录下百姓的生活。他渐渐明白，郑相如说的“在孔门当处四科”，不是指有多高的才华，而是指有一颗通透、务实的心——不被虚名迷惑，不被安逸困住，能在乱世里守住自己，还能帮到别人。
后来，叛乱平息，朝廷想召郑虔回长安做官，可他拒绝了。他留在了荆州，和郑相如一起，继续为百姓做事。有人问他，后悔放弃长安的繁华吗？郑虔笑着说：“不后悔。以前我觉得，能在皇帝面前写诗作画，能有满门的才俊访客，就是人生的好光景；现在才知道，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能实实在在地帮到别人，才是真正的好光景。”
郑相如的故事，也渐渐在荆州传开了。人们都说，那个看起来老气横秋的郑相如，不仅有学问，还有远见。可郑相如依旧低调，每天该办公就办公，该读书就读书，从不炫耀自己的本事。
其实，郑相如的可贵，从来不是他能预见未来，而是他能在看清未来后，不贪慕虚名，不追逐繁华，选择一条踏实、有用的路。而他教会郑虔的，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该明白的道理：人生在世，别被表面的风光迷惑，别被一时的安逸困住；多些清醒，少些浮躁；多些务实，少些虚荣。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守住本心，踏实前行，就算遇到风浪，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安稳与价值。
就像郑相如说的“人未易知”，真正的本事，从来不是挂在嘴上的炫耀，而是藏在心里的通透与手上的务实。只有不被虚名裹挟，才能在人生的路上，走得稳，走得远，走得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