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蜀广政元年（公元 938 年）的暮春，成都浣花溪畔的桃花正落得缤纷。一艘乌篷船缓缓泊在码头，船头立着位年约十六的少女，青布衣裙衬得她肌肤胜雪，手中握着半卷《花间集》，鬓边斜插着一朵刚摘的海棠，风吹起她额前的碎发，露出一双清澈如溪泉的眼眸。这便是徐匡璋的女儿，后来被蜀主孟昶封为慧妃的花蕊夫人。
彼时的成都，正值后蜀的鼎盛时期。孟昶即位已近十年，这位年轻的君主虽在政治上无甚雄才大略，却极擅享乐与文治。他下令在成都城内外遍植芙蓉，每到秋霜时节，四十里芙蓉如锦绣般绽放，成都也因此得了 “蓉城” 的美称。而徐氏少女的到来，恰如一朵最娇艳的芙蓉，闯入了这座歌舞升平的蜀宫。
关于花蕊夫人的姓氏，史料中历来有 “徐氏” 与 “费氏” 之争。《新五代史?后蜀世家》记载：“昶幸之，号花蕊夫人，又姓徐氏，生后主玄喆。” 而《宋史?艺文志》中则着录有《花蕊夫人宫词》一卷，题 “蜀费氏撰”。结合近年出土的后蜀墓志铭考证，徐氏应为花蕊夫人的本姓，费氏或许是其母族姓氏或后世误传。这位徐氏少女出身于成都士族之家，父亲徐匡璋曾官至后蜀的内枢密使，虽非顶级豪门，却也是书香门第，这使得她自幼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不仅精通诗词歌赋，还对音律、绘画颇有研究。
入宫之初，徐氏并未立刻得到孟昶的青睐。彼时蜀宫中最受宠的是贵妃张氏，这位张贵妃不仅容貌出众，还善于揣摩孟昶的心思，常常陪他在宫中饮宴作乐。徐氏初入宫廷，面对金碧辉煌却也等级森严的蜀宫，并未急于争宠，而是将更多的时间用在了读书和观察上。她常常在宫中的藏书阁翻阅古籍，尤其喜欢读前代的宫怨诗，却又不似一般宫女那般感伤落泪，反而会在诗稿旁写下自己的见解，分析诗中女子失宠的缘由与应对之策。
这样的日子过了近一年，转机终于在一个秋夜降临。那日孟昶在宫中的水晶殿设宴，召集群臣赏月饮酒，酒过三巡，孟昶兴起，让宫女们各自献艺。轮到徐氏时，她没有像其他宫女那样跳舞或弹奏乐器，而是手持一把团扇，缓缓走到殿中，念出了自己新作的一首《中秋月》：“冰轮碾破碧琉璃，永夜清光万里随。唯有宫中愁不寐，卷帘犹待月华移。” 这首诗既写出了中秋月色的皎洁，又暗含了自己在宫中的孤寂，用词清丽，意境深远，瞬间吸引了孟昶的注意。
孟昶放下酒杯，仔细打量着眼前的少女，只见她虽身着素色宫装，却难掩清雅之气，尤其是那双眼睛，明亮中带着一丝沉静，与宫中其他女子的娇柔或谄媚截然不同。他不禁问道：“你既是徐枢密使的女儿，为何入宫许久，朕却未曾见过你？” 徐氏从容答道：“陛下宫中佳丽三千，臣妾资质平庸，不敢轻易打扰。只是今日月色太美，忍不住将心中所想化作诗句，若有冒犯，还望陛下恕罪。”
这番不卑不亢的回答，让孟昶对她更添了几分好感。他又与徐氏谈论诗词，发现她不仅熟知前代诗词，还对后蜀的文风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甚至能指出孟昶自己所作诗词中的不足之处。孟昶大喜过望，当即下令将徐氏封为 “慧妃”，赐居长春宫。此后，孟昶对慧妃的宠爱与日俱增，因其容貌娇美，如花蕊般娇嫩，便私下里称她为 “花蕊夫人”，宫中之人也纷纷效仿，“花蕊夫人” 这个称号，便从此流传开来。
成为花蕊夫人后，她并未沉溺于宠爱之中，反而开始利用自己的身份，为后蜀做一些实事。她深知孟昶喜好享乐，常常劝诫他关注民生。有一次，孟昶想扩建宫殿，花蕊夫人便陪他微服出巡，看到成都城外有百姓因旱灾而颗粒无收，甚至流离失所，她便借机对孟昶说：“陛下，宫殿再华丽，也不过是陛下一人居住之地；而百姓的安乐，才是国家的根本。如今百姓受灾，若陛下能将扩建宫殿的钱财用来赈灾，百姓定会感激陛下的恩德，后蜀也会更加稳固。” 孟昶听后，心中触动，当即下令停止扩建宫殿，将钱财用于赈灾和兴修水利。
此外，花蕊夫人还十分重视文化发展。她向孟昶提议，在成都设立 “史馆”，召集天下文人整理前代史料，编撰后蜀的国史；同时，她还亲自参与诗词创作，与宫中的文人雅士相互唱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蜀宫词” 风格。她的诗词多描写宫中生活的细节，语言清新自然，生动有趣，如 “三月樱桃乍熟时，内人相引看红枝。回头索取黄金弹，绕树藏身打雀儿”，既写出了宫女们的活泼情态，也展现了蜀宫生活的闲适，这些诗词后来被收录为《花蕊夫人宫词》，流传后世。
在花蕊夫人的影响下，后蜀的文化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成都也成为当时全国的文化中心之一。然而，这样的繁荣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后蜀偏安一隅，孟昶在初期的励精图治后，逐渐变得贪图享乐，朝政也日益腐败。而此时的中原地区，正经历着剧烈的动荡，后周逐渐强大起来，对周边各国虎视眈眈，一场灭国之灾，正在悄然逼近。
后蜀广政二十年（公元 957 年），成都的芙蓉花依旧开得灿烂，蜀宫中的生活也依旧奢靡。孟昶为了讨好花蕊夫人，在宫中修建了一座 “水晶殿”，殿内的柱子、墙壁都用琉璃镶嵌，地面则铺着洁白的玉石，夜晚点燃蜡烛，整个宫殿晶莹剔透，宛如仙境。每日清晨，孟昶都会与花蕊夫人在水晶殿中饮宴，桌上摆满了山珍海味，其中最着名的便是 “洞天福地” 宴，这宴席上的菜肴多达一百余种，每一道菜都有精美的名字和独特的做法，比如 “鸳鸯炙” 是用两只鸽子烤制而成，“琥珀羹” 则是用蜂蜜和燕窝熬制，就连盛菜的器皿，都是用金银打造的。
花蕊夫人虽享受着这样的奢华生活，却始终保持着清醒。她多次劝说孟昶收敛享乐之心，加强军备，防备中原王朝的进攻。当时后周已经取代了后汉，周世宗柴荣是一位极具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先后南征北战，统一了中原大部分地区，对后蜀的威胁日益明显。花蕊夫人曾对孟昶说：“陛下，如今中原强盛，周世宗野心勃勃，我们若不早做准备，一旦周军南下，后蜀恐怕难以抵挡。”
然而，孟昶却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后蜀有山川之险，蜀道难行，中原军队根本无法攻入四川。他甚至对大臣们说：“自古以来，蜀地就是天府之国，易守难攻。当年诸葛亮凭借蜀地，就能与曹魏抗衡，如今我们国力强盛，周世宗又能奈我何？” 不仅如此，孟昶还沉溺于酒色之中，对朝政疏于管理，使得朝中奸佞当道。当时的宰相李昊，便是一个贪赃枉法之人，他利用职权大肆搜刮民财，还常常向孟昶进献谗言，排挤忠臣。
花蕊夫人见孟昶不听劝告，心中十分焦急。她深知，仅凭自己一人之力，难以改变现状，于是便开始暗中联络朝中的忠臣，希望他们能共同劝说孟昶。当时的枢密使王昭远，曾是孟昶的亲信，此人虽有一定的才能，却好大喜功，自比诸葛亮，常常在孟昶面前吹嘘自己能抵御外敌。花蕊夫人曾多次与王昭远交谈，希望他能认清形势，认真做好军事准备，然而王昭远却不以为然，反而认为花蕊夫人是妇人之见，不懂军事。
除了朝政腐败、军备废弛，后蜀的经济也开始出现问题。孟昶为了维持奢靡的宫廷生活，不断加重百姓的赋税，使得百姓生活困苦。成都城外的农民，常常因为交不起赋税而被迫卖掉土地，流离失所。花蕊夫人在一次微服出巡时，看到路边有饿死的流民，心中十分悲痛。她回到宫中后，再次劝说孟昶减轻赋税，安抚百姓，然而孟昶却以 “宫中用度繁多” 为由，拒绝了她的请求。
就在后蜀内部矛盾日益尖锐之时，中原地区发生了重大变故。后周显德七年（公元 960 年），赵匡胤发动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宋朝，史称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继续推行统一战争的政策，先后消灭了南平、武平、南汉等割据政权，接下来的目标，便是后蜀。
宋太祖乾德元年（公元 963 年），赵匡胤派遣使者前往后蜀，劝说孟昶归降宋朝。孟昶接到劝降书后，十分愤怒，他认为宋朝刚刚建立，国力尚未稳固，根本没有能力进攻后蜀。在宰相李昊和枢密使王昭远的怂恿下，孟昶不仅拒绝了归降，还派遣使者前往北汉，与北汉约定共同夹击宋朝。然而，孟昶的使者在途中被宋军抓获，宋太祖得知后，以此为借口，下令出兵讨伐后蜀。
乾德二年（公元 964 年）十一月，宋太祖任命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前军都部署，崔彦进为副都部署，率领六万大军，兵分两路，讨伐后蜀。消息传到成都，孟昶才慌了手脚，他急忙任命王昭远为西南行营都统，率领后蜀军队抵御宋军。王昭远出征前，孟昶亲自为他送行，还赐给他一把尚方宝剑，对他说：“爱卿素有才略，如今国家危难，全靠爱卿了。若能击退宋军，朕定当重赏。” 王昭远则拍着胸脯保证：“陛下放心，臣此次出征，定能生擒王全斌，直捣汴京，让宋朝也尝尝我们后蜀的厉害！”
然而，王昭远的豪言壮语，很快就被现实击碎。后蜀军队长期缺乏训练，战斗力低下，而宋军则是身经百战，士气高昂。宋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攻占了后蜀的大片土地。王昭远率领的后蜀军队，在剑门关一带与宋军展开激战，结果全军覆没，王昭远本人也被宋军俘虏。
剑门关失守的消息传到成都，后蜀朝廷一片混乱。孟昶此时才意识到自己之前的狂妄和懈怠，他痛哭流涕地对大臣们说：“朕悔不听花蕊夫人之言，如今国破家亡，朕该如何是好？” 花蕊夫人此时虽然心中悲痛，却依旧保持着镇定，她对孟昶说：“陛下，事已至此，我们不能再慌乱。如今成都还有数万守军，我们可以坚守城池，等待援军。同时，我们也可以派遣使者前往宋朝，请求议和，或许还能为百姓争取一线生机。”
然而，此时的后蜀已经人心涣散，成都城内的守军得知剑门关失守、王昭远被俘的消息后，纷纷丧失了斗志，许多士兵甚至偷偷逃出城外。宰相李昊见大势已去，便劝说孟昶归降宋朝。李昊对孟昶说：“陛下，如今宋军兵临城下，我们已经无力抵抗。若继续坚守，只会让成都百姓遭受战火之灾。不如归降宋朝，既能保全陛下的性命，也能让百姓免受苦难。”
孟昶看着身边惊慌失措的大臣和城外日益逼近的宋军，心中充满了绝望。他想起了自己即位之初的雄心壮志，想起了花蕊夫人的多次劝诫，想起了成都城外大片的芙蓉花，如今这一切，都将化为泡影。最终，孟昶在乾德三年（公元 965 年）正月，派遣李昊前往宋军大营，递交了降表，后蜀正式灭亡。
后蜀灭亡的消息传到成都宫中，花蕊夫人正在长春宫的窗前修剪一株芙蓉花。当宫女慌张地将孟昶降宋的消息告诉她时，她手中的剪刀 “哐当” 一声掉在地上，眼中的泪水瞬间夺眶而出。她看着窗外依旧娇艳的芙蓉花，想起了自己与孟昶在蜀宫中的点点滴滴，想起了那些饮酒赋诗、赏花赏月的美好时光，心中充满了悲痛和不甘。
不久后，宋军进入成都城。按照宋太祖的命令，宋军对成都百姓采取了安抚政策，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和抢掠，成都城暂时保持了相对的平静。然而，对于后蜀的皇室和大臣来说，他们的命运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孟昶和花蕊夫人以及后蜀的皇室成员、大臣们，被宋军押解着，前往宋朝的都城汴京。
从成都到汴京，路途遥远，全程约有三千里。这支被俘的队伍，沿着崎岖的蜀道缓缓北上，一路上充满了凄凉和屈辱。花蕊夫人坐在一辆简陋的马车中，窗外的风景从熟悉的蜀地山川，变成了陌生的中原平原。她常常掀开马车的帘子，看着路边的百姓，想起了成都的父老乡亲，心中充满了愧疚。她觉得，后蜀的灭亡，自己也有责任，如果当初自己能更早地劝说孟昶，或许就不会有今天的结局。
在途中，花蕊夫人写下了许多诗词，来抒发自己的悲痛和感慨。其中最着名的便是《国亡诗》：“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这首诗既表达了对孟昶投降的不满，也讽刺了后蜀军队的无能，语言直白，情感强烈，成为了流传千古的名句。据说，当这首诗传到宋太祖耳中时，宋太祖对花蕊夫人的胆识和才情，也不禁暗暗称赞。
经过两个多月的跋涉，被俘的队伍终于抵达了汴京。宋太祖在皇宫的明德门举行了受降仪式，孟昶和花蕊夫人以及后蜀的大臣们，被迫穿着囚服，向宋太祖行跪拜之礼。宋太祖看着跪在地上的孟昶，又看了看站在孟昶身后的花蕊夫人，只见她虽面带憔悴，却依旧难掩清丽的容貌和高贵的气质，心中不禁生出了几分好感。
受降仪式结束后，宋太祖并没有立刻处死孟昶和花蕊夫人，而是将他们封为了官职。孟昶被封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秦国公，花蕊夫人则被纳入宫中，封为 “贵妃”。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待遇优厚，但实际上，他们不过是宋太祖的囚徒，没有任何自由可言。孟昶心中抑郁，加上水土不服，仅仅在汴京居住了七天，就病逝了，年仅四十七岁。
孟昶的死，对花蕊夫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在汴京宫中，常常独自一人思念孟昶，回忆着在蜀宫中的美好时光。她将孟昶的画像挂在自己的寝宫中，每日焚香祭拜。有一次，宋太祖偶然看到了这幅画像，便问花蕊夫人画的是谁。花蕊夫人急中生智，回答说：“这是张仙的画像，供奉他可以保佑陛下多子多福。” 宋太祖听后，信以为真，不仅没有责怪她，还下令将张仙的画像供奉在宫中。从此，供奉张仙求子的习俗，便在民间流传开来。
花蕊夫人虽然身在宋宫，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后蜀的人。她常常在诗词中表达对故国的思念，如 “蜀地江山存旧梦，汴京风月总伤情”，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后蜀的眷恋。同时，她也在暗中观察宋朝的政治局势，希望能找到机会，为后蜀的百姓做一些事情。
宋太祖对花蕊夫人十分宠爱，常常召她陪伴自己饮宴、批阅奏章。花蕊夫人利用这个机会，多次向宋太祖进言，希望他能减轻对后蜀百姓的赋税，安抚后蜀的旧臣。宋太祖对花蕊夫人的建议，大多都予以采纳。他下令减免了后蜀地区的部分赋税，还任命了一些后蜀的旧臣担任官职，使得后蜀地区的局势逐渐稳定下来。
然而，花蕊夫人在宋宫的生活，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平静。宋太祖的弟弟赵光义（后来的宋太宗），对花蕊夫人一直心怀不满。他认为花蕊夫人是亡国之妃，留在宫中会祸乱朝纲，而且他也嫉妒宋太祖对花蕊夫人的宠爱。赵光义多次在宋太祖面前诋毁花蕊夫人，说她 “红颜祸水”，劝宋太祖将她处死，但宋太祖始终没有答应。
花蕊夫人深知自己在宋宫的处境危险，她小心翼翼地生活，尽量不卷入宫廷斗争之中。她将更多的时间用在了诗词创作上，她的诗词不仅描写了自己的思乡之情，还反映了宋宫生活的细节和宋朝初期的政治局势，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她的《花蕊夫人宫词》，共有一百余首流传下来，这些诗词语言清新，意境优美，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太祖开宝元年（公元 968 年）的重阳佳节，汴京皇宫的御花园中，菊花正开得热烈。宋太祖在园中设宴，邀请近臣与后宫嫔妃共赏秋色，花蕊夫人也在受邀之列。她身着一袭淡紫色宫装，安静地坐在角落，手中握着一把描金团扇，眼神却飘向了远方 —— 那是蜀地的方向。此时的她，已在宋宫居住了三年，孟昶的身影虽日渐模糊，可成都的芙蓉、浣花溪的流水，却始终萦绕在她的梦中。
宴席过半，宋太祖兴起，提议众人赋诗助兴。大臣们纷纷应和，或歌颂太祖的功绩，或赞美秋日的美景。轮到花蕊夫人时，她沉默片刻，缓缓起身，轻声念道：“秋到长门秋草黄，画梁双燕去何方？玉阶生苔无人扫，空对残阳忆旧乡。” 这首诗没有半句奉承之语，满是对故国的思念与孤寂，让原本热闹的宴席瞬间安静下来。宋太祖脸上的笑容也淡了几分，他看着花蕊夫人眼中的落寞，心中既有怜惜，又有一丝不悦 —— 他虽宠爱她，却也希望她能彻底臣服于宋朝，忘记后蜀。
这场重阳宴后，宋太祖对花蕊夫人的态度，悄然发生了变化。他依旧会召她陪伴，但不再像从前那般耐心听她谈论后蜀的旧事；赏赐虽仍丰厚，却少了几分真心的暖意。花蕊夫人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变化，她心中愈发不安，深知自己在宋宫的 “恩宠”，不过是建立在太祖一时的兴趣之上，一旦这份兴趣消失，自己的命运便如风中残烛。
而赵光义对花蕊夫人的敌意，也愈发明显。他多次在朝堂之上，以 “亡国之妃不可久留宫中” 为由，请求太祖将花蕊夫人迁出皇宫，甚至暗示要将她赐死。有一次，赵光义在御花园中偶遇花蕊夫人，竟当众斥责她：“你身为后蜀罪妃，不思悔过，反而每日沉浸于亡国之思，难道就不怕惹恼陛下，祸及自身吗？” 花蕊夫人面对赵光义的指责，只是平静地回答：“臣妾思念故国，并非不思悔过，只是人非草木，岂能无情？若殿下认为臣妾有罪，臣妾甘愿领罚，只求殿下不要牵连后蜀的百姓。” 这番话既展现了她的风骨，也让赵光义对她更加忌恨。
关于花蕊夫人的最终结局，史料中存在三种不同的记载，每一种都充满了悲剧色彩。
第一种说法，见于《铁围山丛谈》。记载称，开宝二年（公元 969 年），宋太祖率领群臣前往洛阳巡幸，赵光义随行。一日，太祖在宫中设宴，酒过三巡后，太祖提议射猎取乐。众人来到御花园的射场，花蕊夫人也陪同在太祖身边。赵光义见有机可乘，便向太祖请求，让花蕊夫人为自己斟酒。太祖应允后，赵光义却突然拉弓搭箭，将箭射向了花蕊夫人，口中还喊道：“此等亡国妖妃，留之何用？臣为社稷除害！” 花蕊夫人猝不及防，中箭倒地，鲜血染红了她的宫装，宛如一朵凋零的芙蓉。太祖见状，又惊又怒，却因赵光义是自己的弟弟，且众臣纷纷求情，最终只能不了了之。
第二种说法，来自《烬余录》。书中记载，花蕊夫人因长期思念孟昶，暗中联络后蜀的旧臣，计划扶持孟昶的儿子孟玄喆复国。然而，此事被赵光义察觉，他立刻将消息禀报给太祖，并添油加醋地说花蕊夫人意图谋反，若不及时处置，必将酿成大祸。太祖起初并不相信，但在赵光义的再三劝说和 “证据” 面前，最终还是下令将花蕊夫人赐死。行刑那日，花蕊夫人神色平静，她对着蜀地方向拜了三拜，然后从容赴死，年仅三十余岁。
第三种说法，则较为温和，见于《宋史》的旁注。称花蕊夫人在宋宫居住数年后，因终日郁郁寡欢，积劳成疾，最终病逝。这种说法虽少了几分戏剧性，却也符合她作为亡国之妃的凄凉处境 —— 在异乡的宫廷中，她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唯一的精神寄托便是对故国的思念，长期的孤独与压抑，最终拖垮了她的身体。
无论哪种说法，花蕊夫人的结局都充满了悲剧色彩。这位曾在蜀宫中绽放光芒的 “芙蓉仙子”，最终还是在宋宫的深苑中凋零，就像成都城外的芙蓉花，再娇艳，也抵不过秋风的摧残。
花蕊夫人死后，宋太祖心中十分愧疚，他下令将花蕊夫人厚葬，并追封她为 “贤妃”。然而，这份迟来的荣誉，对于早已逝去的花蕊夫人来说，已毫无意义。值得庆幸的是，她的诗词得以流传下来，成为了后世了解后蜀历史与她个人命运的重要窗口。
花蕊夫人的诗词，是她留给后世最珍贵的礼物。她的《花蕊夫人宫词》共有一百余首流传至今，这些诗词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还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为我们还原了后蜀宫廷生活的真实面貌。
《花蕊夫人宫词》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描写蜀宫的日常生活，如 “清晨帘幕卷轻霜，呵手试梅妆。都缘自有离恨，故画作远山长”，寥寥数语，便勾勒出宫女清晨梳妆的场景，语言清新自然，细节生动逼真；又如 “殿前宫女总纤腰，初学乘骑怯又娇。上得马来才欲走，几回抛鞚抱鞍桥”，将宫女初学骑马时的娇憨与胆怯刻画得淋漓尽致，充满了生活气息。
第二类是反映后蜀的文化活动，如 “内人晓起学新妆，呵冻梅梢唱艳阳。画烛烧残花影暗，金炉香尽漏声长”，描写了宫女们在冬日里学习新妆、演唱歌曲的场景，展现了后蜀宫廷文化的繁荣；又如 “近侍婕妤先过水，遥闻隔岸唤船家。御船初下汴河湾，宫女传宣尽上舡”，则记录了后蜀宫廷中的水上活动，为研究当时的宫廷礼仪提供了重要依据。
第三类则是抒发自己的情感，这类诗词数量虽少，却最能体现花蕊夫人的内心世界。如 “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虽非花蕊夫人的原创，却被她赋予了新的情感 —— 她将自己对故国的思念、对深宫生活的厌倦，融入到这首诗中，使其成为了千古绝唱；又如她在被俘途中写下的《国亡诗》，更是以直白的语言、强烈的情感，表达了对后蜀灭亡的悲痛与对后蜀军队无能的讽刺，成为了中国古代诗歌中爱国主义的经典之作。
除了《花蕊夫人宫词》，花蕊夫人还留下了一些散佚的诗词，这些诗词大多收录在《全唐诗》《全五代诗》等典籍中。这些诗词虽然数量不多，却同样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如 “春风一面晓妆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却被内监遥觑见，故将红豆打黄莺”，语言活泼，意境优美，展现了花蕊夫人细腻的观察力与高超的诗词技巧。
花蕊夫人的诗词，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的李清照、朱淑真等女词人，都曾受到她的启发，她们的诗词中，都能看到《花蕊夫人宫词》的影子；元代的关汉卿、王实甫等戏曲家，也常常将花蕊夫人的故事改编成戏曲，如《花蕊夫人》《孟蜀宫妓》等，使花蕊夫人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明代的杨慎、清代的王国维等学者，更是对花蕊夫人的诗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其撰写了大量的注疏与评论。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花蕊夫人的一生，是五代十国时期女性命运的缩影。在那个战乱频繁、男权至上的时代，女性往往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只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花蕊夫人虽凭借自己的才情与智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蜀的政治与文化，却终究无法改变后蜀灭亡的命运，也无法摆脱自己作为亡国之妃的悲剧结局。
然而，花蕊夫人并没有被历史遗忘。她的诗词，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五代十国那段黑暗的历史；她的故事，也激励着后世的女性，要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与尊严。如今，每当人们提起成都的芙蓉花，每当人们读到 “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这句诗，都会想起那位在历史长河中绽放过、也凋零过的 “芙蓉仙子”—— 花蕊夫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花蕊夫人的形象在后世的解读中，逐渐变得复杂起来。有人将她视为 “红颜祸水”，认为后蜀的灭亡与她的存在有关；有人则将她视为 “才女典范”，赞美她的诗词与智慧；还有人将她视为 “爱国志士”，敬佩她对故国的忠诚。这些不同的解读，不仅反映了人们对花蕊夫人的不同看法，也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价值观与历史观。
将花蕊夫人视为 “红颜祸水” 的观点，主要源于传统的男权思想。在古代社会，男性往往将国家灭亡的责任归咎于女性，认为女性是 “祸国殃民” 的根源。这种观点在《新五代史》《宋史》等正史中都有体现，如《新五代史》中记载：“昶耽于酒色，怠于政事，而花蕊夫人又以艳色惑之，故后蜀遂亡。” 这种观点忽略了后蜀灭亡的根本原因 —— 孟昶的昏庸无能、朝政的腐败、军备的废弛，而将责任全部推到花蕊夫人身上，显然是不公平的。
将花蕊夫人视为 “才女典范” 的观点，则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花蕊夫人的诗词，不仅在当时就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在后世也一直被奉为经典。明代的杨慎在《升庵诗话》中评价道：“花蕊夫人宫词，清新艳丽，足可与唐诗媲美；清代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也说：“五代之词，以花蕊夫人为冠，其词虽小，却蕴含着大境界。” 这些评价，充分肯定了花蕊夫人的文学成就，也让她成为了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将花蕊夫人视为 “爱国志士” 的观点，则是近代以来才逐渐形成的。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花蕊夫人的一生，认为她在国破家亡后，没有选择苟且偷生，而是始终保持着对故国的忠诚，这种精神值得敬佩。她的《国亡诗》，也被视为爱国主义的经典之作，激励着后世的人们热爱自己的国家与民族。
除了对花蕊夫人形象的解读存在争议外，关于她的姓氏、生平事迹等，也存在一些争议。如前所述，关于花蕊夫人的姓氏，史料中存在 “徐氏” 与 “费氏” 之争；关于她的生平事迹，不同的史料也有不同的记载，如她入宫的时间、与孟昶的关系、在宋宫的生活等，都存在一些疑点。这些争议，虽然给我们研究花蕊夫人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却也让花蕊夫人的形象更加丰满、更加真实。
无论历史的迷雾如何浓厚，花蕊夫人作为五代十国时期的一位重要女性，她的故事与诗词，都已经成为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的一生，有过繁华，有过荣耀，有过悲痛，有过屈辱，但她始终保持着自己的风骨与尊严，用诗词记录下了自己的喜怒哀乐，也记录下了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
如今，当我们再次翻开《花蕊夫人宫词》，再次讲述花蕊夫人的故事时，我们不仅是在缅怀一位古代的才女，更是在传承一种精神 —— 一种在逆境中不屈不挠、在苦难中坚守自我的精神。这种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勇往直前，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