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邮电局再过三天,这里就要被拆了,原地会竖起一座百货商场,据说是香港老板投的资。
老钱披着那件穿了十年的绿军大衣,踩着满地碎纸杂物,打着手电筒做最后一次巡逻。他是这里的值班员,干了三十五年,从青涩小伙熬成了头发花白的老头子。手电光柱扫过废弃的办公室,灰尘在光束中狂舞,像是无数不安分的魂灵。
二楼总机室里,几十台交换台静静蹲在阴影里,像一群沉默的野兽。电话线都已被切断,杂乱地垂落在地。老钱叹了口气,想起自己刚参加工作时,就是一名话务员,那时这里多么热闹,插头插拔声、接线声、人们通话的余音,构成了一部电话的交响乐。
突然,一阵尖锐的铃声撕裂了寂静。
老钱浑身一颤,手电差点脱手。那声音来自最角落那台老式总机——据说是伪满时期留下的备用设备,早就该报废了,却不知为何一直留在那里。
铃声响个不停,固执得让人心慌。
老钱犹豫着走近,看见总机上一个小灯明明灭灭,上面贴着一块泛黄的标签,字迹依稀可辨:“长-新京-7743”。
他心里咯噔一下。这不可能,所有外线三天前就切断了,内部线路也早已失效。他盯着那闪烁的指示灯,鬼使神差地拿起听筒,戴上了耳机。
“莫西莫西?莫西莫西?”对面是一个年轻男声,焦急万分,夹杂着日语和生硬的中文:“情报泄露了……他们马上就到……告诉‘青鸟’……快走……”
老钱喉咙发紧,压低声音回道:“你打错了。”
“青鸟……必须通知青鸟……”那声音几乎是在哀求,背景传来模糊的嘈杂声和几声枪响,接着电话戛然而断。
老钱摘下耳机,手有些抖。他年轻时学过些日语,“新京”是长春在伪满时期的称呼,这他清楚。但那已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了。
那一晚,老钱没能睡好。梦里全是枪声和听不懂的日语叫喊。
第二天夜里,同一时间,电话又响了。老钱正靠在值班室的旧沙发上打盹,被铃声惊醒,心狂跳不止。他快步上楼,果然,还是那台总机,还是那个号码。
他深吸一口气,接了起来。
“时间不多了,”那声音比昨天更加急促,带着喘息,像是在奔跑,“叛徒出卖了我们……特高课已经出动……青鸟在哈尔滨道里区……”一阵静电干扰淹没了后面的话。
“你是谁?”老钱忍不住问。
“告诉青鸟,照片已安全转交,”那声音突然平静下来,带着某种决绝,“为了永远的黎明。”
电话断了。老钱愣在原地,额头上沁出冷汗。
第三天,老钱一整天都泡在邮电局的档案室里翻找旧资料。档案大部分已经打包准备销毁,灰尘呛得他不停咳嗽。傍晚时分,他终于在一本泛黄的伪满电话登记册上找到了那个号码:新京-7743,对应的是“关东军特别高等课调查科”,一个臭名昭着的特务机关。
老钱瘫坐在满是灰尘的地上,点了一支烟,手抖得差点点不着火。他想起自己小时候,邻居刘叔就是被特务机关抓走的,再也没回来。母亲总说那些地方是“人间地狱”,进去的人很少有活着出来的。
可是,为什么特务机关的电话会打到这里?还要警告某个叫“青鸟”的人?
晚上,老钱带着一瓶老白干和一包花生米,去了值班室。他需要酒精壮胆。十一点五十分,他准时走上二楼,站在那台总机前。
当铃声再次响起时,他已不再害怕。
“他们到了……”听筒里的声音极其轻微,背景是沉重的撞门声,“我完成了使命……青鸟……活下去……”
“青鸟是谁?”老钱急忙问。
一阵沉默,只有微弱的呼吸声,然后那声音轻轻说道:“黎明……终将到来……”
听筒里传来一声闷响,像是身体倒地,接着是日语咒骂和翻找东西的声音,然后电话被狠狠挂断。
老钱呆呆地站着,耳机还紧贴在耳朵上,里面只剩下忙音。他知道,这是最后一通了。
第二天,拆除工作正式开始。老钱站在街对面,看着大铁球一次次撞向那栋灰砖楼,墙壁轰然倒塌,扬起漫天尘土。工人们从废墟里清理出各种杂物,包括那台老总机,它被随意扔在垃圾堆里,金属零件在阳光下闪着冷光。
老钱忽然想起什么,他冲回家,翻出自己收藏的旧报纸。在一九四五年八月的一份《东北日报》上,他找到一则简讯:昨日,我地下党情报小组在长春遭敌特破坏,两名同志牺牲,成功掩护代号“青鸟”的同志携带重要情报撤离。据悉,该情报涉及日军在东北的细菌武器研究据点。
老钱放下报纸,望向窗外。邮电局已变成一堆瓦砾,一台推土机正在碾压那些废弃的设备。
他忽然明白了,那三通电话,是一个跨越了五十三年时空的执念,是一个年轻战士在生命最后一刻,仍要坚持完成的使命。
三个月后,老钱去了哈尔滨,在道里区一片老房子里转了整整一天。他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也许是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也许是一座无名墓碑。傍晚时分,他看见一只青鸟停在一户人家的窗台上,清脆地叫了几声,然后振翅飞向橘红色的天空。
老钱站在那儿,看了很久,直到那鸟消失在远方的暮色中。
他想,那个年轻的声音,终于可以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