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老爷子病情出现反复。最新的血管成像显示，左侧颈内动脉起始部发现了一个新的、不稳定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如同一个潜伏的炸弹，随时可能脱落引发二次栓塞，风险极高。
经过院内多学科会诊，最终一致认为，必须尽快进行“颈动脉内膜剥脱术”（cEA）——一个在颈部血管上进行的、精细且风险不言而喻的手术。
这一次，手术谈话室里的气氛，与急诊那晚截然不同。
没有雨夜的仓促，没有生命垂危的争分夺秒。有的是阳光下冰冷的理性，和关乎重大决策的沉重压力。
沈清澜坐在长桌一侧，面前摊开着厚厚的影像资料、手术预案、风险告知书。她的对面，坐着陆寒霆。只有他一人。他拒绝了其他家族成员的参与，选择独自面对这场关乎祖父生命的重要谈话。
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斜射进来，在他深刻的轮廓上投下明暗交织的线条。他坐姿笔挺，双手交叠放在桌面上，目光沉静地落在沈清澜身上，示意她开始。
“陆先生，”沈清澜的声音在安静的谈话室里清晰响起，没有多余的寒暄，直接切入核心，“基于陆老先生最新的检查结果和mdt（多学科协作诊疗）讨论意见，我们建议尽快施行‘颈动脉内膜剥脱术’。”
她将一张血管成像图推到他面前，用一支细长的笔指点着那个关键的部位。
“这里是责任斑块。它的形态不规则，表面溃疡，属于易损斑块，脱落风险评估为高危。一旦脱落，随血流进入颅内，可能导致大面积脑梗死，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她的语调平稳，用词精准，没有任何渲染情绪的形容词，只是在陈述客观事实。
“手术的目的，是彻底清除这个斑块，从根本上解除这颗‘炸弹’。这是目前预防卒中复发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陆寒霆的目光随着她的笔尖移动，专注地听着，没有打断。
沈清澜接着开始阐述手术方案。她从麻醉方式、手术切口位置、术中脑血流监测的方法（如tcd、 stump pressure），到如何临时阻断血管、如何精细地剥离斑块而不损伤血管内膜，一步步清晰地拆解开来。她语速适中，确保每一个环节他都能理解。
然后，她翻开了风险告知书。
“任何手术都有风险，尤其是涉及重要脑血管的手术。”她的目光坦诚地迎向他，“我需要向您详细说明。”
“第一，术中及术后脑缺血或脑梗死风险。尽管我们会使用转流管等技术尽可能保证脑部供血，但血管阻断期间，仍有约2%-3%的概率发生新的梗塞。”
“第二，颅神经损伤风险。手术区域分布着喉返神经、迷走神经等重要神经，术后可能出现声音嘶哑、饮水呛咳等情况，大部分是暂时性的，但少数可能永久存在。”
“第三，颈部血肿。术后出血压迫气道，是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需要立即再次手术清除。”
“第四，术后再狭窄、感染、切口愈合不良等共性风险……”
她一条一条地列明，声音里没有畏惧，也没有刻意淡化，只有一种基于专业知识的、绝对的诚实。每说出一条，室内空气似乎就凝重一分。
陆寒霆的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交叠的手指微微收紧。这些冰冷的概率，任何一个落在祖父身上，都是百分之百的灾难。
“成功率。”他打断她，问出了和急诊那晚同样的问题，但这一次，他的声音里少了几分质疑，多了几分需要确认的沉重。
沈清澜合上风险告知书，正视着他。
“在我的团队，这类手术的技术成功率为百分之九十八。术后三十天内，主要不良事件（包括卒中、心梗、死亡）的发生率控制在百分之一以下。”她报出数据，随即补充道，“但这建立在患者自身血管条件、基础疾病控制以及围手术期精细管理的基础上。陆老先生年龄偏大，伴有高血压和房颤，这些都会增加麻醉和手术的风险系数。”
她没有给他一个虚幻的保证，而是给出了一个基于数据和个体情况的、更为复杂的答案。
陆寒霆沉默了片刻，目光锐利地审视着她：“如果选择保守药物治疗呢？”
“风险会显着增高。”沈清澜毫不回避，“根据研究数据，对于陆老先生这种情况，一年内发生同侧缺血性卒中的风险超过25%。手术，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必要的选择。”
谈话室里陷入了沉寂。只有空调系统低微的运行声。
陆寒霆的视线从她脸上移开，落在窗外明净的天空，似乎在权衡着那些冰冷的数字和祖父苍老的面容。
沈清澜没有催促，只是安静地等待着。她理解这种沉默背后的重量。这不是商业决策，可以计算投入产出。这是关乎至亲生命的抉择。
几分钟后，他转回头，深邃的目光重新聚焦在她脸上，那里面所有的犹疑都已散去，只剩下决断后的沉静。
“手术时间。”他问。
“如果决定手术，明天上午第一台。”沈清澜回答。
“好。”他拿起了桌上的笔，目光扫过风险告知书上那些触目惊心的条款，没有再多问一句，在家属签字栏上，利落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笔锋依旧凌厉，带着千钧的力道。
放下笔，他抬起眼，看向沈清澜，语气是一种将最重要之物托付出去的低沉与郑重：
“沈医生，拜托了。”
沈清澜迎着他的目光，清晰而郑重地回应：
“我会竭尽所能。”
阳光在桌面上移动了几分，谈话结束。没有激烈的冲突，没有情绪的宣泄，只有一场极度冷静、高度理性，却又承载着生命重量的术前沟通。
他选择了相信她的专业判断。
而她，接下了这份沉甸甸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