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寒风卷过辽东的山峦，吹得枯草起伏，发出呜呜的声响。抚顺关，这座曾经的大明边陲重镇，如今像一座被遗弃的孤岛，沉默地矗立在逐渐凋零的旷野中。
关墙上，稀稀拉拉地站着一些后金守军，但旗帜歪斜，士气低落。他们早已得知沈阳陷落、大汗重伤北窜的消息，留守于此，更多是出于惯性而非战意。关墙之下，明军的先锋部队——主要是曹文诏率领的骑兵和一部分车营——已经列开阵势，黑压压的一片，沉默中带着巨大的压力。没有激烈的攻城战，双方陷入一种诡异的对峙。
一辆装饰简朴却带着皇家标识的马车在精锐骑兵的护卫下，来到军阵之前。车帘掀开，下来的并非戎装武将，而是身着三品孔雀补子文官袍服的辽东巡抚袁崇焕。他是奉熊廷弼之命，前来负责接收抚顺关及周边地区。
袁崇焕没有佩剑，只带着几名属官和一队手持节旗的仪仗。他缓步走向关墙，在一箭之地外停住，朗声道：“关上守将听真！我乃大明辽东巡抚袁崇焕！沈阳已复，尔主北遁，天命已归大明！抚顺本乃汉家故土，岂容尔等久踞？今本抚奉熊经略将令，前来接收关防！若肯开关纳降，保尔等性命无虞，亦可酌情安置。若负隅顽抗，天兵一至，玉石俱焚！”
他的声音洪亮，在秋风中传得很远。关墙上一阵骚动，几个军官模样的人探头探脑，交头接耳。
良久，关门发出沉重的吱呀声，缓缓打开一条缝隙。一个穿着旧明军千总服饰、却剃了金钱鼠尾的汉人降将，战战兢兢地走了出来，身后跟着几个包衣奴才，捧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抚顺关的印信和兵符册簿。
“罪…罪将王世忠，叩…叩见巡抚大人！”那降将扑通跪倒在地，声音颤抖，“我等愿降！只求大人开恩，饶我等性命！”
袁崇焕面色冷峻，示意属官上前接收印信，验看无误后，才缓缓开口：“既愿归顺，便是我大明子民。起来吧。令关上守军，即刻解除武装，出关听候整编。所有旗人（女真）兵丁，另行看管。”
没有欢呼，没有战斗，抚顺关就这样兵不血刃地回到了大明手中。然而，袁崇焕看着那些垂头丧气走出关门的降兵，看着关内破败的景象和远处苍茫的群山，心中并无多少喜悦。接收一座空关容易，但要真正消化这片土地，清除建奴的影响，重建防御，安抚或甄别那些降人、难民，才是真正艰巨的任务。关外，就是努尔哈赤的老巢赫图阿拉，谁都知道，那头受伤的老虎，绝不会甘心失败。
月港，郑芝龙私宅深处一间隐秘的密室。厚重的绒毯吸收了脚步声，空气中混合着雪茄的烟味和咖啡的奇特香气。郑芝龙大马金刀地坐在主位，他的对面，是两位不速之客——荷兰东印度公司驻澎湖的代表范·德·勃尔格和他的通译。
“郑将军，”勃尔格用生硬的汉语说道，语气带着一丝欧洲商人特有的傲慢与谨慎，“您在澎料罗湾的‘壮举’，我们印象深刻。但如今明朝在北方的胜利，似乎改变了游戏的格局。我们想知道，您之前的承诺，是否还能作数？”
郑芝龙独眼眯着，把玩着一支精美的象牙烟嘴，嘿嘿一笑：“勃尔格先生，明朝赢了北边，不等于就能管得了南边的海。这海上的规矩，以前是我郑芝龙定的，现在，以后，还是我郑芝龙说了算！”
他话锋一转，带着威胁：“倒是你们，占着澎湖，又和大员（台湾）的土番搅在一起，是真不把我大明、不把我郑某放在眼里了？信不信我明天就派两百条船，把澎湖给你们踏平了？”
勃尔格脸色微变，强自镇定：“将军息怒。我们无意与您为敌。澎湖只是暂时的贸易点…我们真正感兴趣的，是稳定的、不受明朝官府干扰的对日、对大明贸易。如果将军能保证这一点，并且允许我们的商船在您的势力范围内安全通行、停靠补给，我们愿意支付合理的…‘护航费’，并且，在必要时，可以提供一些…嗯…技术上的帮助，比如造船、铸炮…”
郑芝龙心中冷笑，这些红毛鬼，无非是想利用自己对抗明朝海禁，同时又垂涎自己的势力网。但他面上不动声色：“护航费？好说。技术？也好说。但你们得先拿出诚意来。澎湖，必须撤！大员那边，也不准再扩张！以后所有经过这边的西洋船，都得挂我郑家的令旗，按我的规矩来！答应这些，咱们再谈别的。”
谈判在看似友好实则剑拔弩张的气氛中进行着。郑芝龙既要借助荷兰人的力量和技术增强自身，又要严防他们反客为主。而勃尔格则想利用郑芝龙作为突破口，同时又对这个难以掌控的中国海盗头子充满戒心。一场基于利益而非信义的脆弱联盟，正在这密室里艰难地酝酿。郑芝龙不知道的是，他对荷兰人技术的渴望，恰恰与远在北方海湾中王承恩的努力，形成了一种微妙而危险的竞赛。
京师，工部衙门。一场关于匠户管理新章程的辩论正在进行，但与之前的激烈反对不同，此次气氛严肃了许多。定王朱由检和杨涟的调查结果，尤其是胡八一那番肺腑之言，起到了关键作用。
新任工部尚书（原尚书因匠户风波被问责去职）拿出了一份由皇帝朱批同意、孙传庭和杨涟等人参与拟定的《匠作功绩考核与酬赏新则》草案。 新则的核心，是引入了一套量化的“功绩点”制度。工匠依据其技术等级（由老师傅和官员共同评定）、完成工作的数量、质量（尤其强调“实名追溯”下的良品率）、以及是否有创新改进，来获得相应的“功绩点”。 功绩点直接与月饷、赏银挂钩，甚至可以累积到一定点数后，用于申请“脱籍”（即后代不再世袭匠户身份）、或换取子弟入官学读书的机会、或优先获得田地赏赐。 同时，新则也规定了严格的监督和惩罚措施，对克扣功绩点、考核不公的官吏，处罚极其严厉。
草案宣读完毕，堂下一片寂静。许多保守派官员脸色难看，却不再像以往那样直接反对。皇帝的态度、辽东的战事需求、以及之前的风波，都让他们意识到，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位老侍郎颤巍巍地开口：“尚书大人，此法…是否过于…急进了？脱籍、入学，此乃士子之途，若匠人皆可如此，恐动摇国本…” 新任尚书沉声道：“陛下有旨：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法。辽东将士浴血奋战，所需军械皆赖工匠之手。若不能使其安心效力，何谈国本？此新则，先在京师兵仗局和凤凰城兵仗局试行，待成效显着，再行推广。此事，无需再议！” 皇权的高压和现实的需求，终于强行推动着这项触及根本的制度变革。消息传到兵仗局，工匠们奔走相告，欢呼雀跃。胡八一拿着那份抄录下来的新则条文，手都在发抖，他看不懂所有字，但听人念懂了意思。 “有盼头了…孩子们…有盼头了！”他老泪纵横。这套看似冰冷的“功绩点”制度，却为他们这些世代被视为贱役的人，打开了一扇通往尊严和希望的窄门。
紫禁城，文华殿侧殿。朱由检、柳文耀、李自成、张献忠四人面前，又摆上了一道新的“考题”。 这是一份来自辽东的紧急文书抄件：大量原被建奴掳掠为奴的汉民、以及从更北方逃难来的蒙古部落、甚至还有一些不堪努尔哈赤压榨的女真贫民，在明军收复辽沈后，纷纷涌来，乞求安置。人数已达数万之众，且每日都在增加。如何安置这些人？如何甄别其中是否有奸细？如何防止疫病流行？如何筹措粮食过冬？ 这是一个极其现实和棘手的难题。 朱常洛没有给出任何指示，只是让四个少年各自思考，提出解决方略。 朱由检眉头紧锁，翻阅着户部关于粮储的旧例，试图从故纸堆里找到依据：“当按流民旧例，设粥厂赈济，搭建临时窝棚，并由官府登记造册，仔细甄别…” 小石头却想到的是军事：“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容易生乱！得派兵看着！青壮的可挑出来修城墙、运粮草，给他们饭吃，也算以工代赈！有手艺的匠人优先选用！” 李自成撇撇嘴：“官府哪来那么多粮食白养人？要我说，就把那些没人种的地分给他们种！谁种谁收，官府头一年少收点税就行！再不行，挑些身强力壮的补入军户！” 张献忠眼珠一转，出了个馊主意：“要俺看，里面肯定有鞑子细作！全抓起来审！审不出来就赶回关外去！让他们自己狗咬狗！省得浪费粮食！” 四种截然不同的思路，体现了他们不同的出身、经历和性格：朱由检的循规蹈矩，小石头的实用主义，李自成的底层经验，张献忠的粗暴简单。 他们的条陈被呈送御前。朱常洛看后，未置可否，只是对王安淡淡道：“传给孙先生和袁崇焕看看吧。让他们也看看，大明的未来，都在想些什么。”这些稚嫩甚至荒谬的想法，同样是帝国需要面对的真实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