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初年，紫禁城的天空，似乎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双色。一边是年轻皇帝朱由校沉醉其间的木工房，那里刨花飞溅，榫卯咬合，充满了创造器物的专注与宁静；另一边，则是外廷与内廷交织的权力场，暗流汹涌，杀机四伏，正酝酿着一场足以颠覆朝局的血雨腥风。
新帝登基，照例有一番新气象。彼时，在万历朝“国本之争”中备受打压，又在泰昌朝短暂得势的“东林党人”，凭借其“清流”声誉和舆论优势，在朝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叶向高、韩爌、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一批东林君子或与其亲近的官员，身居要职，他们怀着“济世救民”的理想，试图整顿吏治，革除弊政，重建朝纲。
东林党人以其道德操守自诩，对宦官干政有着天然的警惕和强烈的抵触。对于皇帝身边骤然得势、气焰日渐嚣张的魏忠贤和客氏，他们屡有谏言，或委婉规劝，或直接弹劾。这些奏疏，如同投入深潭的石子，在天启帝那里未能激起多少涟漪，却在魏忠贤心中刻下了深深的忌惮与仇恨。
魏忠贤深知，自己权力的一切根源，都系于皇帝一人之身。而东林党人遍布朝堂，掌握着言路（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和部分行政实权，他们以儒家道统为武器，占据着道德的制高点。若不将这股势力彻底铲除，他魏忠贤永远只能是一个躲在皇帝阴影下的弄权者，随时可能被这些“清流”们的口诛笔伐拉下马。
他开始有步骤地实施他的专权计划。第一步，便是彻底掌控皇帝的信息渠道，将天启帝与繁琐的朝政隔离开来。他敏锐地抓住了天启帝最大的特点——对木工活的痴迷。这位年轻的皇帝心灵手巧，沉迷于斧锯凿刨之间，对于营造楼阁、制作精巧器物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而对君臣奏对、批阅章奏则感到无比的厌烦。
魏忠贤精准地把握了奏事的时机。他总是选择在天启帝手执工具，全神贯注于一块木料，或正在精心调试一个机关枢纽，兴致最高、最厌恶被人打扰的时刻，抱着一叠奏疏，小心翼翼地凑上前去。
“皇上，”他声音谦卑，带着恰到好处的为难，“这些是内阁和部院大臣们送来的紧急奏章，需要皇上御览裁定……您看……”
天启帝的思绪被打断，眉头紧锁，目光甚至不愿从手中的活计上移开半分，他不耐烦地挥动着沾满木屑的手，如同驱赶一只恼人的苍蝇：“朕知道了！朕正忙着呢！这些琐碎事情，你拿去处理就是了，按惯例办，别再来烦朕！”
就是这样一次次“别来烦朕”的吩咐，让魏忠贤手中的“批红”之权，从代行逐渐变成了实际上的独断。他成功地利用了皇帝的怠政，将皇权巧妙地过渡到了自己手中。
得到皇帝默许的“专断”权力后，魏忠贤的第二步，便是构建只忠于他自己的政治集团——“阉党”。他与客氏紧密勾结，内外相应。客氏在内宫利用其影响，排除异己，监视后妃，确保内廷成为魏忠贤的稳固后方。魏忠贤则在外朝大肆安插亲信。
他首先将目标对准了内廷的潜在对手。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是光宗时期的老人，为人相对正派，对东林党人抱有同情，对魏忠贤的跋扈也有所不满。魏忠贤罗织罪名，诬陷王安图谋不轨，最终矫旨将这位资深的、有一定威望的太监贬黜并害死。此举彻底清除了司礼监内部的障碍，使其成为魏忠贤的一言堂。
紧接着，他的触角伸向外朝。一些趋炎附势、品行不端的文官，如崔呈秀、田尔耕、许显纯、顾秉谦等人，纷纷投靠到他的门下。崔呈秀甚至撰写《东林同志录》，将不依附魏忠贤的官员皆列为东林党，作为打击的名单。顾秉谦则带着儿子对魏忠贤说：“我本想做您的儿子，您恐怕不喜欢我这个白须儿子，就让我儿子做您的孙子吧。”其谄媚之态，令人作呕。五虎（文官核心）、五彪（武职及特务核心）、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名号相继出现，一个以魏忠贤为核心，盘根错节的阉党集团迅速形成。
然而，东林党人并未坐以待毙。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这位在“移宫案”中表现出果敢刚毅的东林干将，怀着一腔忠愤，毅然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这二十四条大罪，条条证据确凿，字字诛心，从“自行拟旨，破坏祖宗制度”到“陷害忠良，滥施刑罚”，从“操纵东厂，荼毒百姓”到“勾结客氏，祸乱宫闱”，将魏忠贤的罪行揭露得淋漓尽致。
奏疏一出，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巨石，朝野震动。京师纸贵，士人争相传抄，人心为之激奋。大家都期待着皇帝能以此为契机，铲除这个祸国殃民的大阉。
魏忠贤得知杨涟上疏的消息时，正在司礼监与心腹议事。初闻之下，他惊得几乎从座位上跳起来，一股寒意从脚底直窜头顶。杨涟的名声、地位和这奏疏的分量，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他急忙拿着奏疏的抄本，像丢了魂一样去找客氏商量。
客氏仔细听了奏疏内容，脸上非但没有惊惶，反而露出一丝冰冷的、不屑的笑容：“杨涟？哼，这些东林党人，一个个自命清高，把持言路，动不动就指手画脚，好像天下就只有他们才是忠臣。早就该收拾了！忠贤，你现在圣眷正隆，怕他们作甚？皇上难道还会信他们不信你？”
客氏的镇定和怂恿，给魏忠贤打了一剂强心针。他定下神，立刻赶往乾清宫。这一次，他没有选择皇帝做木工的时候，而是扑倒在御前，放声痛哭，涕泗横流。
“皇上！皇上要为老奴做主啊！”他哭得情真意切，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老奴一心一意伺候皇上，打理宫中事务，不敢有丝毫懈怠。那杨涟、左光斗等人，见老奴得皇上信任，便心生嫉妒，勾结党羽，罗织罪名，欲置老奴于死地！他们哪里是弹劾老奴，分明是指桑骂槐，借此机会非议圣躬，限制皇上您的行动啊！他们是想学那些前朝的言官，把皇上您也圈禁在文山会海里，不得自在啊！”
魏忠贤的哭诉，极其阴险地将东林党人对他的弹劾，扭曲成了对皇帝权威的挑战和限制。天启帝本就对东林党人不断进谏、要求他“亲贤臣、远小人”、遵守繁琐礼仪感到无比厌烦。在他单纯的理解里，魏忠贤是让他能安心做木匠活的“好管家”，而东林党则是喋喋不休、碍手碍脚的“讨厌老师”。此刻听到魏忠贤这番挑拨，更是对杨涟等人心生恶感。
他不耐烦地打断了魏忠贤的哭诉，语气中带着愠怒：“好了！哭哭啼啼成何体统！朕知道了！杨涟这些人，就是见不得朕清静！此事朕知道了，你看着办吧，不必再来禀报！”
“你看着办吧”这五个字，如同尚方宝剑，给了魏忠贤生杀予夺的合法外衣。他心中狂喜，知道反扑的时刻到了。
一场针对东林党人的、有计划、有系统的残酷清洗，就此拉开序幕。魏忠贤指挥他的阉党爪牙，首先利用职权，阻止了杨涟奏疏的正式呈递和讨论，使其无法产生应有的政治效果。随即，反诬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等人接受辽东经略熊廷弼的贿赂（熊廷弼也是他们攻击的对象），将这六人逮捕下诏狱。
在锦衣卫都督田尔耕、镇抚司许显纯等阉党“五彪”的主持下，诏狱变成了人间地狱。杨涟、左光斗等人遭受了惨绝人寰的酷刑。“琵琶骨穿箭”、“铁钉贯耳”、“土囊压身”、“铜锤砸胸”……种种酷刑，旨在逼他们承认根本不存在的赃银，并牵连更多的东林同仁。
然而，这些东林领袖展现了惊人的气节。杨涟在狱中写下血书：“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左光斗被打得面目全非，筋骨尽碎，仍怒目圆睁。最终，“前六君子”相继惨死狱中。
这仅仅是开始。随后，高攀龙被迫投水自尽，周起元、周顺昌、黄尊素等“后七君子”也相继被逮捕杀害。朝廷内外，东林党人或被杀，或被贬，或被罢，几乎被清扫一空。诏狱人满为患，朝堂为之一空，取而代之的，尽是魏忠贤的阉党亲信。
经过天启四年到五年的这场血腥镇压，朝中敢于、能够制衡魏忠贤的力量被彻底摧毁。阉党势力如日中天，魏忠贤的权势达到了顶峰。他不仅掌控了内廷的司礼监、东厂，其党羽更是遍布内阁、六部、都督府，乃至地方督抚。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张只效忠于他个人的庞大权力网络。
年轻的木匠皇帝，在他的工坊里创造了无数精美的木质“宫殿”，而他最信任的“大伴”魏忠贤，却在现实中，用鲜血和白骨，为他搭建起了一座笼罩整个帝国的、黑暗而恐怖的权力迷宫。东林党的鲜血，染红了天启年间的史册，也标志着大明王朝的国运，正不可逆转地滑向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