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四月，春日的阳光像融化的蜂蜜，稠稠地淌在校园的青砖地上，连空气里都浮着层暖洋洋的慵懒。可这平静底下，却藏着点不一样的东西——尼克松访华的2周年就快到了，像片羽毛轻轻搔着每个人的心尖。校园围墙上的爬山虎绿得发亮，叶片间漏下的光斑晃啊晃，倒像是在墙上凿开了道细缝，让外面的风，能悄悄吹进来一点点。
音乐课教室在西头，墙皮剥了些，露出里面浅黄的砖，倒比别处多了几分温厚。阳光穿过蒙着薄尘的窗玻璃，在那架旧风琴上铺开片碎金。琴键的漆掉了好些，露出底下木头的纹路，像老人手上的青筋。女老师穿件月白色的连衣裙，洗得领口都有些软塌，头发用根素银簪子绾在脑后，垂在颈后的发丝被阳光照得透亮。
她坐下来，指尖刚触到琴键，风琴就“吱呀”哼了声，像是伸懒腰的老猫。《小小银球传友谊》的调子本该像蹦跳的溪流，此刻却歪歪扭扭的，每个音符都像被什么绊了脚，跌跌撞撞往前跑。
“歌如潮来，花如海……”她跟着唱，声音轻轻的，像怕惊扰了什么。可唱到“小小银球传友谊”，尾音突然打了个颤，像被鱼刺卡了喉咙。手指僵在琴键上，指节泛白，眼里蒙了层雾，说不清是慌还是愁。
“我舅舅……在美国开餐馆呢。”她的声音低得像耳语，却像颗石子投进静水。教室里霎时静得能听见窗外麻雀扑棱翅膀的声儿。同学们的眼睛都瞪圆了，有的嘴还张着，像是忘了怎么合上。那时候，“美国”两个字像块烧红的烙铁，谁也不敢随便碰。
“老师！你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何四九“腾”地站起来，嗓子尖得像刮玻璃。紧接着，教室就炸了锅，“就是！怎么能说这种话！”“这是反动！”女老师的脸唰地白了，比她的连衣裙还白，她慌忙站起来，手在胸前摆着，嘴唇哆嗦着，却没吐出一个字。眼里的雾化成了水，顺着脸颊往下淌，像朵被雨打蔫的梨花，连站着的力气都快没了。
班长这时站了起来，他平时说话就稳稳当当的，此刻声音更沉：“同学们，先别吵。老师许是太想亲人了，说顺了嘴。”可好些人还在嚷嚷，女老师终于忍不住，用手背抹了把脸，转身跑出教室，裙摆扫过门槛时，带起了阵细尘。我望着她的背影，心里像塞了团湿棉花，闷闷的。她不过是把藏了好久的念想，在这特殊的日子里漏了句，怎么就成了洪水猛兽呢？
课间的广播喇叭总是挂在老槐树上，铁皮壳子被晒得发烫。同学们扎堆站在底下，等着听新闻，像群仰着头的小麻雀。今天播的是《上海公报》，广播员的声音字正腔圆：“中美双方声明：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突然，喇叭里窜出阵“滋滋”声，像无数只小虫子在叫，听得人耳朵发痒。
就在这时，杂音里钻出来句英语，清清亮亮的：“we hope to reduce the danger of international military conflicts……”是校广播技术员调设备时不小心放出来的。那年代，英语稀罕得像冬天的蚊子，这一声出来，操场上的人都愣了，接着就炸开了锅。“这啥呀？”“像英语！”“是不是反动广播？”
广播室的小窗户里，校技术员的脸涨得通红，手忙脚乱地转着旋钮，头探出来喊：“对不住！对不住！调错了！”可没人听他的，都围着喇叭议论。教导主任背着双手走过来，脸板得像块青砖：“怎么回事？谁放的反动东西？”技术员赶紧跑出来，腰弯得像根弓：“主任，是我不小心，真不是反动的。”主任皱着眉盯了他半晌，才哼了句：“下次仔细点。”转身走了。
技术员抹了把汗，可那句英语像颗蒲公英的种子，落进了好些人心里。我摸着发烫的耳朵，总觉得那串陌生的音节里，藏着些说不清楚的东西。
宣传栏的玻璃擦得锃亮，里面贴满了乒乓健儿的照片，红底黄字的标语衬得照片格外精神。庄则栋站在领奖台上的那张最大，他举着奖杯，嘴角扬着，眼里的光比奖杯还亮。我趴在玻璃上看，忽然发现他的运动裤膝盖那儿，有块补丁，藏在红色里，却像颗星星似的扎眼。
“你看，庄则栋的裤子有补丁。”我碰了碰旁边的吴建国。他推了推鼻梁上的旧眼镜，仔细瞅了瞅：“这有啥？说明人家朴素。”“可他是冠军啊，咋还穿带补丁的？”我挠挠头。吴建国想了想，指着照片说：“也许这就是他们厉害的地方？心里装着赢球，不在乎穿啥。”我望着那块补丁，突然觉得它比奖杯还沉。
地理课教室在东头，窗户大，阳光能铺满半间屋。王老师头发都白了，戴副老花镜，笑起来眼角的皱纹里都像盛着阳光。他抱着个地球仪走进来，铜支架在地上拖出“咯吱”声。“今天咱们学地球自转。”他把地球仪放在讲台上，手指轻轻一转，蓝色的海洋、褐色的陆地就慢慢转起来，像个缩小的世界在眼前动。
“地球转一圈是一天，所以有白天黑夜。”他慢悠悠地说，手指在地球仪上滑着，忽然停住了——他把中国和美国转到了顶端，正好挨着。“你们看，”他的手指在两个国家上点了点，“中国和美国看着远，可在地球上，其实是邻居。”
教室里静悄悄的，谁都没说话。那时候，提美国总像踩在薄冰上。郑凯憋不住，举手问：“王老师，为啥让它们挨在一起？”王老师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又戴上，笑了：“就是打个比方。世界就像这地球仪，再远的国家，也在一个球上，该多聊聊，多看看。”他的声音轻轻的，却像滴雨落在了干渴的土里。
尼克松访华二周年越近，校园里越热闹，到处都在说乒乓外交。我看着别人拿着球拍在操场上跑，心里像有只小爪子在挠——我也想要副红双喜球拍。可家里紧巴，零花钱攒了好久，连个球都买不起。
我想起废品站，那时候牙膏皮是锡的，能换钱。于是每次用完牙膏，我都把皮洗得干干净净，展平了放进铁盒里。尽管我腿不放便，时常放学后与几个小伙伴一起，还去江边捡废铜烂铁，江水凉飕飕的，石头硌得脚疼，可摸到块发亮的铜片，心里就甜滋滋的。
攒了俩月，铁盒沉甸甸的。我抱着它去废品站，胖老板称了称，说：“三块整。”接过钱的时候，我的手都在抖，捏着那张皱巴巴的三块钱，像捏着块金子。
大德堂文具店的柜台高高的，我仰着头喊：“阿姨，我要副红双喜球拍。”女营业员从玻璃柜里拿出一副，红色海棉亮亮的，拍柄上的“红双喜”三个字像朵花。我摸了又摸，付了钱，紧紧抱在怀里，生怕它飞了。
第二天天刚亮，我就跑到校园后头的墙角。墙皮掉了些，露出土黄色的砖，倒成了面天然的球台。我握紧球拍，对着墙“砰砰”地打起来。球撞在墙上，弹回来，又被我打过去，声音在清晨的校园里荡着，像我的心跳。
尽管我的右腿不方便，练得很吃力，打累了，我靠着墙喘气，忽然看见墙缝里钻出只壁虎，小脑袋探出来，眼睛亮晶晶的，盯着我手里的球。我笑了，对着它说：“你也来看我打球啊？”它动了动尾巴，好像在点头。我又拿起球拍，这次打得更有劲了，觉得那壁虎就是我的裁判，每声“砰砰”，都是给它的表演。
纪念日那天，校园里挂起了红灯笼，绳子上串着的彩色纸花被风吹得哗哗响。同学们排着队，举着小旗子，歌声像潮水似的涌。我也举着红双喜球拍，站在队伍里，看着阳光从灯笼的穗子间漏下来，落在球拍上，红得耀眼。
我忽然觉得，校园围墙上的那道缝，好像更宽了些。风从缝里钻进来，带着些陌生的气息，吹得纸花乱晃，也吹得我心里的什么东西，悄悄发了芽。
那只壁虎大概还在墙缝里吧？我望着远处的围墙，握紧了球拍。不管以后怎么样，我知道，这“砰砰”的声音，会陪着我一直走下去。就像那小小的银球，就算隔着千山万水，也能把想说话的人，连在一起。(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