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图”项目引发的震动尚未平息，那“推迟五年”的断言如同沉重的警钟，在高层决策圈内回荡。张彬深知，要打破因算力瓶颈导致的僵局，除了在计算架构上寻求根本性突破外，还必须为整个“南天门”体系找到一个更具象、更能凝聚力量、也更能展现决心的阶段性目标。这个目标，必须足够高远，高远到能牵引所有相关技术向前狂奔；也必须足够清晰，清晰到能让所有人看到努力的方向。
在“河图”项目论证会结束后的第七天，一份由张彬主笔、钱所长联合署名，标题为《关于发展人造地球卫星的初步构想》的绝密报告，被直接送抵最高决策层。这份报告没有冗长的前言，开篇便以斩钉截铁的语气明确提出：“建议集中力量，力争在1958年前后，将我国首颗人造地球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报告的主体部分，条分缕析地阐述了人造卫星对国家未来发展的巨大意义。它不仅是彰显国力、提升国际地位和政治威望的“争气星”，更是未来空天时代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张彬运用其跨越时代的视野，描绘了卫星在远程通信（超越地面线路和短波电台的局限）、全球侦察（打破地理隔阂与信息迷雾）、气象观测（提升天气预报精度，服务农业与军事）、大地测量乃至未来导航定位等领域的革命性应用前景。他将卫星定义为“悬于九天之上的眼睛与耳朵”，是“南天门”体系感知全球、联络八方的神经节点，其战略价值，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
报告送到了那位曾听取“南风”项目汇报的最高领导案头。领导仔细阅完全文，沉思良久，召见了自己的秘书，做出了明确指示。很快，钱所长和张彬被请进了一间朴素的办公室，领导的秘书当面传达了决定：
“报告看了，写得很好，眼光很长远，意义也说得很透彻。”秘书的声音平和而有力，“原则批准。这件事，关乎国家威望和未来战略，必须搞，而且要尽快搞出成果。但是，”他话锋一转，目光落在张彬身上，“张彬同志，报告里也提到了，目前我们的运载火箭，可靠性还不足以承担如此重大的发射任务。领导要求，你在负责卫星本体技术抓总的同时，必须牵头解决运载火箭的可靠性问题，要确保我们的‘星星’，能稳稳当当地送上天，不能有任何闪失。”
这意味着，张彬肩上的担子，除了“白帝”、“南风”、材料、网络、“河图”，又加上了卫星本体和运载火箭可靠性这两座大山。
最高层的原则性批准，如同一声发令枪，瞬间激活了整个与之相关的科研体系。一个由国家层面直接领导的航天局筹备组迅速成立，钱学森等刚从海外归来、胸怀报国热忱的顶尖专家也被吸纳进来，参与方案的进一步论证。在一次关键的技术讨论会上，张彬与钱学森等人就卫星的初始轨道参数进行了深入探讨。
张彬站在巨大的星图前，手持指示棒，向与会者讲解他基于【星际导航】知识初步筛选出的几条候选轨道。他的讲解深入浅出，将复杂的轨道力学用最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天文台的研究员提供了详细的地球重力场数据，轨道计算员则在黑板上列出一长串开普勒方程组的变体，紧张地进行着验算。
“综合考虑发射场位置、运载能力、覆盖区域以及地面测控需求，我认为这条倾角为68度的近地椭圆轨道是目前的最优选择。”张彬的指示棒在星图上划出一条优美的曲线。
然而，当他的意识沉浸在那浩瀚的【星际导航】知识库中，对这条轨道进行更深层次的、超越当前天体力学范畴的“空间环境”模拟校验时，一个极其细微却无法忽略的异常，触动了了他的感知神经。在那条优选轨道的某个特定区段，距离地面约380公里的高度，存在一个范围不大、但性质未知的“空间区域”。根据知识库中某种玄奥的时空感知模型提示，那片区域存在着持续性的、极其微弱的非自然电磁干扰背景辐射。这种干扰强度很低，对普通的卫星通信或侦察可能影响不大，但对于未来可能需要部署的高精度传感设备，或是进行特定频率的深空通讯实验，则可能构成潜在的、难以排查的威胁。
那是什么？是某种尚未被当代科学认知的空间物理现象？是地球磁场在该区域的特殊波动？还是……与“星海拾遗”那微弱信号，或王根生遭遇的“风筝”一样，属于某种未知存在的痕迹？
张彬的指示棒在那片区域的上方微微停顿了一下。他没有将这个基于超时代知识的发现公之于众，那将引来源源不断的、他无法解释的疑问。他只是用平静如常的语气，在确定最终轨道参数时，看似随意地补充了一句：
“另外，建议我们的地面观测网络，加强对这条轨道上，特别是东经125度附近，高度380公里上下空间的电磁环境背景噪声监测。积累基础数据，为后续更精密的卫星型号做准备。”
这个要求合情合理，与会专家并未察觉异常，记录员将其作为一项常规技术建议记录在案。
但张彬心中清楚，在那片看似空无一物的太空之中，似乎隐藏着不为人类所知的秘密。发射卫星，不仅是为了触摸近地空间，或许，也将成为揭开这些秘密的第一步。通往星辰大海的道路，从一开始，就布满了未知的迷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