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私盐生意暂停扩张之后，钱镠打算找新的发财路子，他瞄上了海贸业务。而翁洲所在的明州，是一个海贸发达的地方。
这里是离翁洲最近的地方，地处甬江下游，杭州湾口，地理位置适中，出海方便。唐代中期以后，明州港得到迅速发展，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在此置明州，长庆元年（821年），州治移至三江口，这里专门有个地方叫望海镇，是水路运输集散中心。这里是中日间南路航道开辟后，中日交流的重要港口，仅唐武宗二年（842年）至昭宗天复三年（903年），中日船舶往来就达30多批次，平均每两年来一次。日本遣唐使节往往组成船队前来，一般有2到4艘船，大的船可载100多人。唐后期明州港“海外杂国贾舶交至”，江厦码头一带“帆樯如林”，“镇鼓相闻”，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当然说明州很多人可能没有概念，明州后面改了名字叫宁波，也就是明朝时日本猴子心心念念的新首都，为啥选择这里，正是因为这里是对日贸易最重要的地方，闻名全倭。
以上内容全是想象！
真正的大发展是从北宋真宗、仁宗开始的。
实际上，《续日本纪》载倭国遣唐使船在871年仅发2艘，之后联系几近断绝。《唐会要》也记载： 明州港年发船仅百艘。根本就没那么繁荣。
之前就说了，在大历六年袁晁叛乱，翁洲朝廷弃置，居民内迁，内迁的原因就是明州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户口锐减，之前的行政机构用不到了。
咸通十二年明州的人口数量查不到，但是可以进行推断，元和年间是唐朝中后期的一个高峰，这个时候明州只有十七万人。而到了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明州还只有12万人左右。
这中间两百年的时间人口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主要原因就是动乱导致。同时要看到历史上吴越国统治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口肯定是有大发展的；而翁洲是直到北宋后期才重置，也说明唐末明州是萧条的这个问题。这样推算下来，在大唐咸通十二年，明州总人口应该不足十万，户口在一万至一万五之间。
当然，明州是有其特殊情况，唐朝很重视海贸，其他海港还是非常繁荣的。
在北方，主要是登州，往来东北渤海国、高句丽、还有新罗国的民间商船往来穿梭如织，在登州还有新罗馆、渤海馆之类的接待机构，登州文登县还有个勾当新罗所，专门处理新罗相关事宜。
而新罗国局势动荡，大量人口流向唐朝，尤其是人口买卖尤为发达，新罗婢在唐朝不仅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仆人这么简单，还是豪门大族的身份象征；《丑年卖女契》载婢价三十匹绢，合五十贯，也就是说有些小有资产的地也能买一个新罗婢在家使唤，说出去也是与有荣焉。
在南方，最大的海贸城市是广州，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以广州为起点的“广州通海夷道”长达公里，贯穿南海、印度洋、波斯湾和东非海岸的90多个国家和地区，当时广州的港口已有内外港之分，外港主要有屯门港和扶胥港，内港码头有光塔码头、兰湖码头等。大历五年抵广州港的商船即达4000余艘，每年来广州参加贸易活动的有上80万人次，聚居广州的外国人达12万之众，史载港区“环宝山积，珍货辐辏”。近期《长安的荔枝》里面就有描述。
钱镠喊来新婚的陈策商讨：“翁洲周边海寇基本上被清理完了，从明州出港的这些货船越来越大胆，以前是贴着海岸线走，实在没办法了冒险入海航行，现在好多船都来翁洲附近晃，对我们也有影响。”
“策弟，我们不能干看着别人挣钱，你这边联系下杭州、越州、明州甚至苏州的商行，告诉他们，咱们的水师可以为他们的大型船队护航，只收取一成费用。”
“兄长，一成会不会多了？”
“别瞧着多，从杭州到广州近四千里海路，海寇蟊贼防不胜防，也就是咱们将明州近海的清干净了，要不然海寇更多。真遇着了，损失可不止一成。这笔账他们算得过来。”
陈策琢摸了一会说道：“明州港年发海船不过百艘。抽一成护航费，撑死十万贯,这没有多少进账？”
“眼皮子浅！现在是没多少船，可是有我们负责护航，还有杭州出发绕明州南下的货船，没有路上的危险，运量肯定大增，保守算，一年五十万贯总是有的。”
“而且，”钱镠将手向地图上倭国方位，“知道这是哪里么，倭国！”
“如今对面的倭国正是号称平安时代，藤原氏掌着摄关政治，贵族安稳度日，没什么大乱子。他们那边缺咱们的青瓷、丝绸，咱们这边稀罕他们的砂金、白银。知道他们的贵族拿什么换唐货？一船砂金换十匹吴绫！只有我们把倭国这个路趟好，这个才是赚钱的大头。等我们的人把航线摸熟了，咱们自己派船过去——逆着那些遣唐使的航路，直抵倭国，这个才是赚钱的大头。”
他手指重重敲在海图上的倭国疆域：“先探路，再通商，往后能干什么，还不是咱们说了算？盐铁是陆上的桩，扎深了显眼，保不准哪天皇帝觉得自己的内帑里跑老鼠了，拿咱们开刀；这海路是水里的鱼，藏得住，游得远。我们另起炉灶，再建一个商行，安全性更大。”
“好，我尽快办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