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舅舅这一走，我和外婆像是从一块大石头底下，好不容易爬出来半边身子，能喘口匀乎气了。
外婆有时候会望着山外头发呆，嘴里念叨：“老二那个脾气啊，随根儿，像他爹，一点就着，炮仗似的……唉，出去也好，出去闯闯，磨磨性子，兴许能好点……”
她生了四五个孩子，大舅舅脾气温吞，对人厚道，可惜命短。我妈呢，不急不躁，能忍。小姨金秀，脾气活泛，爱说爱笑。就数这二舅舅，脾气最坏，一点不顺心就炸毛，从小到大，没少让外婆操心。
可现在，他总算走了。
院子里没了二舅舅雷霆似的骂声和摔打东西的动静，一下子清静了好多，连空气好像都没那么紧了。幺舅妈虽然还是那副刻薄相，说话阴阳怪气，但至少不会动不动就抄家伙打人。幺舅舅依旧是闷葫芦，一天到晚吭不了几声，但也不会主动来找我们麻烦。
我和外婆，像是终于得了片刻安宁，虽然这安宁，是用更沉的活儿换来的。
天不亮，鸡叫头遍，外婆就轻手轻脚地把我推醒。“萍萍，起了。”
我们俩窸窸窣窣地爬起来，趁着幺舅妈他们还没醒，赶紧生火煮猪食。灶洞里火光跳跃，映着外婆苍老疲惫的脸，但她的眼神里，没了之前那种时刻提心吊胆的惊惶。
煮好猪食，喂了猪，天边才刚泛起鱼肚白。我们揣上几个昨晚剩下的冷红薯，扛上锄头、背篓，就往后山菜地走。
外婆年纪大了，腰不好，挥一会儿锄头就得直起身捶捶后腰，喘口气。我就抢着多干点。“外婆，你歇着，我来。”
菜地里的土被我们一锄头一锄头地翻开，种上白菜、萝卜、南瓜秧。外婆说，多种点菜，秋天就能多吃几口，说不定还能腌点酸菜过年。
打完菜地的垄，又忙着去打猪草。山上的草深，露水重，我们的裤腿和布鞋很快就被打湿了，冰凉地贴在皮肤上。但心里是松快的，没人会在后面催命似的骂，也没人会因为我们手脚慢一点就甩脸子。
砍柴是最累的。山里的杂树棍子硬，得使大力气才能砍断。我的手心磨出了好几个水泡，一碰就疼。外婆看着心疼，把她用了很多年、磨得光滑的柴刀把子换给我，她自己用那柄硌手的旧刀。
挑水也是个重活。溪沟离得远，路又陡又滑。我和外婆抬着一根木棍，中间挂着水桶，一步一步颤巍巍地往家挪。水桶晃荡，溅出来的水花打湿了本就泥泞的小路。外婆在前，我在后，我看着外婆佝偻的背影，花白的头发被汗湿了，贴在额头上，心里又酸又暖。酸的是外婆这么大年纪还要受这累，暖的是，至少现在，我们是互相依靠着，没人欺负我们。
一天下来，累得浑身像散了架，骨头缝里都透着酸疼。晚上喝那照得见人影的糊糊时，手抖得几乎端不住碗。但心里是踏实的。我们用自己的力气，把这个破败、穷困的家，一点点收拾得有了点样子。猪圈里的猪喂得饱饱的，哼哼唧唧；菜地里的秧苗绿油油的，一天一个样；柴垛堆得高高的，够烧好些天；水缸也总是满的。
幺舅妈看着我们忙里忙外，虽然还是没啥好脸色，但至少不像二舅舅在时那样，动不动就指桑骂槐。她顶多就是撇撇嘴，说两句：“哟，今天这猪草打得还挺多。”“柴火砍得够不够细啊？别塞不进灶洞。”
幺舅舅依旧是老样子，蹲在墙角抽烟，看着我们忙活，偶尔会闷声说一句：“妈，歇会儿吧。”或者对幺舅妈说：“锅里糊糊多留点底。”
日子好像就这么一点点往前挪，虽然苦，虽然累，但没了那份提心吊胆的害怕，苦和累好像也能咬牙扛住了。
只是，有一件事，像藏在头发里的虱子，偷偷地咬人，让人又痒又难受，还难以启齿。
我和大表妹小长艳、二表妹小长英的头发，都快成鸟窝了。
自从来到幺舅舅家，两三个月了，我们仨，一次头都没正经洗过。每天天不亮就慌慌张张爬起来，跟着外婆忙里忙外，累得晚上倒头就睡，哪里还顾得上梳头洗头？头发早就打了结，油腻腻地绞在一起，梳子都插不进去。
最开始只是觉得头皮痒，忍不住用手去挠。后来痒得越来越厉害，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总觉得有什么小东西在头皮上爬。白天干活时也忍不住总想挠头。
有一天，幺舅妈离我近了点，突然皱着眉头往后一退，嫌弃地用手在鼻子前扇了扇：“你头上啥味儿？咋那么痒？老是挠啥？”
我脸一红，赶紧把手放下，不敢吭声。
又过了几天，有一次我低头在灶洞前吹火，火星子溅出来，差点烧着头发。幺舅妈正好看见，骂了一句：“头低那么下做啥子？头发都快燎了！一股味儿！”
她说着，无意中瞥了一眼我的头顶，突然“咦”了一声，凑近了些，猛地伸手拨开我打结的头发，仔细看了一眼，立刻像被烫到一样缩回手，脸上露出极其厌恶的表情：“我的妈呀！长虱子了！这么多虱子蛋！白花花一片！恶心死了！”
我吓得浑身一僵，头皮更痒了，好像有无数小虫子在爬。
幺舅妈赶紧跑到一边，使劲拍打着自己的衣服，好像虱子会跳到她身上一样。她冲着屋里喊：“小长艳！小长英！过来！你俩过来！”
小长艳愣愣地走过来，小长英也磨磨蹭蹭地跟过来。
幺舅妈皱着眉头，粗鲁地扒开她俩的头发一看，立刻叫得更响了：“哎呀！我的天老爷！你俩也有！一脑袋！全是！这日子没法过了！一窝子的虱子婆！”
她气得直跺脚，指着我们三个骂：“都是讨债鬼！脏死啦！怪不得一天到晚挠头！传染得满屋子都是！这还让人咋待！”
外婆闻声从外面进来，一听这话，脸色也变了。她赶紧走过来，小心翼翼地拨开我的头发看了看，又看了看小长艳和小长英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嘴唇哆嗦着，喃喃道：“咋……咋就长这么多了……怪我……都怪我……没顾上……”
幺舅妈没好气地哼了一声：“光说有啥用？赶紧想法子弄掉啊！看着就膈应人！传给我和小红咋办？”
外婆连连点头，声音带着哀求：“弄，弄，我想法子……有猪苦胆不？听说用猪苦胆水洗管用……或者……或者烟叶子水……”
“上哪儿弄猪苦胆去？烟叶子倒是有，你自己弄去！别碰我的东西！”幺舅妈嫌弃地摆摆手，又警告道，“弄干净点！弄不干净，就别上桌吃饭！看着就吃不下！”
她说完，扭身就进屋了，好像我们是什么瘟疫。
外婆站在原地，看着我们三个顶着乱糟糟、爬满虱子蛋的脑袋，愁得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她叹口气，对我们说：“莫怕，莫怕，外婆想法子。”
可法子哪那么容易想。猪苦胆是没有的。烟叶子，幺舅妈看得紧，说是幺舅舅的，不让动。外婆只好去求隔壁邻居家要了一小把陈年的、都快碎成渣的烟叶子末，如获至宝地拿回来。
晚上，她烧了热水，把烟叶子末泡进去，等水变成黄褐色，晾凉了，才把我们叫过来，一个个给我们洗头。
水很烫，烟叶子的味道又呛又辣，熏得眼睛直流泪。外婆的手很轻，一点点帮我们揉搓着打结的头发，想把那些白花花、紧紧粘在头发丝上的虱子蛋（学名叫虮子）捋下来。但那些小东西粘得太牢了，根本弄不掉。虱子倒是淹死了一些，浮在水面上，看得人头皮发麻。
洗了好几遍，水都换了好几盆，头发还是痒。那些虮子依然顽固地趴在头发上。
外婆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看着我们，又着急又无奈：“这……这咋弄不干净啊……”
幺舅妈出来倒水，看了一眼，撇撇嘴：“这顶啥用？得用篦子！密密齿的篦子梳！还得用煤油！煤油一抹，虱子憋死，虮子也好梳下来！”
可篦子家里没有，煤油更是金贵的东西，点灯都舍不得，哪能给我们抹头发？
这事儿就这么搁置了。幺舅妈除了更嫌弃我们，时不时骂几句“虱子婆”，也不真管。外婆干完一天的沉重活计，累得手都抬不起来，也没力气再给我们折腾头发。
我们仨，依旧顶着一头的虱子和虮子。痒得受不了了，就互相看看，偷偷背过身去使劲挠几下，挠得头皮发红，甚至挠出血道子。
最让我心里不是滋味的，是小长艳和小长英。
她俩被幺舅妈安排去捡柴火，这活在山里算是最轻省的了。一人一个小背兜，吃了午饭才出门，天擦黑回来。可每次回来，那背兜底都铺不满。
幺舅妈看见了，也就是撇撇嘴，不痛不痒地骂一句：“两个打短命的！一天到晚就知道疯玩！背兜都捡不满！吃白食的！”
小长英皮实，嘻嘻哈哈就混过去了。小长艳愣愣的，也没啥反应。
她们的日子，好像并没因为这一头虱子有什么改变，照样该玩就玩，该闹就闹。
可我呢？我和外婆每天起早贪黑，干最累最脏的活儿，却同样顶着一头虱子，同样被嫌弃。外婆还要因为没法给我们弄干净而自责。
有时候，我看着小长英疯跑过后散乱的、同样爬满虮子的头发，心里会冒出一丝说不清的滋味。好像……好像同样都是虱子婆，她们的虱子就轻飘飘的，骂两句就过去了。而我的虱子，就罪加一等，连带着外婆都要挨白眼。
但这念头也就是一闪而过。很快就被更沉重的活儿压下去了。痒就痒吧，虱子就虱子吧，比起挨打受骂，比起饿肚子，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至少，现在没人打我们了，没人天天骂外婆“孤外婆”了。
我和外婆互相靠着，像石缝里两棵苦苦挣扎的草，被生活的重压和贫穷的虱子啃咬着，却还是拼命地往下扎根，往上探头，盼着哪天，能见到一点点真正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