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第一节
外公走后的第二天，阴沉的天像浸了水的棉絮，沉甸甸地压在镇子的屋顶上。屋子里的香烛味还没散，门口的青石板就被一串又一串的脚印踏湿了。
先是双桥镇的表姑婆，挎着个蓝布包袱，身后跟着她那总是低着头的儿子二官，进门就往灵前跪，抽噎声混着灶间飘来的水汽，在屋里弥漫开来。没多久，姨妈和姨夫也来了，姨妈眼睛红肿得像桃，攥着母亲的手就没松开过，嘴里反复念叨着怎么就走得这么急。
最热闹的是嘉善来的表姨家，一条乌篷船就停在码头边，表姨父撑着篙，表姨抱着最小的孩子，身后跟着三个半大的娃，像是把半个家都搬了过来。最后到的是外公老家李家埭的侄子，穿着件洗得发白的土布褂子，拘谨地站在门口，给外婆磕了头，就默默地帮着搬院子里的柴火。
屋子里一下子挤满了人，说话声、脚步声、偶尔响起的啜泣声交织在一起，倒让这悲伤的院落有了点活气。只是这活气里，总缺了一角——外婆娘家那边，自始至终，连个影子都没出现。外婆坐在炕沿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衣角，谁也没提，可那沉默里的寒凉，连我都能觉出来。母亲说，这就算是所有沾亲带故的都到齐了，该送外公最后一程了。
第三天出殡，天刚蒙蒙亮，院子里就挤满了帮忙的人。按照老规矩，棺材该由儿子或孙子抬头，可外公膝下只有母亲和姨妈两个女儿，族里人商量了半天，最终把我推到了前面。这孩子是大外孙，跟亲孙子一样。不知是谁说了这么一句，我就被按在了棺材前头的位置，手里攥着冰凉的杠子。抬脚的是外公的侄子，那个从李家埭来的拘谨汉子，他比我高了两个头，腰弯得像张弓。
刚把棺材抬到楼梯口，一直默不作声的外公的妹妹突然喊了声。她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到棺材边：嘴里没放银子和茶叶，到了那边怎么说话？说着就从兜里掏出个红布小包，非要亲眼看着放进外公嘴里才肯让走。
我那时才八岁，小小的身子扛着那么重的分量，骨头都像要被压断了。脖子酸得直打颤，胳膊早没了知觉，实在撑不住，悄悄抬起膝盖想顶一下杠子歇口气，膝盖刚碰到木头，旁边就伸过来一只手，稳稳地托住了杠子的另一头。是二官表叔，他比我大很多岁，脸上已经没有稚气了，那只手稳得很，冲我轻轻摇了摇头，示意我别乱动。
好不容易等红布包放进了棺材，众人喊着号子继续往下挪。老房子的楼梯是木头做的，踩上去作响，像是随时会散架。下面有人抬着，旁边有人扶着，还有人专门用手托着楼梯板，生怕哪块木头承受不住这重量。手忙脚乱中，棺材终于一点点挪下了楼，放进早已备好的外棺里，再往门外抬时，我两条腿都在打晃，后背的衣服全湿透了。
那会儿镇上已经提倡火化，红卫兵前两天还来过，说必须按新规办。大运动正紧，谁心里都揣着忐忑，怕走着走着就被拦下。父亲站在最前头，眉头紧锁着，却还是沉声道：走，有事儿我担着。
出了大门往东走，百十米外就是轮船码头的弄堂。往下到船上时，又是一阵忙乱。一条船载着外公的棺材和我们一家人，另一条船载着所有亲戚，两条船一前一后，慢慢驶出了镇子，朝着李家埭的方向去。
乡下的泥土是湿的，带着青草和腐烂叶子的气味。棺材入土时，我听见泥土砸在木板上的闷响，一下，又一下，像是敲在心上。最后一抔土堆上去，隆起一个小小的土包，外公就真的被埋在了这里，再也看不见了。
回镇子的船上，谁都没说话。水波拍打着船帮，单调的声音里，我好像听见母亲在偷偷抹眼泪。那时候我还不懂，外公这一没，不光是少了个疼我的老人，像是家里的顶梁柱被抽走了一根，整个天，都要塌下来了。
外婆是做了一辈子家庭主妇的，外公在时，她手里握着全家的开销，日子虽不富裕，却也安稳。可外公一走，她就没了经济来源。那天晚上，她把母亲叫到里屋，半天没说话，最后才叹了口气：你爸走了，我手里没进项了，没法再帮你撑这个家了。
母亲的眼圈一下子红了：妈，我知道......
往后，家里的钱你自己管着吧。外婆的声音很轻，却像块石头落进水里，四个孩子，还有你俩，日子该紧巴了，省着点过。
她这话，是把当家的担子，彻底交到了母亲手上。我们家那时已经有四个孩子，加上父母，六张嘴要吃饭。父亲和母亲的工资加起来本就微薄，以前有外公偶尔补贴，尚可维持，如今全靠那点薪水，日子的艰难，光是想想就觉得喘不过气。
可谁都没想到，更大的难处还在后面。
父亲已经两个月没回家了，别说人，连个捎生活费的信都没有。母亲一开始还安慰我们，说父亲在余新公社忙，说不定是走不开。可眼看着米缸见了底，油罐也空了，连买菜的钱都凑不出来，母亲终于坐不住了。
我得去余新看看。她红着眼睛，把最小的弟弟托付给邻居让外婆管着妹妹，姐姐大了自己能照顾好自己了，又拉着我的手，你跟我一起去。
从镇子到余新公社要坐长途轮船，还得到东门的市轮船码头，从东栅口坐上汽车，一路颠簸着到了市里再乘船，母亲的手始终攥得很紧，指节都泛了白。她不停地望着窗外，嘴唇抿得紧紧的，我能感觉到她的紧张。
到了公社办公室，问起父亲，那个总接电话的总是回说出差了下生产队了的秘书，说辞和电话里一模一样。母亲急了，声音都带上了颤：同志，我是他家属，家里实在等钱用，他到底在哪儿？
秘书支支吾吾的，最后才朝旁边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使了个眼色。那人是蔡文书，之前父亲带我们来过一次，他还给过我糖吃。蔡文书把我们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嫂子，不瞒你说，老于他......被牵扯进运动里了，现在正在接受调查，老于住的地方离这不远就在大院内。
母亲的脸地一下白了，身子晃了晃，差点站不住。我赶紧扶住她，才发现她的手冰得像块石头。
蔡文书叹了口气，没再多说，只是领着我们往公社后院走，打开一间小屋子的门：你们先在这儿住下吧，我去想通报一声。
屋子里很简陋，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张办公桌子，墙角有只脸盆架子，一个衣架子和一个老衣柜，还堆着些杂物。母亲坐在床沿上，半天没动，眼神空洞地望着地面，我叫她好几声，她才缓过神来，一把抱住我，声音抖得厉害：可夫，别怕......有妈在。
可我能感觉到，她的声音里，连自己都不信这句话。
第二天一早，公社礼堂那边传来了嘈杂的声音，喇叭里有人在喊着什么，语气激昂。母亲脸色大变，赶紧把我推进屋子，一声锁了门。
你在屋里乖乖待着，妈去去就回。她的声音隔着门板传来，带着一丝我从没听过的慌乱。
我从没被这样锁过，心里一下子慌了。隔壁礼堂的喇叭声越来越响，震得窗户纸都在颤。突然，我听见了父亲的名字，一次又一次，被人用严厉的声音喊出来，还夹杂着、这样的词。
我的心猛地一沉，像掉进了冰窟窿。父亲出事了！
我冲到门边，使劲拉门锁，纹丝不动。又跑到窗边，窗户上装着铁栅栏，我用手攥住栏杆，使出全身力气想掰开，栅栏却牢牢地嵌在木头里，连晃都不晃一下。
怎么办？我急得团团转，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就在这时，我看见窗外有个农民伯伯走过，肩膀上扛着根挑东西用的实木棍子，那棍子看着就结实。
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扒着窗户大声喊：叔叔！叔叔！帮帮忙！
农民伯伯停下脚步，疑惑地看着我：咋了，娃？
屋里有蛇！我急中生智，指着屋里的角落，门被我爸锁了，我出不去！您能不能帮我把这铁栅栏撬开？我怕蛇！
我急得脸都红了，眼泪真的掉了下来，那慌张不是装的。农民伯伯一看我这模样，赶紧跑了过来，他掂了掂手里的棍子，说：别怕，我试试。
他把棍子插进两根栅栏中间，轻轻一撬，只听一声，那两根铁栅栏竟然从深埋的木窗洞穴里窜了出来。我连忙说：谢谢叔叔！
他看栅栏松了，干脆双手用力一掰，整个铁栅栏竟被他硬生生拿了下来。我连忙从窗户钻出去，一边道谢一边说：叔叔，这栅栏没用了，送给您吧。
农民伯伯愣了一下，看了看手里的栅栏，又看了看我，咧嘴笑了：那敢情好，能回炉当废铁卖。他扛着栅栏走了，我却顾不上他，转身就往公社大门跑。
从大门溜进去，顺着声音往礼堂走。后台的门没关严，我悄悄推开门缝往里看，刚好看见父亲站在台上，脖子上挂着块厚厚的木板，木板上用红漆写着字，看着就沉得慌。一个人正在台上发言，说着说着，突然冲上去，朝着父亲的腿就蹬了一脚。
父亲踉跄了一下，却硬是没倒下，只是腰弯得更低了。
那一刻，我脑子里像有什么东西炸开了，血一下子冲到了头顶。他们怎么能这样对我爸！我眼睛都红了，转身就看见后台桌子上放着个瓷杯，里面还有半杯水。我抓起杯子，扬手就要朝台上扔过去。
就在这时，一双有力的大手突然从旁边伸过来，死死地夹住了我的右手，把我往台下扯。我挣扎着回头，看见是蔡文书，他脸色铁青，严肃地瞪着我：你小子胆子真肥！是不是想把你爸爸害死啊？
他们欺负人！我要打回来！我梗着脖子喊，眼泪糊了一脸。
蔡文书看我不听劝，反而把我拉到后台更偏的地方，耐下性子说：你要是把杯子扔过去，打到了人，他受伤流血了，甚至被你打死了，你说会怎么样？
抓我呗！我认！我咬着牙说。
万一人家过来打你呢？他又问，你打得过大人吗？
我愣住了，是啊，我打不过。
就是啊，蔡秘书叹了口气，要是有人打你，你父亲会怎么样？他脾气暴，肯定要跟人拼命。可他一个人，打得过一群人吗？你这不是把他往绝路上逼吗？
他的话像一把锤子，一下下砸在我心上。我看着台上父亲倔强的背影，再想想他刚才的话，突然明白了什么。
是啊，如果我真的扔了杯子，后果会是什么？父亲会不会更惨？
我站在那里，手里还残留着瓷杯的凉意，可心里却像被掏空了一样，一片空白。后台的光线很暗，照在蔡文书严肃的脸上，也照在我茫然的脸上。原来有些欺负，不是靠拳头就能打回去的。
那一刻，我好像突然长大了一点，又好像，被什么东西狠狠绊了一跤，摔进了一个冰冷的、说不出名字的世界里。
《吊丧后家变》
丧音催聚故园亲，冷雨凄风锁瓦尘。
稚肩承榇梯危颤，瘦棹载哀波暗颦。
婆语咽时家计碎，父名喧处祸机臻。
稚心未解愁如海，只觉天光坠泥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