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融合是大方向。”陆云瑶说，“明年，我们计划成立军民两用技术转移中心，到时候合作会更紧密。”
“好。”顾辰翊握住她的手，“我们虽然领域不同，但目标一致——让国家更强大。”
简单的话语，道出了他们半生奋斗的意义。
元旦前一天，予安终于回来了。他黑了，瘦了，但眼神更加坚毅。肩膀上多了一颗星——晋升为少尉了。
“爸，妈。”他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陆云瑶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走上前，想拥抱儿子，却又停住了——儿子已经是军人了，不再是那个需要妈妈怀抱的小男孩。
予安却主动抱住了她：“妈，我回来了。”
一家人吃了顿真正的团圆饭。予安讲了在云南的经历——当然，保密的部分略过不提。他主要说了边疆的壮美，说了战友的情谊，说了自己在专业上的成长。
“我们连队配发了新型指挥终端，就是基于国产芯片的。”予安说，“用起来很顺手，不比国外的差。”
“那就好。”陆云瑶欣慰地说。
饭后，予安拿出一个盒子：“妈，送给您的。”
盒子里是一块石头，形状奇特，上面有天然形成的纹理，像是一幅山水画。
“这是在边境巡逻时捡的。”予安说，“我觉得它很像您——外表朴实，内心丰富，历经风雨，却更加坚韧。”
陆云瑶捧着石头，久久说不出话。儿子真的长大了，懂得了什么是美，什么是情。
元旦晚会，予乐的画作作为背景在舞台上展示，赢得了满堂彩。晚会后，一家四口走在回家的路上。雪后的北京，空气清新，街道安静。远处，中央电视台新大楼的工地上灯火通明，塔吊在夜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
“又是一年。”顾辰翊感慨。
“又是新的一年。”陆云瑶纠正。
是啊，结束意味着开始。1991年过去了，带着奋斗的汗水和收获的喜悦；1992年即将到来，带着新的挑战和希望。
深夜，陆云瑶在日记本上写下年终总结：“1991年，是攻坚克难的一年。专项启动，芯片突破，人才成长...我们在基础研究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个人而言，角色在转变——从一线科研人员，逐渐转向战略科学家和科研组织者。丈夫南下，儿子戍边，女儿在艺术道路上前行，一家人分散各地，却心系一处。我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同一个目标奋斗：国家的强大，民族的复兴。1992年，改革开放将进入新阶段。前方的路还很长，挑战还很多。但我们已做好准备，因为我们相信：只要方向正确，就不怕路途遥远；只要万众一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她放下笔，走到孩子们房间门口。予安已经睡了，军装整齐地挂在椅背上；予乐房间还亮着灯，隐约传来铅笔在纸上沙沙作响的声音。
陆云瑶轻轻带上门，回到卧室。顾辰翊已经睡了，床头灯还亮着，照着他疲惫而安详的脸。她轻轻关掉灯，在他身边躺下。
窗外，新年的钟声隐约传来。1992年，来了。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国度，他们一家的故事还在继续。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轨道上发光发热，如同夜空中无数的星辰，虽然分散，却共同照亮前行的道路。而这条路，通向一个更加辉煌的未来。
一九九二年的春天来得格外迅猛。刚过正月十五，北京城的冰雪便消融殆尽，护城河的水涨了起来，岸边的柳树一夜之间抽出千万条嫩绿的丝绦。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躁动的气息，街上的行人步履匆匆，报亭前总是围满了人——人们争相阅读那些关于“南方谈话”的报道，讨论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崭新的提法。
智能系统研究中心院子里，那几株玉兰开得奔放热烈，大朵大朵的白花在阳光下近乎透明。陆云瑶站在实验室的窗前，手里拿着一份刚从深圳传真过来的报告。这是她派去南方调研的团队发回的第一手资料——珠江三角洲的工厂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港资、台资企业大量涌入，生产线自动化改造的需求井喷式增长。
“主任，部里通知下午两点开会，讨论科技体制改革。”小林推门进来，脸上带着少见的兴奋，“听说要有大动作！”
陆云瑶转过身，将传真放在桌上：“预料之中。南风已经吹过来了。”
下午的会议在部机关大礼堂举行，能容纳五百人的会场座无虚席。陆云瑶在前排坐下，看到许多熟悉的面孔——各研究院所的负责人、高校的校长、企业的总工，每个人的表情都复杂而微妙，有期待，有忐忑，有跃跃欲试的冲动，也有对未知的担忧。
三点整，主持会议的副部长走上讲台，没有寒暄，开门见山：“同志们，今天这个会，只有一个主题：科技如何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
他身后的投影幕布亮起，显示出几组对比数据：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30%，而发达国家超过60%；科研院所每年产出数万项专利，真正产业化的不到10%...
“触目惊心啊！”副部长敲着桌子，“我们这么多科技人员，这么多研究成果，为什么没能很好地转化为生产力？问题出在哪里？”
会场一片寂静。这个问题太过尖锐，也太过沉重。
“答案就在改革。”副部长调出下一张图，“从今年开始，部属科研院所逐步实行‘双轨制’——基础研究国家保障，应用研究推向市场。国家只保基本工资，项目经费、奖金福利，要靠你们自己去挣！”
这话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湖面，会场顿时骚动起来。有人交头接耳，有人眉头紧锁，有人已经开始在小本子上计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