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孤注一掷
张建国的突然到访，像一盆冰水混杂着汽油，浇在了刘大芳心头那簇为夫鸣冤的火焰上——先是让她通体冰寒，随即燃起了更猛烈的、带着决绝意味的怒火。
他害怕了。他心虚了。
这个认知，彻底驱散了刘大芳最后一丝犹豫和恐惧。她不再是那个只会哭泣、抱怨、认命的农村妇女刘大芳了。丈夫的血和那句未写完的遗言，在她身上催生出了某种坚硬的东西。
她知道，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张建国这次只是试探，下一次会是什么？暗中搜查？还是更卑劣的手段？她必须在他采取进一步行动之前，把证据送出去，送到一个张建国的手伸不到的地方。
镇上不能去。那个老太太说了，张建国和镇畜牧站的站长关系铁。镇派出所呢？会不会也有他的人？她不敢赌。
唯一的希望，在县城。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完全亮，刘大芳就起来了。她换上了一身最干净、但也最不起眼的深色衣服，把头发紧紧盘在脑后。她照了照镜子，里面的女人眼窝深陷，面色蜡黄，但眼神里有一种她从未见过的、孤狼般的狠厉。
她把那本深蓝色日记本和那盘至关重要的录音磁带，用塑料袋层层包裹好，然后塞进一个旧的帆布包里。想了想，她又把卖猪存下的那几千块钱也揣在了贴身的口袋里。这是她的全部家当，也是她可能需要的“弹药”。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她的去向，包括娘家人。她只对邻居王婶含糊地说要去县城妹妹家散散心。
清晨的薄雾中，她踏上了最早一班通往县城的城乡巴士。车子破旧，颠簸不堪，车厢里弥漫着鸡鸭粪便和汗水的混合气味。刘大芳紧紧抱着那个帆布包，像抱着自己和孩子未来的命运，眼睛死死盯着窗外飞速掠过的、依旧陌生的风景。
她的心跳得很快，不是因为害怕县城——她这辈子去县城的次数屈指可数——而是因为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
两个多小时后，巴士驶入了嘈杂的县城汽车站。高楼、车流、熙熙攘攘的人群……这一切都让刘大芳感到眩晕和无所适从。但她没有时间适应。
她拉住一个车站工作人员，笨拙地、带着浓重口音地问：“请问……公安局……在哪里？”
按照指点，她挤上了公交车，几经周折，终于站在了县公安局气派的大楼前。庄严的国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压。刘大芳在门口踌躇了片刻，攥紧了帆布包的带子，深吸一口气，低着头快步走了进去。
接待大厅里人来人往，电话声、交谈声不绝于耳。她茫然地站了一会儿，才鼓足勇气走向接待窗口。
窗口后面坐着一位年轻的女警，面容严肃。
“你好，有什么事？”女警公事公办地问。
“我……我要报案。”刘大芳的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干涩发抖。
“什么案子？盗窃？诈骗？”
“不……不是……”刘大芳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是……是命案。我男人……他可能不是自杀，是被人害的！”
女警愣了一下，神色凝重起来，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个看起来朴实甚至有些土气的农村妇女：“你说详细点，怎么回事？什么时候，在哪里？”
刘大芳赶紧把李进上吊自杀、警察已经处理过的事情简单说了一遍，然后急切地强调：“但是，我后来发现了他的日记，还有录音！他是因为发现了兽药店老板张建国卖假药，被威胁了！他的死肯定和张建国有关系！”
她手忙脚乱地想从帆布包里掏证据。
女警听完，眉头微蹙，并没有立刻去接她递过来的日记本和磁带，而是说道：“这位大姐，你先别急。你丈夫这个案子，按照程序，如果是在我们县下面乡镇发生的，应该是由属地派出所受理和调查的。你直接找到县局来，我们可能需要先跟派出所核实一下情况。”
刘大芳一听就急了，声音也拔高了些：“不能找派出所！那个张建国在镇上有关系！我信不过他们！同志，我求求你，你看看这证据，这录音！我男人死得冤啊！”
她的激动引来了大厅里一些人的侧目。
女警有些为难，但还是保持着耐心：“大姐，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办案有办案的程序。这样吧，你先坐那边等一下，我向我们领导汇报一下这个情况。”
刘大芳忐忑不安地坐在冰凉的金属长椅上，感觉每一分每一秒都无比漫长。她紧紧抱着包，眼睛死死盯着那个接待窗口，生怕错过任何动静。
过了大概十几分钟，一个四十多岁、穿着警服、看起来像是领导的男警察走了过来，女警跟在他身后。
“你就是刘大芳？”男警察问道，语气平和，但带着审视。
“是，是我，领导！”刘大芳赶紧站起来。
“你说你丈夫李进的死有疑点，有证据？”
“有！有！”刘大芳像献宝一样，再次把日记本和磁带递过去，“这是他写的日记，最后还写着‘小心张’！这是录音，里面张建国威胁他！”
男警察接过日记本，翻看了一下，又看了看那盘磁带，沉吟了片刻，对刘大芳说：“刘大姐，这些东西，我们先收下。你反映的情况，我们知道了。但是，就像小张（指那个女警）说的，这个案子之前是由派出所处理的，有了新的线索，我们需要先跟派出所沟通，调阅之前的卷宗，然后才能决定是否并案或者重新启动调查。这需要一个过程。”
刘大芳的心一点点沉下去。过程？她最怕的就是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张建国会不会得到消息？会不会销毁其他证据？会不会再来对付她？
“领导，不能……不能直接抓张建国吗？这录音里他说得清清楚楚！”刘大芳几乎是在哀求。
男警察摇了摇头：“大姐，仅凭这段录音，目前只能证明张建国有推销疑似伪劣产品和言语威胁的行为，这和他直接导致你丈夫死亡，是两回事，法律上讲，证据链是不完整的。我们需要更扎实的调查。”
他看了看刘大芳绝望而苍白的脸，语气缓和了一些：“这样吧，你先回去。把你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我们一定会重视你提供的线索，依法进行调查。一有进展，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回去？刘大芳愣住了。她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而来，难道就这样被一句“先回去等消息”打发走？
“我不回去！”她猛地摇头，眼泪涌了上来，“我回去了，张建国肯定知道我来报案了，他不会放过我的！领导，我害怕啊！我男人已经没了，我要是再出点什么事，我的孩子怎么办？”
她扑通一声，竟然跪了下来：“领导，我求求你们，现在就去查吧！现在就去把张建国抓起来！我求求你们了！”
男警察和女警赶紧把她扶起来：“大姐，你别这样！快起来！我们理解你的处境，但是办案真的不能感情用事，必须讲程序，讲证据。”
好说歹说，刘大芳终于被劝了起来，但情绪依然激动。男警察让女警给她倒了杯水，又详细记录了她在县城的临时住址（她说了妹妹家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最终，刘大芳还是被“劝离”了公安局。走出那栋大楼，炙热的阳光照在她身上，她却感觉不到一丝暖意，只有透心的凉。
程序……证据链……她听不懂这些复杂的词，她只知道，她带来的“铁证”，似乎并没有像她想象的那样，立刻掀起波澜，将张建国绳之以法。
巨大的失落和更深的恐惧，像两条毒蛇，缠绕着她的心。
她在县城妹妹家魂不守舍地住了下来。妹妹看出她有心事，再三追问，刘大芳只是摇头不语。
每一天，她都像是在油锅里煎熬。她不敢出门，害怕遇到张建国或者他派来的人。她每天都要给村里打电话，旁敲侧击地打听消息，但村里风平浪静，没有任何张建国被抓的风声。
县公安局那边，也杳无音信。
等待，成了最残酷的刑罚。
她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是不是错了？是不是太冲动了？县里的警察，会不会也和张建国有牵连？他们是不是在敷衍她？
就在她几乎要被绝望吞噬的时候，事情，突然出现了她意想不到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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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风波再起
刘大芳在妹妹家度日如年的第五天下午，她的手机突然响了。是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
她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颤抖着按下了接听键。
“喂？是刘大芳吗？”电话那头是一个陌生的男声，语气听起来很正式。
“是……是我，你哪位？”
“我是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我姓赵。关于你反映的李进一案，我们有些情况需要再向你了解一下，你现在方便来局里一趟吗？”
刘大芳的心狂跳起来，是公安局！他们联系她了！
“方便！方便！我马上就来！”她连声答应，挂掉电话，手还在不停地抖。
是有了进展吗？是要抓张建国了吗？
她几乎是跑着出了门，再次挤上公交车，赶往县公安局。
这次接待她的，不再是接待窗口的女警，而是直接被带到了二楼的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里，坐着那天那个男领导，还有一个更年轻的、目光锐利的警察，应该就是刚才打电话的赵警官。
“刘大姐，请坐。”男领导示意她坐下，脸色比上次凝重了许多。
刘大芳忐忑地坐下，双手紧紧抓着膝盖。
“我们根据你提供的线索，进行了初步的调查。”赵警官开门见山，“首先，我们对那盘录音磁带进行了技术处理和分析，确认了里面对话的真实性，也确认了对话双方是李进和张建国。”
刘大芳眼睛一亮，充满了期待。
“但是，”赵警官话锋一转，“仅凭这段录音，确实无法直接证明张建国与李进的死亡有直接因果关系。我们传唤了张建国。”
“他怎么说？”刘大芳急切地问。
“他承认和李进因为兽药生意有过争执，也承认说过录音里那些话，但他坚决否认与李进的自杀有关。”赵警官看着刘大芳，“他说，那只是生意上的口角，他以为事情早就过去了。对于李进的死，他表示很意外，也很惋惜。”
“他撒谎！”刘大芳激动地站起来，“他后来还去我家试探我！他心虚！”
“我们调查过，在李进死亡时间段内，张建国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当晚他在镇上的一家麻将馆打麻将，有多人可以作证。”男领导补充道，“所以，从刑事侦查的角度，目前没有证据能指向他直接作案。”
刘大芳像被抽干了力气，瘫坐在椅子上。不在场证明……她怎么就没想到这个？是啊，张建国那种奸猾的人，怎么可能亲自下手？
“难道……难道就这么算了？”她的声音带着哭腔，“我男人就白死了？”
“当然不是。”赵警官语气坚定了一些，“虽然暂时无法追究他导致李进死亡的责任，但他销售伪劣兽药的行为，已经涉嫌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而且根据我们侧面了解，可能不止一批，涉及金额也可能不小。这本身就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我们县局已经决定，对张建国涉嫌销售伪劣兽药一案，进行立案侦查！”
峰回路转！
刘大芳猛地抬起头，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立案侦查！虽然不是因为李进的死，但至少，张建国要被查了！
“真的？”她颤声问。
“真的。”男领导肯定地点点头，“这还要多亏了你提供的录音和日记，成为了关键的突破口。否则，我们很难注意到这条线索。你现在要做的，就是配合我们的调查，同时，注意自身安全。”
“我配合！我一定配合！”刘大芳连连点头，泪水再次涌出，但这次，是带着希望和激动的泪水。
离开公安局时，刘大芳的脚步轻快了许多。天，好像也没那么阴沉了。
然而，她并不知道，一场针对她的风暴，正在悄然酝酿。
就在县公安局对张建国立案侦查的第二天，刘大芳妹妹家的门，被人敲响了。
来的不是警察，而是刘大芳的父亲，刘老栓。
刘老栓的脸色黑得像锅底，一进门，不等刘大芳开口，就劈头盖脸地骂道：“你这个丧门星！你还嫌不够丢人是不是？！谁让你去县里告状的？！”
刘大芳愣住了：“爹……你咋知道了？”
“我咋知道？现在全镇都知道了！说我们家出了个告状精！说李进是因为卖了假药心里有鬼才自杀的！你把他最后那点脸都丢尽了！”刘老栓气得浑身发抖，“张建国刚给我打了电话，话里话外威胁我！说要是把他逼急了，谁也别想好过！你在县里躲清静，你想过家里吗？想过你弟弟妹妹还在镇上过日子吗？”
原来，张建国在县局被询问后，虽然暂时被放回（因侦查需要，未立即采取强制措施），但他立刻嗅到了危险，并且迅速查到了是刘大芳去县里举报的。他不敢直接对付刘大芳，便拐弯抹角地找到了刘老栓，软硬兼施，试图通过家庭压力让刘大芳撤诉或者闭嘴。
“爹！李进是被他逼死的！他卖假药害人！我为什么不能告他？”刘大芳又气又委屈。
“证据呢？啊？警察都说不是他杀的了！你瞎折腾什么？非要闹得全家鸡犬不宁你才甘心？”刘老栓根本不听，他脑子里只有根深蒂固的“息事宁人”和“家丑不可外扬”，“我告诉你，赶紧跟我回去！去跟警察说，那录音是你瞎编的，日记是你伪造的！把事情了了！”
“我不！”刘大芳斩钉截铁地拒绝，眼神是前所未有的坚决，“李进的冤屈不了，我绝不回去！他就是化成灰，我也要给他讨个说法！”
“你……你反了你了！”刘老栓暴怒，扬起手就想打。
刘大芳没有像以前那样躲闪或者屈服，她直接挺地站着，仰着脸，眼神冰冷地看着父亲：“你打！就像当初打李进一样！你把他最后一点念想打没了！现在你再把我打死！看看我们两口子的命，能不能换你一个清净！”
刘老栓的手僵在了半空中。他看着女儿那双酷似死去女婿的、执拗而绝望的眼睛，那里面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令人心悸的光芒。这一巴掌，他最终没能落下去。
“好！好！你翅膀硬了！我管不了你了！”刘老栓气得脸色铁青，跺了跺脚，“从今往后，你不是我刘老栓的闺女！是死是活，跟我没关系！你别连累家里！”
说完，他摔门而去。
刘大芳看着父亲愤怒离去的背影，身体晃了晃，扶住了墙才没有倒下。亲情的背离，像又一记重锤，砸在她早已伤痕累累的心上。
但她没有哭。
她走到窗边，看着楼下父亲骑着三轮车远去的背影，眼神愈发坚定。
她知道，她真的没有退路了。
前有张建国的威胁，后有家庭的决裂。
她只剩下自己，和怀里那份沉甸甸的、用丈夫的生命换来的证据。
还有，那微弱的、却不肯熄灭的，来自县公安局的，那名为“正义”的希望之火。
战斗，才刚刚开始。
而她，已准备好孤身奋战到底。
第十章 深渊回响
父亲摔门而去带来的震动，远比刘大芳预想的要强烈和持久。
那不是简单的父女争吵，而是一种根基的动摇。在她近四十年的人生里，父亲刘老栓代表着权威，代表着这个家不可撼动的支柱，也代表着乡村社会里那套运行已久的、看似坚固的规则。如今，这根支柱在她面前轰然断裂，那些规则也露出了冰冷而残酷的獠牙。
孤立无援的感觉，像冰冷的潮水，瞬间淹没了她。
妹妹显然被父亲的暴怒和决绝吓坏了，看着刘大芳的眼神里充满了担忧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埋怨。妹夫下班回来，听说了事情经过，沉默地抽了很久的烟，最后也只是叹了口气，说：“姐，不是我们不留你，爹那个脾气……你看这事闹的……要不，你先回村里看看？”
潜台词很清楚，这里也不欢迎她了。她成了一个麻烦，一个会带来不安定因素的“告状精”。
刘大芳没有争辩，也没有哭泣。她默默地回到临时居住的小客房，开始收拾自己寥寥无几的行李。那个装着证据和存折的帆布包，始终不离身。
她知道，县城不能再待了。这里没有她的立足之地。
可是，回村吗？
回到那个充满了李进死亡气息的小院？回到那些可能带着同情、但更多是看热闹和非议的乡邻目光中？回到随时可能面对张建国更直接威胁的环境里？
回去，无异于自投罗网，坐以待毙。
但不回去，又能去哪里？天地之大，似乎已经没有她刘大芳的容身之处。
那一刻，她甚至理解了李进最后时刻的绝望。当一个人被家庭、被环境、被看似无法撼动的力量逼到墙角，看不到任何出路时，死亡，似乎真的成了一种解脱。
但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就被她狠狠地掐灭了。
不，她不能死。
李进已经用死亡发出了无声的控诉，她如果也死了，那他的死就真的毫无价值，真相将永远石沉大海。张建国会逍遥法外，继续用他的假药害人。而她和李进，只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又一个“可怜又可悲”的谈资。
她必须活下去。不仅是为了讨回公道，更是为了证明，像她和李进这样的“小人物”，即便被逼到深渊，也还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也还能挣扎着，试图撬动那看似坚固的铁板一股。
第二天一早，刘大芳向妹妹一家告别。妹妹看着她欲言又止，最终还是塞给她两百块钱。刘大芳没有推辞，默默地接了过来，她知道，这可能是她接下来唯一的生活来源。
她没有直接回村，而是在汽车站买了一张前往邻县一个偏远镇子的车票。那里有她一个远房表姨，多年未曾联系，但这是她此刻能想到的、唯一可能暂时收留她的地方。
她需要找一个地方躲起来，舔舐伤口，同时等待县公安局的消息。她像一个被迫转入地下的战士，失去了所有的后方支援，只能依靠自己和对那渺茫希望的坚守。
一路上，她紧紧抱着帆布包，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每一个人。任何一道投向她的目光，都让她心惊肉跳。她总觉得，张建国的眼线无处不在。
颠簸了几乎一整天，在天快黑的时候，她终于找到了那个位于山坳里的、更加贫穷和闭塞的小村庄，找到了表姨家。
表姨是个淳朴的农村老太太，看到她风尘仆仆、面色憔悴的样子，虽然惊讶，但还是热情地收留了她。对于刘大芳含糊其辞的“家里有点事，过来住几天”，表姨没有多问，只是默默地给她收拾出了一间堆放杂物的偏房。
这里的环境比她自己家还要艰苦，但胜在安静、隐蔽。刘大芳稍微安下心来。
安顿下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县公安局那位赵警官打电话。她用的是表姨家的座机。
电话接通了，赵警官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
“赵警官，是我，刘大芳。”
“刘大姐，你好。你现在在哪里？安全吗？”
“我还好，在一个亲戚家。”刘大芳没有透露具体位置，“赵警官，我想问问，张建国那个案子……有进展了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赵警官的声音传来：“刘大姐，调查正在进行中，有些情况比较复杂。张建国很狡猾，我们暂时还没有拿到他销售伪劣兽药的核心账目和仓库地点。他背后可能确实牵扯到一些关系网，调查遇到了一些阻力。”
阻力……关系网……
刘大芳的心又揪紧了。果然，事情不会那么顺利。
“那……那怎么办？”她的声音带着无助。
“你放心，我们不会放弃。只是需要时间，也需要更多确凿的证据。你自己一定要注意安全，尽量不要暴露行踪。张建国那边，我们也在监控，但目前没有发现他有直接对你采取行动的迹象。”
挂了电话，刘大芳坐在偏房的炕沿上，久久没有动弹。
赵警官的话，像是一盆温水，既给了她一丝慰藉（警方没有放弃），又让她感到了更深的寒意（阻力、关系网、需要时间）。
时间，她等得起吗？她带来的那点钱，能支撑多久？躲在这个山村里，真的安全吗？
更重要的是，如果警方因为“阻力”而迟迟无法取得突破，她该怎么办？难道就这样无休止地躲藏和等待下去？
绝望的情绪再次如同野草般滋生。
她拿出李进的日记，一遍又一遍地翻看。那些熟悉的字迹，记录着丈夫生前的挣扎、苦闷、不被理解的坚持，还有……对她和这个家深沉却笨拙的爱意。
当她读到李进记录她生病，他熬夜照顾，并在日记里写下“望她早日康复，这个家不能没有她”时，泪水终于忍不住决堤。
他不是不爱这个家，不是不负责任。他只是用他的方式在努力，只是他的方式，与这个现实的世界，格格不入。
“李进……”她抚摸着日记上的字迹，低声啜泣，“我该怎么办？你告诉我，我到底该怎么办？我一个人……撑得好难……”
空荡的偏房里，只有她的哭声在回荡，无人应答。
然而，哭泣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哭累了，她擦干眼泪，眼神重新变得坚定。
她想起录音里张建国那嚣张的语气，想起父亲决绝的背影，想起赵警官说的“阻力”。
她不能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警方身上。她必须做点什么，为自己，也为李进，争取主动。
可是，她能做什么呢？
她一个农村妇女，要钱没钱，要人脉没人脉，要文化也没多少文化。
她有的，只是那股不认命的狠劲，和手里这两份证据。
一个大胆的，甚至有些疯狂的计划，开始在她脑海中慢慢成形。
张建国不是怕事情闹大吗？不是有“关系网”保护吗？
那她就想办法，把这件事彻底闹大！大到他的“关系网”也捂不住！
她要去找媒体！去找那些专门曝光黑暗、为民请命的记者！
这个念头让她既兴奋又害怕。她知道，这无异于一场赌博，赌赢了，可能柳暗花明；赌输了，可能会激怒张建国和他背后的人，引来更疯狂的报复。
但此刻的她，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了。
她找出那张存着卖猪钱的银行卡，紧紧攥在手里。这钱，原本是打算给孩子读书，或者应付不时之需的。现在，它成了她实现这个疯狂计划的唯一资本。
她需要一台能上网的手机或者电脑，需要找到媒体的联系方式，需要想办法离开这里，去往更大的城市……
前路漫漫，凶险未知。
但刘大芳知道，从她决定不再沉默、不再认命的那一刻起，她就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路。
深渊就在脚下，但她偏要对着深渊，发出自己的呐喊。
哪怕这呐喊声微弱，哪怕可能被深渊吞噬。
她也要试一试。
夜色深沉，山村的夜晚格外寂静，偶尔传来几声狗吠。
刘大芳躺在冰冷的炕上，睁着眼睛，望着窗外稀疏的星光，一夜无眠。
她的心里，已经燃起了一簇新的、更为炽烈的火焰——那是复仇的火焰，也是求生的火焰。
天，快要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