嗡——！！！
石牌脱手而出，化作一道纯净无比的冰蓝色流光，如同归巢的倦鸟，瞬间没入巨大的、搏动着的冰核之中！
下一刻，冰核猛地爆发出照耀整个球形空间的极致强光！那光芒并不刺眼，却带着一种洞穿万物、洗涤灵魂的力量，让所有人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仿佛直视神迹！
强光持续了数息，才如同潮水般缓缓退去。
当众人能再次视物时，只见那颗巨大的冰核依旧在缓缓旋转，但在其核心区域，多了一个清晰可见的、与那枚石牌形状完全契合的、散发着柔和却永恒光辉的印记！冰核的能量流动似乎因为这道印记的嵌入而变得更加顺畅、更加磅礴浩瀚，连带着整个冰殿空间的极致寒气，都似乎变得…“温和”了一些？少了几分侵略性，多了几分包容。
而小女孩依旧站在原地，闭着双眼。她光洁的额头上，一个与冰核中心那枚印记相似的、淡蓝色的复杂符文一闪而逝，缓缓隐没于皮肤之下。她周身的气息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身体依旧虚弱，却多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厚重底蕴与深邃的连接感。她与这座冰殿，与那颗搏动的心核，仿佛在那一刻真正地、完美地融为了一体。
她长长的睫毛颤动了几下，缓缓睁开眼。紫眸依旧清澈如水晶，却少了几分孩童的懵懂，多了几分沉淀的悲伤与一种超越年龄的、深切的疲惫。她回过头，目光掠过众人，最后定格在赵珺尧身上，轻轻地、却异常清晰地吐出了两个不再是模糊音节、而是蕴含着完整意义的词：
“…回家…完了…”
最终的仪式，于此完成。
……
现实世界，午后的阳光透过高级法院走廊那巨大的落地玻璃窗，在地面投下苍白而缺乏温度的光斑。
调解庭外的走廊里，空气凝重得几乎能拧出水来。沈婉悠独自坐在冰冷坚硬的长椅上，双手紧紧攥着膝盖上那个鼓囊囊的文件袋，指节因为过度用力而透出苍白的颜色。她能清晰地听到自己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动的声音，咚咚咚，急促得像是要挣脱肋骨的束缚。
对面不远处，姜一鸣和他的精英律师团队站在一起，低声交谈着。姜一鸣穿着一身剪裁完美、价格不菲的高定西装，衬得他身形挺拔，但他脸上的表情却只有冷漠，甚至透着一丝显而易见的不耐烦，偶尔瞥向沈婉悠的眼神，冰冷得如同在看一个亟待处理的麻烦物件。他的首席律师则一脸的精明干练，时不时推一下鼻梁上的金丝眼镜，嘴角挂着一丝公式化的、毫无温度的浅笑。
方晴暂时离开，去和法院的书记员做最后的材料核对与沟通。只剩下沈婉悠一个人坐在这里，赤裸地感受着那几乎令人窒息的压抑和四面楚歌般的孤立无援。
走廊尽头传来沉闷的脚步声，调解庭厚重的木门被从里面打开。上一桩案件的当事人面色各异地鱼贯而出，有人如释重负，有人愁云惨淡。
“沈婉悠，姜一鸣，请进。”一位身着制服、表情严肃的工作人员出现在门口，扬声喊道。
沈婉悠深吸一口气，猛地从长椅上站起身。或许是因为紧张过度，起身太猛，眼前骤然一黑，眩晕感袭来，她下意识地伸手扶住冰冷的椅背，才勉强站稳。她用力闭了闭眼，再睁开时，努力挺直了单薄的脊背，抱起那份沉甸甸、装着她全部希望与挣扎的文件袋，像是抱着最后一面护身的盾牌和唯一的武器，迈步走向那扇决定命运的门。
姜一鸣和他的律师也几乎同时走了过来，与她前后脚到达门口。姜一鸣甚至没有施舍给她一个眼神，仿佛她是透明的空气，率先一步，带着不容置疑的气势跨入了门内。
调解庭内的布置简洁而庄重，自带一种不容置疑的法律威严。主持调解的法官是位面容严肃、眼神锐利的中年女性。双方分坐在长桌两侧，泾渭分明。
程序化的开场白后，姜一鸣的律师率先发难，语速快而清晰，逻辑严密，开始列举早已精心准备好的“证据”链：极力强调沈婉悠无稳定可观收入、无长期固定居所（刻意忽略她新签订的租房合同）、情绪状态不稳定（提交了那份被刻意扭曲的医院“证人证言”），极力渲染她目前的生活状况无法为孩子提供良好、稳定、可持续的成长环境，并浓墨重彩地对比姜一鸣优越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所能提供的“全方位”保障和“光明”未来。
每一个冰冷的字眼都像淬了毒的针，精准地扎在沈婉悠心上。她感到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在一瞬间冻僵了，身体抑制不住地微微发抖，但是她强迫自己抬起下巴，目光直视着法官，努力维持着表面的冷静和镇定。
轮到方晴发言。她语气平稳，不疾不徐，逐一进行反驳：出示了沈婉悠新签署的劳动合同（虽然目前仍是短期）、正规的租房协议，证明其正在努力且有效地重建自己的生活和经济能力；犀利地质疑对方所谓“情绪不稳定”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与取证方式的合理性；并开始引入最核心的论点——抚养权归属的判断，应首先且始终立足于子女的最大利益，这远非单纯的经济条件对比，更应考量情感连接、日常照顾、以及父母双方的品行与责任感。
“…法官大人，我方当事人或许目前在经济基础上暂处劣势，但她对两个孩子毫无保留的爱、深入骨髓的责任感以及多年来事实上的无微不至的照顾，是有目共睹且无法抹杀的。反观姜先生，在孩子重病最需要父亲关怀时、在妻子遭遇亲人离世巨痛最需要支持时，他不仅未能给予应有的家庭温暖和情感支持，反而表现出令人心寒的冷漠和极度不耐烦，甚至在此刻急于利用程序剥夺一位母亲抚养孩子的基本权利，其行为本身是否真正符合所谓‘一切为孩子着想’的最高原则？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