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北方的广袤历史画卷中，有一支铁骑从遥远的西域沙海奔腾而来，他们的身影贯穿了晚唐五代的烽烟，在公元十世纪基本上主宰了中原的历史走向。他们，就是沙陀。
沙陀人的故事，始于亚洲腹地的风沙。准噶尔盆地东南，金莎山（今博格达山）脚下，一片被烈日和黄沙统治的土地。这里活跃着一支名为“处月”的部落，他们是雄踞一时的西突厥汗国别部。逐水草而居，以弓马为生，他们是沙漠的子民，故而被周边的唐人称为“沙陀”——大漠中的突厥人。他们有自己的骄傲——首领世代承袭着“朱邪”这个姓氏，如同狼群的狼王，带领部族在严酷的环境中求生。
然而，时代的巨浪拍打着西域。强大的吐蕃帝国如同高原上升起的飓风，与鼎盛的唐王朝激烈碰撞，争夺着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夹在两个巨人之间的沙陀人，命运如同风中蓬草。吐蕃的压迫日益沉重，东方的唐帝国则散发着强大的吸引力。于是，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漫长东迁开始了。从唐高宗到玄宗时代，沙陀人拖家带口，赶着牛羊，一路向东，向着传说中富庶繁华的中原艰难跋涉。这是一部充满血泪与希望的迁徙史诗。
转折点发生在唐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9年）。当时的沙陀首领朱邪尽忠及其子朱邪执宜，审时度势，毅然率领大部分部众，彻底归附唐朝。大唐以海纳百川的气度接纳了他们，将其安置在盐州，并以此为核心，组建了一支威名远扬的军队——“沙陀军”。
这支军队生来就是为了战斗。他们融合了来自草原的坚韧、沙漠的悍勇，迅速成为唐朝手中一柄锋利的快刀。在帝国平定各地藩镇叛乱的战争中，沙陀军冲锋陷阵，战功赫赫。
然而，沙陀军并非纯粹的“朱邪”部落。在漫长的东迁路上，他们如同滚雪球般吸纳了众多力量：溃散的回鹘战士、彪悍的鞑靼（室韦）骑士、甚至来自中亚昭武九姓的粟特胡商与武士，以及大量投靠的汉人边军和流民。沙陀，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称谓，而是一个以朱邪氏为核心、多民族融合的强悍军事政治集团。正是这种复杂的包容性，为其日后入主中原奠定了不可思议的基础。
朱邪执宜之后，沙陀的领导权传到了他的儿子朱邪赤心手中。他继承酋长之位时正值壮年，不仅骁勇善战，能开三石强弓，百步外箭无虚发，更难得的是深谙与朝廷周旋之道。在唐廷眼中，沙陀人是既可倚重又需防范的“双刃剑”，而李国昌则在这微妙平衡中，一步步扩大着自己部族的势力。他时常告诫族人：“我们沙陀人就像草原上的狼，既要让牧人觉得有用，又不能让他觉得危险。”
真正的成名之战，是庞勋之乱。徐州戍卒哗变，演变成席卷江淮的大动乱，天下震动。唐廷调兵遣将，屡战不利。关键时刻，朱邪赤心率领他的沙陀铁骑，如一道黑色闪电切入战场。
这些来自代北的骑士，披着黑色的战袍，骑着矫健的突厥马，冲锋时如同鸦群掠地，无声而致命。他们不善言辞，却极端嗜战。在每一次关键战役中，朱邪赤心都亲冒矢石，冲锋在前。沙陀骑兵恐怖的冲击力和悍不畏死的战斗风格，彻底击溃了叛军的心理防线。他们成为了平叛战场上最锋利的矛尖，所向披靡，为最终镇压庞勋立下了汗马功劳。
捷报传至长安，唐懿宗龙心大悦。如此悍将，岂能不重重犒赏？公元869年，朱邪赤心奉召入长安觐见。那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金銮殿上，皇帝盛赞其功，为示恩宠浩荡，特赐国姓“李”，并赐名“国昌”，寓意“国家昌盛”。
从此，朱邪赤心成了李国昌。这不仅是个人的荣耀，更是整个沙陀集团地位的飞跃。
就在李国昌忙于整军经武、巩固权力之际，他的第三位子嗣在府中降生了。时为唐宣宗大中十年（856年）。这个孩子的诞生并未引起太大的波澜，毕竟在沙陀传统中，男丁意味着未来的战士。然而，接生的嬷嬷和身边的侍女很快发现了一丝异样——婴孩的右眼似乎蒙着一层淡淡的阴翳，不如左眼那般清澈明亮。
消息传到李国昌耳中，这位刚毅的沙陀首领只是微微皱眉，随即大手一挥：“无妨！我沙陀男儿，靠的是弓马刀剑取功名，不是靠眉眼好看！此子哭声洪亮，筋骨强健，必是勇士之材！”他为其取名“克用”，既寓“能成大事，堪当大用”之意，也暗含了对其些许缺陷的漠视与对其实力的期待。
童年的李克用，就在这充满阳刚与尚武气息的环境中度过的。他的母亲虽是汉人女子，温柔贤淑，试图教他读书识字，但李克用的兴趣显然更在马厩和校场。他几乎是本能地抗拒书房里的拘束，一有机会便溜出去，缠着父亲的亲卫武士，让他们教自己骑马、射箭。
那只视力微弱的右眼，并未成为他的阻碍，反而激发了他更强的斗志。为了弥补视觉上的偏差，他付出了远超常人的努力去练习射术。别人练一百次，他就练五百次。他长时间地盯着移动的靶子，训练左眼的专注力和判断力。到七八岁时，他骑在快马背上射静止的靶子，已能十中七八。
他与府中其他沙陀贵族子弟、甚至汉人将领的儿子们玩耍打闹，但很快就无人是他的对手。他天生力气惊人，性格争强好胜，打起架来有一股不要命的狠劲，很快就成了孩子王。但他并非一味蛮横，年纪稍长，便显露出一种天生的领袖气质，懂得分配“战利品”（比如偷来的瓜果），也知道为受了欺负的弱小同伴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