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五年的夏季，漠南草原的烈日灼烤着枯黄的草场。
对于自称“神中之神全智成吉思隆盛汗”的林丹汗而言，这是他生命中最寒冷的一个夏天。
皇太极暴毙后，后金陷入内斗，他本以为迎来了重振蒙古黄金家族权威的天赐良机。
他迅速从青海返回漠南，试图收拢察哈尔本部以及喀尔喀、内喀尔喀等部，重现达延汗的霸业。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多年的穷兵黩武和横征暴敛，早已使各部离心离德。
科尔沁部已彻底倒向后金；漠南的土默特、永谢布等部也在明金之间首鼠两端。
更致命的是，崇祯皇帝采取了远比历代明帝灵活而积极的漠南策略：
通过日月集团控制的边市，用粮食、盐铁、布匹（尤其是新兴的羊毛织物）换取蒙古的战马和羊毛，同时有限度地援助武器，拉拢中小部落。这使得林丹汗“共抗后金”的号召显得苍白无力。
在接连遭遇部众叛离和军事挫败后，林丹汗心力交瘁。
他退守至漠南深处的库赫德尔苏（译名，意为青色的草原）一带，部众仅剩核心的察哈尔本旗，人马困顿，粮草匮乏。草原的夏夜，风寒入骨，这位曾经雄心万丈的大汗染上了严重的风寒，并很快转为肺炎（或痘疹）。
随军的萨满巫师日夜跳神祈福，却无力回天。在崇祯五年盛夏的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林丹汗在高热和喘息中含恨而逝，年仅四十三岁。
他的死亡，标志着一度与明、后金鼎足而三的北元汗廷，彻底失去了最后的凝聚力。
林丹汗的死，让残存的察哈尔部陷入了巨大的恐慌和绝望。
核心人物是他的遗孀囊囊太后（斯琴图福晋，又称多罗大福晋）和他与林丹汗的幼子、时年约十岁的额哲（埃朱）。
部族中分为两派：
一派以顽固的台吉为首，主张向西迁徙，投奔漠西的卫拉特蒙古（瓦剌），但路途遥远，强敌环伺，凶多吉少；
另一派则较为现实，认为应寻求一方强权的庇护。
囊囊太后是一位极具政治智慧的女性。
她冷静地分析了形势：
西迁是九死一生；
北面的喀尔喀三部自身难保且态度暧昧；
东面的后金虽内乱，但对其察哈尔部敌意最深，皇太极虽死，其子侄辈如多尔衮等虎视眈眈，投降后金很可能被吞并甚至杀害。
唯有南方的大明，近年来国力似有回升，且一直奉行“联蒙制金”之策，对归附的蒙古部落待遇优厚。
更重要的是，大明需要他们来牵制后金，会给予生存空间。
然而，空手归附，价值有限。
囊囊太后深知，他们手中握有一件足以打动任何一位中原皇帝的绝世珍宝——蒙古的“传国玉玺”。
这方玉玺，是蒙古黄金家族至高无上的权力象征。
相传是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用和阗美玉雕琢而成，玺文为汉字篆书 “制诰之宝” （亦有记载为“天命汗宝”或“大元传国玉玺”）。
元顺帝北遁时携之出逃，此后一直由北元大汗传承。
它不仅是发布号令的信物，更被视为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汗“天命”的延续，是统治蒙古高原乃至中原的法理依据。
皇太极生前梦寐以求此玺，正是为了给自己上尊号、统合蒙汉、挑战大明正统性寻找“受命于天”的证据。
林丹汗至死都牢牢守护着它，视其为复兴的希望。
如今，这方沉重的玉玺，成了囊囊太后和额哲母子手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后的筹码。
囊囊太后秘密派出了心腹喇嘛和得力台吉，携带她的亲笔信（由通晓汉文的文书用蒙汉两种文字书写），南下寻找明军边防将领。
信件表达了归顺的诚意，并隐晦地提到了“献宝”之意。
这消息通过宣大总督卢象升的渠道，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送到了紫禁城。
崇祯皇帝朱由检闻报，龙心大悦。他立即召集阁臣密议，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必须隆重接待，以彰显天朝气度，吸引更多蒙古部族来归。
他下旨：
命礼部尚书为钦差，携厚礼前往张家口（或大同得胜堡）筹备受降仪式；
命宣大总督派精兵沿途护卫，确保安全；命日月集团准备大量绸缎、布匹、茶叶、粮食作为赏赐。
崇祯五年七月（公历8月），在明朝精心布置的受降坛场上，举行了庄严的仪式。
额哲在母亲囊囊太后和部落长老的陪同下，身着蒙古盛装，向大明钦差行三跪九叩大礼，献上部落的户口名册、牲畜清单和疆域图，表示举部归顺。
随后，高潮到来。
囊囊太后亲自捧出一个覆盖着黄绫的紫檀木宝匣。
在万众瞩目下，她缓缓打开匣盖，取出用锦缎包裹的玉玺。
钦差大臣郑重接过，当众验看——只见一方温润洁白、螭龙纽的玉玺，玺文正是古朴的“制诰之宝”四字篆书。
此刻，全场明军将士山呼“万岁”，声震原野。
钦差随即宣读崇祯皇帝诏书：
册封额哲为“顺义王”，赐丹书铁券，世袭罔替；
赏赐金银绸缎无数，划定归化城（呼和浩特）周边丰美草原为其牧地；
其部众由明朝保护，并享受最优厚的边市贸易待遇。
囊囊太后也被授予一品诰命。
额哲归降和献上传国玉玺，其产生的冲击波是震撼性的：
黄金家族直系后裔携正统信物归明，标志着从1368年元顺帝北遁以来，延续近260年的北元政权在法理和象征意义上彻底灭亡。
崇祯皇帝得到了这方玉玺，意味着在政治上和宣传上获得了继承元朝正统、统治蒙古高原的“天命”依据。
这极大地增强了明朝对蒙古诸部的号召力和合法性，可以名正言顺地以“共主”身份号令、安抚蒙古。
后金一直将获取此玺作为其政权合法化的关键一步。
玉玺落入明朝之手，使陷入内乱的后金在政治和舆论上遭受重创，其称帝野心受到严重挫折。
多尔衮等实权派对此痛心疾首。
这是崇祯漠南政策的辉煌胜利。
明朝北疆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消除，来自蒙古方向的威胁基本解除。
明朝可以集中全部精力于辽东战场，并且获得了蒙古骑兵的潜在兵源（顺义王部众），战略态势发生根本性逆转。
此事被宣传为“远人归化，天命所钟”，与永乐时期蒙古虽臣服但叛服无常相比，崇祯的功业被渲染为超越了前代。他的威望达到顶点，国内改革阻力大减。
额哲和囊囊太后被妥善安置在土默川平原，在明军的保护（也是监视）下过着安宁的贵族生活。
那方传国玉玺被以最隆重的仪式送入紫禁城，珍藏于宫中，成为大明帝国最珍贵的战利品和法理象征。
崇祯五年的这个夏天，随着漠南蒙古的最终臣服和传国玉玺的献纳，东亚的政治天平发生了决定性的倾斜。
大明北方的威胁基本解除，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崇祯手中。
帝国的重心，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转向东方，准备对那个盘踞在辽东、内乱未平的后金政权，发动最后的、决定性的雷霆一击。
一个由大明主导的、全新的东亚秩序，已然露出了清晰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