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宴的喧嚣渐渐落下，杯盘狼藉。爸妈开始跟着寨子里帮忙的人一起收拾碗筷，擦桌子，扫地。妈和几个婶子凑在一堆，清洗着油腻的碗盘。水冰冷，她们的手都冻得通红。
那几个爱嚼舌根的长舌妇，自然也没闲着，一边假模假样地帮着收拾，一边又开始了她们的口舌功夫。一个穿着藏蓝色棉袄的婶子，用胳膊肘碰了碰我妈，脸上堆着假笑，声音提得老高，像是故意要让周围的人都听见：
“秀秀啊，不是我说，咱们寨子里这些新媳妇老媳妇的，就属你长得最标致了！瞧瞧这眉眼，这脸盘，年轻时肯定是个美人胚子！”她说着，眼睛还瞟向另一边正在收拾桌子的四婶小罗艳，“还有你家老四媳妇，小罗艳，那也是咱们寨子的一枝花！啧啧，你们俩啊，真是两朵鲜花……”
她故意拖长了调子，旁边另一个龇着满口黄黑牙齿的妇女立刻心领神会地接上，发出嘎嘎的笑声：“可惜啊可惜，两朵鲜花都插在牛粪上喽！哈哈哈……”
几个女人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前仰后合地笑起来，那笑声尖利又刺耳，带着毫不掩饰的揶揄和某种说不清的恶意。
我妈秀秀正在洗碗的手顿住了，她没抬头，也没吭声，只是用力地搓着一个碗，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我看不见她的表情，但能感觉到她身体的僵硬。
那个黑牙齿的妇女笑够了，又把目光转向我，上下打量着，那眼神像在估量一件货物：“秀秀，你这大女儿随你了，真的好看！这大眼睛，高鼻梁，跟画儿上的洋娃娃似的。二女儿嘛，就像她爸多点。小九也像你，秀气！”
她先是夸，可话锋一转，语气就带上了那种熟悉的、令人窒息的轻慢：“不过啊，长得再好有什么用？女娃娃嘛，脸蛋再俏，还能当饭吃？最后还不是要嫁人？你看你秀秀，当年长得不好吗？还不是嫁到我们这穷山沟沟里来了？”
她的话，像一把钝刀子，慢慢地割着人的心。她不是在夸赞，而是在宣判，宣判所有女性注定的命运——无论美丑，最终的价值就是“嫁人”，而嫁到这穷山沟，就是一种惋惜，一种“鲜花插牛粪”的浪费。
我站在不远处，听着这些话，看着妈妈沉默而隐忍的背影，心里的火苗蹭蹭地往上冒。昨天那些议论我的话语，和今天这些评价我妈、评价所有女人的话语，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张巨大而令人作呕的网。
她们凭什么？凭什么用“牛粪”来形容一个地方，形容一群人？凭什么觉得女人长得好看就是用来评价她配不配得上男人的筹码？凭什么认定女人的归宿就只有嫁人这一条路？
我妈是“鲜花”？我爸是“牛粪”？那我和小娴呢？我们将来也会是“鲜花”，然后被她们期待着插到另一堆不知道什么样的“牛粪”上吗？
我看着那个黑牙齿妇女得意洋洋的脸，看着她那张被劣质烟草熏得发黑的嘴一张一合，突然觉得无比恶心。她们自己也是女人，却用最恶毒、最物化女性的眼光来审视和议论别的女人，并把这种命运当作理所当然，甚至带着一种看笑话的心态。
热闹的婚宴残余的喜庆气氛，此刻彻底消散殆尽。空气中只剩下冰冷的洗碗水味，油腻的残羹气味，以及这些长舌妇们散发出的、令人心寒的腐朽气息。
我妈始终没有反驳一句。她只是默默地，用力地，洗着好像永远也洗不完的碗。她的沉默，比任何争辩都让我感到难过和愤怒。那是一种被生活磨平了棱角后的无奈，也是一种对这套规则的默认。
我紧紧攥着拳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不，我不是鲜花，也不要被插在什么牛粪上。
我不要像那个红伞下哭泣的新娘子一样，不要像妈妈一样，不要像这些长舌妇一样！
我要做一棵树，一棵长在山崖上的树，就算贫瘠，就算风雨再大，也要靠自己的根站着！
我猛地转过身，不想再听那些污浊的话语，不想再看那些令人作呕的嘴脸。这场婚宴，所谓的喜事，从头到尾，都让我感到无比的压抑和冰冷。它像一面镜子，照见了在这片土地上，一个女人可能面临的，无声而残酷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