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开始要写诸葛亮平定南中叛乱以及北伐的战役，但是我忘了还有很多要写，为了不在与时间线越离越远。下面我将介绍刘备入蜀以及汉中之战，以及张飞、关羽、赵云、马超四将的点评。
“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陈寿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写下的这段文字，不仅是对东汉末年益州地缘价值与政治格局的精准概括，更埋下了此后刘备集团入主蜀地的历史伏笔。
建安十三年（208），当诸葛亮在隆中的茅庐里为刘备擘画“三分天下”的战略蓝图时，益州这片被群山环绕的富庶之地，便已注定成为各方势力角逐的关键舞台。
而张松与法正这两位身处刘璋阵营的“异类”，则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中，成为了撬动益州命运的重要支点。
一、隆中定策：益州为何成为刘备的“必争之地”
建安十三年的东汉末年，天下早已不是汉家一统的模样。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击败袁绍，又陆续平定北方群雄，此时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成为中原大地无可争议的霸主；
孙权凭借父兄两代人的经营，“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凭借长江天险与江东士族的支持，在东南一隅站稳了脚跟。在诸葛亮看来，这两大势力“诚不可与争锋”“可以为援而不可图”，刘备若想成就霸业，必须另寻出路。
这条出路，便是兼并荆州与益州——两位“同宗”的地盘。荆州牧刘表“外宽内忌，好谋无决”，虽占据“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的战略要地，却“其主不能守”，早已是各方觊觎的对象；
而益州牧刘璋，更是被诸葛亮直接定义为“暗弱”之主，虽坐拥天府之国，却缺乏雄才大略，难以在乱世中保全基业。赤壁之战的胜利，让刘备终于摆脱了“无立锥之地”的困境，顺利掌控荆州南部四郡，此时，向西夺取益州，便成为实现“隆中对”战略的必然一步。
益州的价值，远不止“沃野千里”那么简单。从地理上看，益州以成都平原为核心，东有巫山、南有云贵高原、西有青藏高原、北有秦岭与大巴山，形成了天然的“四塞之国”，易守难攻。
秦末时期，刘邦正是以益州为根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最终击败项羽，建立西汉王朝，这便是诸葛亮口中“高祖因之以成帝业”的历史依据。从经济上看，自李冰修建都江堰后，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
到刘璋统治时期，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在常年战乱的东汉末年，堪称一片“世外桃源”。
可恰恰是这份“安稳”，成为了刘璋的致命弱点。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兼并时代，“保州自守”的策略无异于“坐以待毙”。
自其父刘焉公元188年被任命为益州牧以来，刘氏父子在益州割据已近二十年，却始终没有向外扩张的野心。
刘焉当年“起兵不与天下讨董卓”，只想偏安一隅；刘璋继位后，更是延续了父亲的保守策略，既无整合内部势力的魄力，也无应对外部威胁的远见。
正如后来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言，刘璋“暗弱”，导致益州“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当一个政权无法满足有识之士的抱负，也无法保护百姓的长远利益时，它的崩塌便只是时间问题。
二、益州内外：土着与“东州士”的矛盾漩涡
刘璋统治下的益州，表面平静，实则暗流汹涌。这种暗流的核心，是本土士族与外来势力“东州士”之间的深刻矛盾，而这一矛盾的根源，还要追溯到刘焉入蜀之时。
公元188年，刘焉以“监军使者”的身份出任益州牧，是典型的“空降官员”。彼时的益州，本土士族势力盘根错节，如蜀郡的张氏、犍为的杨氏等，早已在当地经营数代，拥有深厚的人脉与资源。
刘焉初到益州，毫无根基，为了巩固统治，他不得不倚重从外地避乱而来的“东州士”。
所谓“东州士”，主要是指东汉末年从关中“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与南阳郡一带迁入益州的流民与士人，总数有数万家之多。
这些人因家乡战乱被迫西迁，既无本土士族的根基，也无退路，只能紧紧依附于刘焉这位“外来牧守”，成为其统治的核心力量。
为了扶持“东州士”，刘焉采取了一系列打压本土士族的措施。
他甚至不惜制造冤案，借口“图谶”之说，诛杀了益州本土的十余名豪强，以此震慑地方势力。在刘焉的支持下，“东州士”逐渐在益州形成了特权阶层——他们无需承担繁重的赋税，却能占据肥沃的土地；
他们在官场中垄断高位，却对本土士族百般排挤；更有甚者，一些“东州士”子弟凭借权势“专横跋扈，侵暴人民”，欺辱益州土着，却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这种不公平的待遇，逐渐积累了本土士族的不满，也为后来的叛乱埋下了隐患。
刘焉去世后，刘璋继位，他既没有父亲的狠辣手段，也缺乏整合各方势力的智慧，只能在“东州士”与本土士族之间勉强维持平衡。
公元201年，益州本土士族终于爆发了大规模叛乱——以赵韪为首的蜀郡豪强，联合犍为、巴郡等地的土着势力，起兵反抗刘璋。
这场叛乱声势浩大，一度逼近成都，刘璋最终依靠“东州士”的全力支持才平定叛乱。经此一役，刘璋对“东州士”更加依赖，也对本土士族更加猜忌，却又不得不对那些桀骜不驯的豪强“迁就放纵”。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汉安（今四川省内江市西）豪强的跋扈。当时汉安有一位豪强县吏，凭借家族势力在当地为非作歹，甚至要求刘璋将汉安从县升格为郡——要知道，汉安当时的人口不过五十户，别说置郡，就连置县都显得规模过小。
可就是这样一个荒唐的要求，刘璋居然答应了。此事传开后，益州各地“民心离散，怨声四起”，本土士族对刘璋彻底失望，而“东州士”中那些有抱负的人，也看出刘璋“不足与有为”，开始寻找新的出路。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松与法正这两个身份截然不同的人，走到了一起。张松是蜀郡成都人，出身益州本土士族，时任益州别驾，是刘璋帐下的核心官员之一。
他“为人短小，放荡不治节操”，却“有才干，识达精果”，自视甚高，早已不满刘璋的昏庸。法正则是“东州士”的代表，他的祖父法真曾是东汉末年的名士，父亲法衍曾任司徒掾，家世显赫。
公元189年，关中战乱爆发，法正与好友孟达一同避乱入蜀，投奔刘璋。可在益州的十余年里，法正始终得不到重用——他先是长期担任无名小官，直到很久以后才被任命为新都令，后来又因“品行为人诟病”（实则是受到本土士族的排挤），被调任为有名无实的军议校尉。
一个是怀才不遇的本土精英，一个是郁郁不得志的外来士人，两人虽出身不同，却有着共同的不满：不满刘璋的“暗弱”，不满益州的停滞，更不满自己的才华无法施展。
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的那样，“益州别驾张松与（法）正善，自负其才，忖（刘）璋不足与有为，常窃叹息”——在无数个深夜的叹息中，他们心中早已埋下了“另寻明主”的种子。
三、降曹之路：张松的碰壁与曹操的傲慢
当张松与法正暗中谋划未来时，第一个映入他们眼帘的“明主”，是曹操。
建安十三年（208）秋七月，曹操亲率大军南征荆州，这一消息传到益州，让刘璋陷入了极度的恐慌。
荆州与益州接壤，一旦曹操占领荆州，下一步必然会图谋益州。刘璋深知自己无力与曹操抗衡，便急忙派遣使者前往荆州，向曹操“致敬”，表示愿意顺从朝廷（实则是顺从曹操）。可没过多久，荆州牧刘表病逝，其子刘琮不战而降，曹操顺利占领荆州北部，与益州直接接壤。这下，刘璋更加恐慌，他意识到必须派出更重要的使者，与曹操建立更稳固的关系，于是，他选中了时任益州别驾的张松。
刘璋之所以选择张松，一是因为张松是益州本土士族的代表，派他出使，能向曹操展示益州内部的团结；二是因为张松“有辩才”，善于言辞，有望说服曹操重视益州。
而张松本人，也对这次出使抱有极大的期待——在他看来，曹操是当时天下最强大的势力，若能投靠曹操，不仅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也能为益州找到一条“安全之路”。
出发前，张松甚至暗中绘制了益州的详细地图，标注了山川地形、关隘要塞、郡县分布，准备将这份“投名状”献给曹操。
可张松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满腔热情，最终换来的却是曹操的冷漠与傲慢。当时的曹操，刚刚占领荆州，收降了刘琮的数万大军，又在当阳长坂坡击败了刘备，正意气风发，认为“天下一统大业即将完成”。
在他眼中，小小的益州不过是囊中之物，根本无需重视；而张松“为人短小”，相貌平平，更让以貌取人的曹操心生厌恶。
据《三国志》记载，曹操见到张松后，“不为礼”，既没有给予应有的礼遇，也没有认真听取他关于益州的建议，甚至连官职都没有授予他。
《三国演义》中对这段情节的演绎，虽有小说家言的成分，却也贴合历史的底色：
张松本想主动献上益州地图，可看到曹操态度傲慢，便故意在曹操面前背诵《孟德新书》，并讥讽曹操“此书吾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诵，何为新书？”，气得曹操当场烧毁了自己的着作。
虽然正史中并无“献地图”与“背新书”的细节，但张松因曹操的怠慢而心生怨恨，却是不争的事实。
出使归来后，张松对曹操的不满溢于言表。他在刘璋面前大骂曹操“奸雄”，称其“骄傲自大，必败无疑”，并极力劝说刘璋与曹操断绝关系。
他对刘璋说：
“曹公虽强，然其志在吞并天下，若一旦来攻益州，我等必无还手之力。不如与曹操断绝往来，另寻盟友。”
刘璋本就对曹操心存畏惧，听了张松的话后，便彻底放弃了投靠曹操的想法，降曹之路就此断绝。
张松的碰壁，看似是个人遭遇的偶然，实则是曹操战略失误的必然。当时的曹操，若能善待张松，不仅能轻松获取益州的虚实，甚至可能不费一兵一卒就收服益州，从而提前实现天下一统的目标。
可他的傲慢，不仅错失了张松这个“内应”，更将益州的有识之士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不久之后，张松便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位潜在的“明主”，而这位“明主”，正是曹操的老对手刘备。
四、引刘入川：张松、法正的“惊天赌局”
降曹之路断绝后，刘璋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曹操的威胁并未消失，一旦曹操平定江东，必然会西征益州；
另一方面，益州内部矛盾重重，仅凭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应对外部威胁。就在刘璋焦头烂额之际，张松向他提出了一个看似“完美”的建议——联合刘备。
张松对刘璋说：
“刘备与明公同为汉室宗亲，有‘同宗之谊’，且素有仁义之名，更与曹操有深仇大恨。若能邀请刘备入川，让他协助我们讨伐张鲁，占据汉中，那么即便曹操来攻，我们也有汉中作为屏障，可保益州无虞。”
这番话，正好击中了刘璋的痛点——张鲁是当时盘踞在汉中的军阀，与刘璋素有仇怨（张鲁的母亲曾因与刘焉私通而得势，后来张鲁背叛刘璋，割据汉中），一直是益州北部的威胁。刘璋早就想消灭张鲁，却苦于兵力不足，张松的建议，让他看到了希望。
可刘璋不知道的是，这看似“完美”的建议，实则是张松与法正精心设计的“惊天赌局”——他们真正的目的，不是让刘备帮助刘璋讨伐张鲁，而是让刘备取代刘璋，成为益州的新主人。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张松首先说服刘璋派遣法正出使荆州，与刘备建立联系。法正一开始还“假意推辞”，表现出不愿前往的样子，实则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
当他抵达荆州后，刘备对他表现出了极高的礼遇——不仅亲自出城迎接，还与他“终日谈论，甚为投机”，既询问益州的风土人情，也探讨天下大势。
刘备的“雄才大略”与“人格魅力”，让法正深受感动，他意识到，刘备才是自己一直在寻找的“明主”。
出使归来后，法正立刻找到张松，兴奋地对他说：
“刘备有霸王之姿，必能成就大业，若能奉他为主，我等必能施展才华，益州也能免于战乱之苦。”
两人一拍即合，当即秘密达成共识：由张松在益州内部充当“内应”，收集益州的军政情报，绘制山川地图；由法正负责与刘备联络，传递情报，制定入川计划。他们甚至约定，一旦刘备入川，便里应外合，协助刘备夺取益州。
建安十六年（211），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年，曹操发动西征，目标是平定关中的韩遂、马超等军阀，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汉中的张鲁。
消息传到益州，刘璋再次陷入恐慌，他担心曹操会先夺取汉中，再以汉中为跳板进攻益州，于是急忙采纳张松的建议，派遣法正与孟达率领四千兵士，前往荆州邀请刘备入川。
法正抵达荆州后，不仅向刘备转交了刘璋的邀请函，还私下献上了早已准备好的益州地图。他对刘备说：
“以明将军之英才，乘刘璋之懦弱，加之张松为内应，夺取益州易如反掌。益州沃野千里，户口百万，若能据有此地，再联合荆州，便可成就霸业，一统天下。”刘备心中早已对益州志在必得，法正的建议，正好与他的战略构想不谋而合。于是，刘备当即决定：留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人镇守荆州，自己亲率庞统、黄忠、魏延等将领，率领一万余名步骑兵，随法正入川。
建安十六年十月，刘备率领大军溯江而上，抵达涪城（今四川绵阳），刘璋亲自率领三万余人前来迎接。
两人在涪城举行了盛大的酒宴，表面上“情同手足”——刘璋推荐刘备为大司马、领司隶校尉，承认刘备的朝廷官职；
刘备则推荐刘璋为镇西大将军、领益州牧，继续承认刘璋在益州的统治地位。
可在酒宴的背后，双方的心思早已截然不同：刘璋以为刘备是来帮助自己讨伐张鲁的“盟友”，而刘备与张松、法正则在暗中谋划着如何夺取益州。
酒宴期间，张松曾暗中写信给法正，建议他劝说刘备与庞统，在酒宴上袭杀刘璋，一举夺取益州。
庞统也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劝说刘备趁机行动。
可刘备却拒绝了这个建议，他说：“我初入益州，恩信未着，若此时袭杀刘璋，必失益州民心，日后难以立足。”刘备的谨慎，并非没有道理——他深知，夺取益州不仅要靠武力，更要靠民心，若想长期统治益州，必须得到本土士族与“东州士”的支持，而贸然袭杀刘璋，只会让自己陷入“不义”的境地。
于是，刘备与刘璋在涪城欢宴百余日后，便率领大军北上，前往葭萌关（今四川广元），名义上是准备讨伐张鲁，实则是在暗中积蓄力量，观察益州的局势。
而张松与法正则留在成都，继续为刘备收集情报，联络不满刘璋的官员，为刘备日后夺取益州做准备。
此时的刘璋，还沉浸在“联合刘备保益州”的幻想中，他不仅为刘备提供了充足的粮草与军械，还命令益州各地的官员听从刘备的调遣。
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亲手打开的“益州大门”，迎来的不是拯救益州的“盟友”，而是终结自己统治的“对手”；
他更不会想到，张松与法正这两位自己信任的官员，早已成为了刘备的“内应”，将益州的命运，推向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五、历史的必然：益州易主背后的深层逻辑
张松与法正引刘备入川，历来被后世视为“卖主求荣”的行为，甚至有人指责他们“吃里爬外”，破坏了益州的安稳。
可如果我们跳出道德批判的框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益州的易主，实则是时代的必然——它不仅是刘备集团实现“隆中对”战略的关键一步，更是益州摆脱“暗弱”统治、走向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
从刘璋的角度来看，他的“暗弱”注定了他无法在乱世中保全益州。他既没有整合内部势力的能力，无法化解本土士族与“东州士”的矛盾；也没有应对外部威胁的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