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主力虽将晋城团团围困，却并未急于发动强攻，而是采取了更为精妙的策略：分兵出击，扫荡外围。
一支支精干的小部队如同锐利的尖刀，迅速扑向晋城周边的各个县城与要隘。
他们的目标清晰而高效：彻底清剿盘踞在各地的晋绥军残余势力，瓦解为虎作伥的地主武装，拔除阎锡山在晋南乡村的根基。
大批的地主富商、贪官污吏被抄家、被公开审批，这个过程中自然积累了大量的浮财，其中许多粮食物资被他们分发给了平民百姓。
缴获的武器装备、军事物资用来充实军队，然而宝贵的金银财货却已经被提前预定给了先锋军。
这是为了获得工业援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周辰可不是慈善家，少量的工业机器可以当做谈判条件直接送。
但你想获得额外的工业援助，那就得用真金白银来换。
而在红军的高层眼里，与直接购买国外的整机设备相比，这笔交易显然极具性价比。
先锋军并非只是提供了机器设备，还提供了包括安装、调试、故障维修、技术教学和生产管理的一条龙服务，最终确保红军能够独立掌握这些现代化的工业生产线。
这种系统性保姆式的工业转移，其价值远远超过了那些设备本身。
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也没法从其他渠道获得这些先进的机器设备。
理论上，他们可以寻求“苏联老大哥”的军工援助。但现实是骨感的：苏联自身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期，对先进机器设备的需求如饥似渴。
其有限的、最尖端的产能首先满足的是自身庞大的建设计划，能分润给“小老弟”的份额本就稀少，且往往并非最前沿的设备。
更关键的是人才瓶颈——这一时期苏联工程师数量存在巨大缺口，其平均技术水平相较于更发达的工业国也尚有差距。
苏联连满足本国需求都捉襟见肘，派遣高水平工程师长期支援红军，几乎是天方夜谭。
而红军对于那些明显落后于时代的机器，说实在的，真不怎么看得上。
他们在晋南的胜利，不仅带来了地盘，也缴获了阎锡山遗留的部分机器设备和一些本土技术人才。
西方列强那样的大工厂、机械化生产才是他们追赶的目标。
反正和先锋军的谈判还在进行中，可得借着这个机会好好的打一下阎老西的秋风，给自己攒一笔储备资金。
大家都心知肚明，一旦那些造枪造炮的先进机器轰鸣着运转起来，后续维持其高效生产所需的庞大资金流和源源不断的原材料供应，才将是更为艰巨的挑战。
这个时候，红军在晋南攻城略地，周辰在争取民心，在太原的阎锡山可就坐立难安了。
他感觉自己对山西的掌控正在逐渐失去，各地的武装和官员对于他支援太原的命令，阳奉阴违，部队调动、粮草运输，慢如蜗牛。
绥远的傅作义更是直接不听调令了，让他调一个旅回来支援，回觉得毫无诚意，连敷衍都懒得敷衍！
更让他难受的是，这两方势力都在有意无意的封锁太原的物资进出通道，红军这么做自然理所当然。
先锋军作为客军，这么做，那就基本上是撕破脸皮了，人家就是奔着整个山西来的。
阎锡山甚至怀疑，自己的晋绥军已经被周辰渗透成筛子了。都说常凯申的银弹攻势犀利，可是在广东事变之中，不一样输给了周辰吗？
论财大气粗，他老汉可比不过周辰！
但这一点，委实是阎锡山想多了，周辰既然看不上晋绥军，当然不会花钱去收买他们。
周辰直接收服了山西的既得利益阶层，他不仅重金收买了整个山西的煤老板，更将触角伸向了大部分工厂主。
别忘了，先锋军本身既是山西煤炭的最大采购商，又是这些矿主的设备供应商和技术提供商。
上下游同时被扼住咽喉，煤老板们想继续赚钱？只能乖乖跟着周司令的指挥棒转。
对于工厂主，周辰的“收买”则更加直白高效：一张诱人的“五年计划”大饼，以山东的工业建设计划为蓝本，承诺将山西工业产值提升十倍！
此刻选择投靠的，不仅能获得先锋银行的巨额资金注入，更能享受后续的先进设备与技术支持，简直就是送上门的泼天富贵。
关键在于，当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强势介入市场，倾斜资源时，那些拿不到扶持的企业，结局可想而知。
巨大的恐慌与诱惑下，大批资本家争先恐后，揣着厚礼涌入阳泉求见周司令，生怕慢人一步，被对手抢占了先机。
至于阎长官？在众人心中早已是昨日黄花。大家私下都打定了主意：今后尽量绕着他走，少与他来往，免得……让周司令误会！
周辰深谙“拉一批，打一批”的治理之道，而被打的矛头，精准地指向了那些盘剥百姓、放贷吸血的地主豪商。
此时的山西，或者说晋商群体，其资本实力放眼全国都堪称雄厚。
然而，这帮人积累的巨额财富，却鲜少用于正途。他们沉迷于“钱生钱”的金融空转游戏，不仅未能助力实业，反而抽血实体经济，抑制了产业生机——此等行径，简直是倒反天罡！
周辰只是略略一出手，便让这群人领教了何为专政铁拳的雷霆之威。
他的手段并非一味抄家，毕竟他的战时法庭是要讲证据的，不能将全部的放贷者送上断头台。那就使用行政命令，强势推行减息政策：即便那些尚未查实重罪或证据不足的钱庄，也被强制勒令将利率压至20%以下。
杀鸡儆猴的效果立竿见影。消息灵通的老板们立刻“心领神会”，不待铁拳临头，便纷纷主动大幅下调利率。更有甚者，对旧有的高利贷借据，也主动修订了利率条款以求自保。
于是乎，许多昔日绰号“活阎王”、“周扒皮”的财主，仿佛一夜之间洗心革面，摇身变为“实业先锋”或“慈善大家”。
见此情景，周辰也暂收雷霆之势。他的态度很明确：若这些人真能弃虚向实，办好实业，算是将功抵过；若仍是死性不改，阳奉阴违，那便新账旧账一起算，秋后自有刀悬项上！
如此恩威并施，收复了一大批的地方实力派，基本上也就彻底掏空了阎锡山的统治根基，让他的太原城成为一座孤岛。
这些地方实力派单独一个可能不算什么，但是联合起来发挥出来的能量可是相当巨大的，山西的各地驻军人数，部队番号和长官履历基本上被这群人给漏了个底掉。
更大的作用是制造舆论，各种或真或假的消息，在三晋大地上快速传播。
基本就一个主题——阎长官被红军打的可惨了，山西还是需要一位年轻力壮、雄才大略的豪杰来治理，这样大家才能有安稳日子过。
而这股舆论风潮一旦成型，各地的晋绥军都会受到影响。
这半年本就连战连败，在对于战场的恐惧心理下，自然，那些接到命令的各地驻军，就开始绞尽脑汁的拖慢行军速度。
这个时候与红军的谈判已经进入尾声，傅作义也已经传达了保持中立、共同参与抗日大业的意愿。
可以说，此时时机已然成熟，随时都可以图穷匕见，逼阎锡山下台。
但周辰丝毫不顾手下人的进步之心，还在有条不紊的收拢民心，没有人知道他在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