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紫禁城,文华殿。
今日的小朝会,气氛格外凝重。山东之事,已成为朝堂上绕不开的焦点。
新任首辅薛国观,面色沉静,眼神却锐利。他此前一直隐忍不发,暗中收集证据,联络各方对王小伟不满的势力,今日,终于图穷匕见。
“陛下!”薛国观出班,手持玉笏,声音沉痛,“山东总督王承渊,自赴任以来,虽有小绩,然其行事乖张,跋扈专权,已至人神共愤之地步!”
他历数王小伟“罪状”:“其一,假借清丈,肆意扩权,廉政司形同锦衣卫,罗织罪名,擅杀士绅,抄没家产,致使山东士林震荡,民心不安!其二,广蓄私兵,其所谓‘新军’,只知有督师,不知有朝廷,军械粮饷皆由其私相授受,形同藩镇!其三,操持商贾,与民争利,所谓‘厘金’,实为盘剥,其名下工坊,垄断暴利,不知充盈了谁家府库?其四,结交江湖匪类,其军情司人员复杂,多有来历不明者,恐藏祸心!”
薛国观言辞恳切,仿佛字字句句皆为社稷担忧:“陛下!王承渊虽有小才,然其心难测!长此以往,山东非国家之山东,乃王承渊之山东矣!臣恳请陛下,即刻下旨,召王承渊回京述职,另派重臣前往山东,核查其所为,以安天下士民之心!”
此言一出,立刻得到众多御史言官和部分东林党人的附和。奏章如雪片般飞向御案,几乎要将王小伟淹没。
龙椅上,崇祯皇帝面色阴沉,手指紧紧抓着扶手。薛国观的话,句句戳在他最敏感、最多疑的神经上——权臣、藩镇、私兵、钱财!
就在殿内舆论几乎一边倒之时,一个清朗却坚定的声音响起:
“陛下!臣以为,薛首辅所言,乃一面之词,危言耸听,不足为信!”
众人看去,竟是礼部右侍郎、东林干将,与王小伟并无深交,甚至因其“幸进”而有些轻视的钱士升!
钱士升出班,对着崇祯和薛国观拱了拱手,不卑不亢:“陛下,王督师在山东所为,虽有操切之处,然其心可鉴!清丈田亩,乃为朝廷聚财,整顿卫所,乃为强军御虏!山东去岁惨遭兵燹,非雷霆手段不足以震慑宵小,恢复秩序!其所杀所抄,皆为罪证确凿之劣绅蠹吏,何来‘擅杀’之说?至于新军、商贾,更是为国练兵、为国聚财之权宜之计!若无王督师,山东恐早已糜烂,何来今日之安稳,新增之税赋?”
钱士升并非完全认同王小伟,但他更厌恶薛国观一党的争权夺利和不顾大局。他看重的是王小伟确实在做实事,在对抗虏寇,在为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续命。作为有责任感的官员,他必须站出来说句公道话。
“钱侍郎此言差矣!”薛国观立刻反驳,“权宜之计?只怕尾大不掉!如今山东大小事务,皆决于王承渊一人之手,抚按形同虚设,此岂人臣之道?”
“若非王督师雷厉风行,山东抚按若能尽职,何须陛下遣钦差总督?”钱士升毫不相让。
双方各执一词,殿上顿时争论不休。支持王小伟的官员虽少,但如钱士升等清流发言,也颇具分量。反对者则人多势众,言辞激烈。
崇祯听着下面的争吵,心头烦躁更甚。他知道双方都有道理,但他更需要的是权衡。
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的曹化淳,忽然轻声开口:“皇爷,老奴收到一些山东来的消息,不知当讲不当讲。”
崇祯瞥了他一眼:“讲。”
曹化淳慢条斯理地说:“王督师在山东,确乎杀了些人,也得罪了不少人。不过,据东厂番子所查,所杀之人,确乎罪有应得。而且……山东今年的夏税,已然足额解送京师,还额外多出了十五万两‘平叛清丈’所得银。听说,登莱水师前几日还打了一场胜仗,剿灭了一股为患多年的海匪。”
曹化淳的话,看似平淡,却瞬间压过了殿内的争吵声。
薛国观脸色微变。曹化淳的态度暧昧,但点出的“税银”和“胜仗”,却是实打实的功绩,正好反驳了他“民心不安”、“徒耗钱粮”的指控。
崇祯的眼睛猛地亮了一下。十五万两银子!还有水师胜仗!这才是他最需要的东西!空虚的国库,频传的败绩,早已让他焦头烂额。王小伟能搞来钱,能打胜仗,这就是最大的忠心和能力!
至于专权?只要还能控制,只要还能为自己所用,专权有时反而是效率的保证。
殿内一片寂静,所有人都看着皇帝。
崇祯深吸一口气,缓缓开口,声音恢复了帝王的冷静:“王承渊在山东,行事或有急切之处。然其忠心体国,勇于任事,开源理财,整军靖海,功绩斐然。朝中诸臣,当以其为楷模,实心用事,为君分忧,而非空言攻讦,掣肘实务。”
他看向薛国观,语气加重:“清丈之事,关乎国计,当继续推行。然薛阁老所虑,亦不为无因。着内阁拟旨,申饬山东抚按官员,当尽心辅佐王承渊,不得推诿掣肘,亦需体察民情,及时禀报。钦此。”
这道旨意,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既肯定了王小伟,也稍稍安抚了反对派,实则将皮球又踢回了山东,要求地方官员“辅佐”和“禀报”,暗含监督之意。
但无论如何,王小伟又一次有惊无险地度过了朝堂的惊涛骇浪。薛国观面色铁青,他知道,这一次,他没能扳倒王小伟,反而让皇帝更看清了王小伟的“价值”。
朝堂之争暂告段落,但暗地里的较量,必将更加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