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章武十一年（公元272年）春，南中之地在“礼乐初兴”的仪式感中焕发新气象，内政外务渐入轨道。卫将军诸葛瞻与北地王刘谌等核心决策层清醒地意识到，政权的长久维系与北伐大业的推进，绝非仅凭数位核心重臣所能支撑。历经数年经营，虽通过兴汉学宫培养了一批年轻吏员，通过南来才俊吸纳了部分北地士人，然人才匮乏，尤其是兼具忠诚、才干与实务经验的中高层官员短缺之困始终如影随形。现有官吏体系，或为随驾南迁的旧蜀官员年事渐高；或为南中本地擢升的豪族子弟，视野有限；或为军功晋升的将领，长于行伍而疏于政事。欲使新政有效贯彻，欲使三郡真正融为一体，并为未来可能的版图扩张储备力量，必须建立一套系统、公正、可持续的人才选拔机制，打破出身、地域的壁垒，广纳贤才。重启并革新两汉传统的“察举”制度，使其适应南中特殊情势，即推行“察举贤良”，已成为关乎政权生机与未来的迫切议题。
这一日，永昌不韦城王府议事厅内，一场关乎“选贤与能”的朝议正在进行。北地王刘谌端坐主位，卫将军诸葛瞻、安南将军霍弋、秘书令郤正、大司农张质、光禄大夫谯周等重臣齐聚。议题核心乃是由秘书令郤正根据近年吏治考核情况，提出的一份关于人才短缺的紧急奏报。
郤正面带忧色，持笏陈情：“殿下，卫将军，诸位同僚。今三郡政务日益繁剧，新辟军屯、盐铁、市舶、水利诸事，皆需干吏操持。然现有官吏或垂垂老矣，或才具平平，或囿于地域之见，难以胜任。各郡守常叹无人可用！长此以往，恐政令空转，新政搁浅。臣恳请重启察举之制，令各郡县荐举贤才，充实朝堂郡县，以应亟需！”
安南将军霍弋立即附议：“郤令君所言极是！军中亦缺通晓文书、筹算之参军、主簿。许多行伍出身之校尉，勇则勇矣，然管理军屯、核算粮饷则捉襟见肘。若能广纳贤士，于军政大有裨益！”
光禄大夫谯周却持谨慎态度，他缓缓摇头，言道：“殿下，察举之制，固是良法。然其弊亦深。昔在中原，察举常为豪门把持，易成朋党之阶，所谓‘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今我朝新立南中，根基未稳，若仓促行之，恐各地豪强、官宦相互请托，滥竽充数者众，而寒门真才反被埋没。且南中夷汉杂处，若所举非人，引发夷汉冲突，反为不美。不若暂缓，待风气更淳，再行不迟。” 其言代表了对于察举制度潜在弊端及可能扰乱现有秩序的担忧。
大司农张质则从实务角度提出疑问：“即便推行，以何标准察举？是重经学德行，如孝廉、茂才？还是重实务干才，如明法、治剧？各地情势不同，永昌多士子，牂柯多豪强，楪榆多商贾，夷区更有其独特考量，如何统一，方能公平？”
众人的目光再次聚焦于卫将军诸葛瞻。他静听各方意见，目光扫过案头堆积的来自三郡的政务文书，其中不少都反映出吏治效率的低下与人才的青黄不接。
“殿下，诸位。” 诸葛瞻沉稳开口，“谯大夫所虑，乃老成谋国之言，察举之弊，不可不防。张司农之问，更是切中要害。然，瞻以为，岂能因噎废食？人才乃政事之本，无贤才辅佐，纵有良法美意，亦成空谈。今时不比承平之世，我朝处存亡之秋，用人之际，岂可拘泥常格？当务之急，非为是否察举，而是如何革除其弊，创出一套契合南中现状、公平有效的‘新察举’之法！”
他走到殿中悬挂的南中舆图前，手指划过三郡，清晰阐述其“察举贤良”的革新方略：
“故此次察举，当遵循‘破格求才、务实为本、严核防弊、夷汉并重’之原则。具体而言：
其一，扩大察举范围，打破身份壁垒。” 他决然道，“不仅令郡守、县令荐举，亦鼓励军中将领、学宫博士、乃至有名望的致仕官员、夷人酋长，皆可荐才。所举之人，不限门第，无论士庶、夷汉、乃至归化之民，只要有真才实学，皆在察举之列。尤其要鼓励荐举精通律法、算学、农工、水利、夷情、海事等实务之才，此非独重经学之时也！”
“其二，确立多元标准，因需设科。” 他细化分类，“可暂设四科：一曰‘德行科’，察举孝廉、仁贤，重其品性，为地方教化之备；二曰‘文学科’，察举茂才、明经，重其学识，为秘书、学宫之选；三曰‘政事科’，察举明法、治剧，重其吏干，为郡县曹掾之需；四曰‘技能科’，此为创举！察举明算、工巧、知夷、通商等专才，为市舶、利器、屯田等署所用。如此，各类人才，皆有进身之阶。”
“其三，严定考核程序，杜绝请托。” 这是防弊关键，“所有被荐举者，皆需至永昌，由殿下主持，秘书令、光禄勋、卫将军府及相关部门长官共同参与，进行‘对策’考核。或问经义，或析案例，或解算题，或考技艺。务求公正，糊名评审，以定高下。对荐举者，实行‘保任制’，若所举之人确为贤才，则荐者有赏；若所举非人，甚至舞弊，则荐者连坐受罚！”
“其四，大胆任用，厚给待遇。” 他最后强调，“通过考核之贤良，不必拘泥资历，可根据其才，大胆授以实职，或为郡丞，或为县令，或入各司署任职。并厚其俸禄，显其荣耀，使天下知我朝求贤若渴，重才酬功之意！”
诸葛瞻的方略，既继承了传统察举的形式，又注入了务实、公平的新精神，尤其重视实务人才与夷才的选拔，极具开创性。刘谌听罢，大为赞赏，当即准奏，下诏命诸葛瞻总领其事，郤正、谯周、霍弋、张质等协理，制定详细条例，布告三郡，即刻推行。
诏令一下，南中震动。尤其是“技能科”的设立与夷人可被举荐的消息，打破了常规，引起了广泛关注与议论。
然而新政推行，阻力重重。诏令颁布月余，各地反响不一。
永昌郡守吕乂一类干吏积极响应，荐举了数名学宫优秀学子及一名精通水利的工匠。
而牂柯郡一些豪强大姓，则试图沿用旧习，相互串联，欲推举自家子弟，所荐之人多华而不实，对“技能科”嗤之以鼻。
楪榆郡商贾则对“通商科”兴趣盎然，然其推荐之人，多重利轻义，难以符合“德行”基本要求。
最难的在于夷区。虽有政策，然夷人首领多持观望态度，不解汉家官制，亦不愿让本族俊才远离部落。北地司甚至密报，有晋国细作趁机散播谣言，称“察举夷人”是为质其子弟，以控部落。
面对困境，诸葛瞻展现出极大的耐心与策略。他并未强压，而是采取分类施策：
对于牂柯豪强，他令郤正亲自写信给郡守，严申察举纪律，并派员暗访，对明显舞弊者，当即驳回，并申饬荐主，显示朝廷决心。
对于楪榆商贾，他指示市舶司，细化“通商科”标准，需通晓算术、律法、外语，且有诚信记录者方可，引导其荐举真正人才。
对于夷区，他请动在夷人中素有威望的安南将军霍弋，以及已通过“夷汉通婚”与朝廷关系密切的部落头人现身说法，解释政策好处，并承诺夷人贤良任职后，其家眷部落将受优待，并可定期返乡。
最重要的转折点在于首次“贤良对策”的举行。章武十一年夏，经过层层筛选，来自三郡的数十名被荐者齐聚永昌学宫，接受由北地王刘谌亲自主持，诸葛瞻、郤正、谯周、霍弋、张质及多位重臣参与的考核。场面庄重严肃。
考核中，果然发现人才各异：有永昌士子引经据典，侃侃而谈；有楪榆吏员精于算学，清晰核账；更有一位来自牂柯郡的年轻夷人自称“济火”后人，通晓汉夷语言，对治理边郡提出独特见解；甚至有一名原为工匠者，现场演示其改进的纺机，效率倍增。
谯周对经学之士赞赏有加，而对技能科者则颇不以为然。诸葛瞻则力主多元取士，最终，经综合评议，首批“贤良”脱颖而出，其中包括经学之士、明法吏员、精算人才、以及那位夷人青年和巧匠。刘谌依诸葛瞻之议，当场授予官职，或为县令，或入郡府，或派往市舶司、利器监，皆副其才。尤其对那位夷人青年，授以“夷曹掾”之职，协理牂柯夷务，以示殊荣。
此次“贤良对策”的成功，极大地提振了人心。各地见朝廷动真格，且真能选出人才，纷纷认真对待察举。此后数年，“察举贤良”成为定制，每年举行，为南中政权输送了大量新鲜血液。这些来自不同背景的贤良，逐渐充实到各级官府，带来了新的活力，有效提升了行政效率，也加强了夷汉之间的联系。
然而诸葛瞻并未满足，他深知察举仍依赖荐举，有其局限性。晚年他曾对诸葛尚感叹：“察举虽佳，终赖人荐。将来若有可能，当探求一种更公开、更直接的取士之法，使野无遗贤，方是盛世气象。” 此言隐隐为未来埋下了伏笔。
察举贤良制度的成功推行，标志着南中政权在人才选拔上走向制度化、规范化，为其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也展现了政权开放、务实的新气象。