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秋的清晨，上海法租界边缘的红砖楼前，一面崭新校旗正迎着风展开——“新中国金融学院”七个鎏金大字，在朝阳下闪着温和的光。
沈逸风站在台阶上，看着三百名学员整齐列队，他们的衣着各异：有穿陇海铁路工装的青年，有裹蓝布的农村会计，有戴眼镜的联合银行职员，还有拎着帆布包的海外侨胞——每个人都攥着录取通知书，眼睛亮得像星子。
“同学们！”他举起手，声音裹着风传出去，“今天我们不教‘怎么数钱’，教‘怎么让钱变成桥、变成路、变成老百姓的饭碗’。你们是新中国金融的种子，要长在最需要的地方！”
人群里爆发出掌声，穿工装的青年攥紧拳头：“我是陇海铁路的养路工，我想学会算铁路的账，让每一分钱都砸在钢轨上！”
开学典礼结束后，沈逸风跟着第一堂课的教授走进教室。
黑板上画着复杂的资金流向图，周慕之教授推了推眼镜：“同学们，这堂课讲‘国债与基建的联动’——去年发行的建国国债，钱去了哪里？是陇海铁路的无缝钢轨，是郑州电厂的涡轮机，是延安的纺织厂纺机……金融不是空中楼阁，是踩在实体经济上的梯子。”
台下，一个扎麻花辫的女学员举手：“教授，我是山东的农村会计，我们村的合作社想贷钱买拖拉机，该怎么算利息？”
周教授笑了：“问得好！利息不是剥削，是让钱‘生’出更多钱——比如合作社贷十万元，年利率5%，明年能多买一台拖拉机，后年能多收两万斤粮食，这就是金融的温度。”
午后，图书馆的落地窗前，学员们围坐成圈，争论得面红耳赤。
“我觉得防假钞该用更严的法律！”戴鸭舌帽的青年拍着桌子，“上次假钞案，就该把山本健太郎枪毙！”
“可法律是事后惩罚，”穿蓝布衫的会计摇头，“我们得从源头堵——比如纸张用专属编号，油墨加荧光标记，让假钞一查就露馅。”
“还有民众教育！”另一个学员补充，“要让老百姓会看水印、验荧光，就像认自家孩子的脸！”
沈逸风站在门口，听着里面的讨论，嘴角扬起笑意。
他走过去，拿起桌上的《中国金融案例集》——封皮上还沾着学员们的茶渍，里面夹着假钞的复印件、国债认购的收据、铁路工地的照片。
傍晚，沈逸风坐在院长办公室，翻着第一期学员的档案。
周慕之抱着教案进来，递给他一杯茶：“这些孩子，有工地经验，有基层账本，有海外视野——缺的就是系统的金融思维。你挑人的眼光，比选国债项目还准。”
沈逸风指尖划过学员名单，停在那个山东农村会计的名字上：“她跟我说，想回去教合作社的人算贷款账——这就是我们要的‘金融火种’。”
窗外的梧桐叶飘进房间，落在学员的作业上。
沈逸风望着桌上的“金融学院规划图”，想起上午开学典礼上的口号：“金融报国，人才为先”。
他知道，陇海铁路的钢轨需要钢筋，新中国的金融需要人才——而这些坐在教室里的年轻人，终将成为守护国家钱袋子的“黄埔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