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三月的风掠过山梁，吹开了漫山遍野的野花。十六岁的春花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两条粗黑的辫子垂在胸前，红扑扑的脸蛋像山里的野苹果一样鲜艳。
春花！春花！隔壁的二丫气喘吁吁地跑来，县城来了个剧社，今儿个在打谷场演戏哩！
春花把刚采的一把野花插在辫子上，跟着二丫往县城跑。打谷场上已经围满了人，中间搭了个简陋的台子，几个穿着破旧戏服的人正在表演。春花挤到前排，踮起脚尖。
台上一个瘦高的年轻人正在慷慨激昂地演说，他的眼睛亮得像星星，声音清朗有力：同胞们！日本鬼子已经占领了我们的东北，现在又要来侵占我们的华北！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春花看得入了神。那年轻人忽然转身，从腰间抽出一条鞭子，对着一个扮演老者的演员狠狠抽去。放下你的鞭子！他大喊着，声音里带着哭腔，他也是中国人啊！
春花的眼泪不知怎么就流了下来。她看着台上那个叫兴国的年轻人，他的眼睛里燃烧着她从未见过的火焰。散场时，人群渐渐散去，春花还站在原地，手里攥着已经蔫了的野花。
小姑娘，戏都演完了，怎么还不回家？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春花转身，看见兴国站在那里，脸上的油彩还没完全擦掉，衬得他的眼睛更加明亮。
我...我...春花突然说不出话来，只觉得心跳得厉害。
你是被我们的戏感动了吗？兴国微笑着问，他的笑容像春天的阳光一样温暖。
春花点点头，眼泪又涌了出来：你们演得太好了，那个老人...太可怜了...
兴国的表情变得严肃：这不是戏，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我们剧社就是要走遍全国，唤醒同胞们的抗日热情。他顿了顿，你愿意跟我们一起走吗？去关内，为抗日出力。
春花愣住了。她才十六岁，从没离开过这个小县城。但兴国眼中的火焰似乎点燃了她心中的什么。当晚，她偷偷收拾了一个小包袱，把娘留给她的银镯子藏在贴身的衣袋里，在月光下溜出了家门。
剧社有十几个人，大多是像兴国这样的年轻人。他们白天赶路，晚上在村镇演出，睡过破庙，也睡过草垛。春花帮着做饭、洗衣，渐渐也学会了简单的表演。每当兴国在台上慷慨陈词时，她就在台下看着他，心里满是骄傲。
一个春日的傍晚，剧社在一片开满野花的山坡上休息。兴国摘下一朵粉红的小花，轻轻插在春花的鬓角。
等打跑了鬼子，咱们就回老家成亲。兴国突然说，他的手指拂过春花的脸颊，有些粗糙，却异常温暖。
春花的脸红得像天边的晚霞，她低下头，却掩不住嘴角的笑意。从那天起，他们之间有了一个未说出口的约定。
1939年冬天，剧社到了武汉。日军的轰炸越来越频繁，演出常常被迫中断。兴国的嗓子因为长期表演变得沙哑，但他总是笑着说：没关系，只要能唤醒一个同胞，我的嗓子哑了也值得。
春花学会了用罗汉果和蜂蜜给他熬润喉的汤。每当夜深人静，兴国咳得睡不着时，春花就轻轻拍着他的背，哼着家乡的小调。
春花，有天夜里，兴国突然握住她的手，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你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春花捂住他的嘴：别胡说！我们不是说好了，等战争结束就回老家成亲吗？
兴国笑了笑，没再说什么，只是把她的手握得更紧了。
1940年秋天，剧社辗转到了长沙。日军的进攻越来越猛烈，剧社的成员一个个离开，有的去参军，有的回了老家。最后只剩下兴国、春花和另外三个年轻人。
社里没钱了，兴国在一次演出后宣布，我们得想办法活下去。
他们开始接一些零工，兴国去码头扛包，春花给人家洗衣服。即使这样，兴国还是坚持每周至少演出一次。他的脸色越来越差，咳嗽也越来越厉害。
1941年冬天，他们终于到了上海。剧社彻底散了，只剩下春花和兴国两个人。他们在贫民窟租了一间漏风的屋子，兴国开始咳血，青白的脸上泛着不正常的潮红。
你得去看医生！春花急得直掉眼泪。
兴国摇摇头：把钱省下来买吃的吧，我没事。
春花去纱厂找了份工，每天站十二个小时，手指被棉线勒出血痕。她用第一份工资给兴国买了药，可第二天回来时，发现药不见了，桌上多了半袋面粉。
药呢？春花颤抖着问。
兴国虚弱地笑了笑：我拿去换了粮食，你太瘦了...
春花扑进他怀里，泪水打湿了他的衣襟。她知道兴国的病已经拖得太久了。
1942年一月，上海下了一场大雪。兴国躺在床上，呼吸微弱。春花用最后的钱请来了医生，医生摇摇头，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春花...兴国艰难地开口，对不起...我不能...带你回老家了...
春花握着他的手，强忍着泪水：别说了，你会好起来的...
兴国的目光落在墙角那卷剧社的旧幕布上：用那个...裹我吧...就像...我们第一次演出时...我穿的戏服...
雪越下越大，窗外的世界一片洁白。兴国的手渐渐变冷，他的眼睛永远闭上了，嘴角还带着一丝微笑，仿佛梦见了他们回老家成亲的场景。
春花用剧社的旧幕布裹了兴国，在郊外的荒地挖了个浅坑。没有棺材，没有墓碑，只有一根柳枝插在坟头。春花跪在雪地里，久久不肯起身。
我会活下去的，她对着坟头轻声说，为了你，也为了我们的约定。
雪停了，春花擦干眼泪，走向那个没有兴国的世界。
接下来的日子像一场噩梦。春花搬到了火车站附近，住在一间昏暗的阁楼里。为了活下去，她不得不站在楼道口，对路过的男人挤出笑容：两洋钿...
有个戴眼镜的先生常来，他不说轻佻话，只让春花念《大公报》上的新闻给他听。春花识字不多，但兴国教过她一些。每次念到抗日战场的消息，她的声音就会微微发抖。
1945年夏天的一个深夜，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春花。开门一看，是那位戴眼镜的先生，他的袖口沾着血，脸色惨白。
求求你...藏我一会儿...他气若游丝地说。
春花没有犹豫，把他推进了煤堆。几分钟后，特务追来了。
老总，我这儿只有睡着的醉汉呀。春花挡在门口，脸上挂着职业性的笑容。
特务粗暴地推开她，搜查了一圈，没发现什么，骂骂咧咧地走了。那位先生从煤堆里爬出来，感激地看了春花一眼，消失在夜色中。
1945年八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满街都是鞭炮屑。春花卖掉最后一件值钱的东西——那对镀银的耳环，买了张北上的火车票。
车厢里挤满了返乡的人。春花在徐州转驴车时，被溃兵抢走了包袱；搭渔船的夜路，差点被船老大推进江里。最后三百里，她跟着逃荒的人群步行，嚼野蒿子充饥。
当故乡的山梁出现在暮色中时，春花的布鞋已经磨穿了。她踉踉跄跄地走向记忆中的村庄，却没有看见村口的槐树，没有冒着炊烟的屋顶。
焦黑的房梁斜插在土里，碎瓦片上长着蒲公英。春花在废墟里翻找，指甲缝里塞满了泥土，却只挖出半截生锈的剪刀——是娘当年剪窗花用的。
夕阳西沉，春花突然发现断墙边开着几簇野花，粉红的花瓣在风里轻轻摇晃，像极了当年兴国为她插在鬓边的那朵。她跪下来，把脸埋进潮湿的泥土。
没有哭声。只有晚风掠过废墟的呜咽，像一首无人聆听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